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康有为认为他描述的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并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他的某些议论不免荒诞不经，但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寻找真理的热情，还是很值得后人感动的。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实行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他肯定劳动工人的崇高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康有为为后人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实行社会自治的理想社会。“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康有为在书中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他描绘了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那时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他描绘的太平世以开发人们的智慧为主，人人学习到20岁，人人都没有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康有为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公正、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天下为公。
《大同书》中的政治主张，和孔子提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和后来毛泽东主导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探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
虽然，这一系列理想都未能实现，或者部分实现，但从总体上失败了。但是，它反映了人类对专制制度的憎恨，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反映了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规律，反映了人类追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追求生活的共同理想。
为什么思想激进的康有为后来却成了保皇派，并反对暴力革命呢？原来，康有为从法国大革命中得出“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造成社会动乱80年，几百万人死于非命；如中国也闹暴力革命，必然会大乱几百年。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于1895年6月上奏光绪帝的《进呈法国革命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这也使得康有为只能成为一个思想传播者，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也正是他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之处。
毛泽东曾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样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那么，毛泽东是否找到了到达大同的道路呢？
《大同书》对青少年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最早知道康有为，就是从前文我们提到的他的表哥文运昌借给他的《新民丛报》上。读了《新民丛报》以后，毛泽东开始崇拜康有为。
1917年8月23日，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在写给他的师友黎锦熙的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意思就是大同世界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追求的共同目标。毛泽东显然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中“大同”说来谈自己的想法，这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说法，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的说法，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康有为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大概应该读过《大同书》了。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方面，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
1919年12月，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他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从其中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康有为的《大同书》对他的影响。例如，《学生之工作》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毛泽东的“新村”想法，实在是实现大同理想的一种具体设想。当然，此时，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问题。例如，《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论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文章介绍过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的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一直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作人本人主持。毛泽东于4月7日经八道湾访周作人，大概与此事有关。
《学生之工作》文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而康有为的《大同书》说：“贫民归公政府恤养。”“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死者归考终院料理丧葬。”两者的思想如出一辙。在这个“新社会”里，毛泽东设想“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朦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想寻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照吹拂的绿洲。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梦想，和他对巴黎公社的激情，后来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他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中。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曾经谈到个人的无上价值，批语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毛泽东把“国家”列为恶魔，也是受到《大同书》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在《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里，极力主张消除国家的危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大同书》对毛泽东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阅读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康有为的《大同书》，对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毛泽东对康有为在《大同书》描述的消灭家庭、私有制的大同前景十分向往，指出：“《大同书》所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并把《大同书》发给中央委员们阅读。
毛泽东在谈到康有为《大同书》时他说“康有为没有办法实现的理想，我们今天已经找到了实现的办法”。1958年，他高瞻远瞩地说：“现在看来，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现在开始，必须创造性地探索“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有效形式和途径”。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前往河北省徐水县视察。
毛泽东在火车上审阅河北省水利工程规划图（1963年）。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徐水县委做了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大部分劳力和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他老人家视察的地方，并按军事建制组织起来，团、营、连、班，哪一级出了问题，找哪一级的头头是问。道路两边的庄稼不得有一点杂草，地里有人干活就得要有红旗飘扬。县委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均被打发去偏远的地方下乡……
在看了路边长势喜人的庄稼和一块庄稼地里两座正呼呼腾焰的土高炉后，毛泽东走进了一个干净得几乎一尘未染的院落，正房是农业社的会议室，它的四面墙上，除了窗子，被各种锦旗、奖状、生产计划图表和上级下发的大跃进宣传画所淹没。
此后，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山东和天津。
毛泽东在被“大跃进效应”深深陶醉的同时，又在各地号召以徐水为例更广泛地撒播“大跃进效应”。
毛泽东离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怀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来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的试点。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中央、省、地和县各级一百多位干部组成的班子，对徐水的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田园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拿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又在一个月里拿出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
此后，《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这个决议显然是受了《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中有关于每天工作的时间的描写：“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
毛泽东还多次提到《三国志》东汉农民起义领袖张鲁设“义舍，置义米义肉”，并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亲自为《三国志·张鲁传》作注，发给与会者。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写道，“张鲁的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是开了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毛泽东在1958年9月视察一个公社的谈话可作进一步印证，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在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可以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不过，很快，毛泽东就意识到了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的错误。为了纠正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两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一年间，毛泽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65岁高龄的毛泽东向与会者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感人至深，许多与会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稳住了当时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步骤！是一次在全党范围普及马列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初始，许多人、许多高级干部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一时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样被搞乱的，经过这次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普及运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对不应盲从，决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总之，人民的盲从性减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当受骗的机会随之而减少了。直到今天，这种作风还在发挥着作用。许多不愿盲从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
毛泽东曾经主张过废除家庭
1958年6月14日，正值大跃进时期，刘少奇在向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这显然是受了《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第124页有这样的描写：“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总结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县的一个人民公社做调查。
以下是吴冷西在《忆毛主席》里的回忆：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