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中国人一样，也是海洋民族，他们的航海历史一样悠久，只不过欧洲人后来的航海光辉掩盖了其他海洋民族的航海历程，但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没有进行过欧洲人那样的侵略性航海行动，也没有进行过中国的威德式航海行动，甚至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官方航海行动，因而印度洋各主要帝国在航海史上显得暗淡许多。
阿拉伯人也是一个传统的商业民族。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工农业都进入了繁盛时代，其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在这一时期都非常繁荣。在赖世德时代，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活动就达到巅峰，穆斯林商人在这一时期取代了犹太商人和基督教商人的垄断地位，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波斯湾的西拉芙，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等，这些城市都成了贸易中心。尤其是巴格达，不仅是帝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从欧洲到中国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当时在巴格达几公里长的码头上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商船，其中就有来自遥远中国的大型远洋海船，在巴格达的街道上有专门的中国店铺。阿拉伯人的航海贸易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鼎盛，他们垄断了当时的东西方贸易，在曼苏尔时代，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的贸易已经相当繁荣，巴士拉与中国之间的航线早已畅通无阻，在9-13世纪，当时阿拉伯人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他们被称为番商，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番坊。当时，阿拉伯人从阿拉伯港口把纺织品、玻璃品和香水装运上船，然后运往东欧、中国和非洲，在返航时从当地运来日用品和奢侈品，如他们从中国运来丝绸、瓷器、香料；从印度运来老虎、豹、大象、矿物和染料；从拜占廷运来金银器皿、药材和女奴；从北欧和俄罗斯运来皮毛、白奴、蜂蜜和黄蜡；从东非运来金粉、象牙和黑奴等。
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达到了鼎盛，疆域辽阔，交际广泛，几乎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大国都有联系，而哈里发们也尤其擅长远交近攻的策略。在东方，哈里发们与中国皇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公元750-800年，曾先后有15位哈里发向中国派出了使节，中国皇帝们也友好地接待了这些使节，交换礼物。曼苏尔在兴建新都巴格达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另外，在公元757年，“唐至德二年正月，大食应唐之邀，派兵随着拔汉那和安西军队，开入中国边境，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在军事上助了唐朝一臂之力。”（丁克家：《唐代中国与大食的军事冲突及文化交流》，《阿拉伯世界》1990年第一期）这些都证明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与此同时，两国的商旅往来也十分频繁，阿拉伯人的商船队十分熟悉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到中国沿岸的航线，据《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在广州就有12万外籍商人，其中多数都是阿拉伯人。在北方也是如此，从唐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然后穿越中亚一直到大食，是自古以来的丝绸之路。相反，与大国友好交往的时候，阿拔斯王朝却经常对周边小国发动军事进攻，在整个阿拔斯王朝乃至整个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帝国几乎从未停止过对周边的侵袭。这些小国在阿拉伯帝国强盛的时候大多被并入阿拉伯帝国，有的被迫议和，称臣纳贡，有的被迫接受阿拉伯传教使团，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势力范围，而在阿拔斯王朝后期，这时阿拉伯帝国已经日渐势微，周边的属国的独立浪潮也就一浪接过一浪。在西方，阿拔斯人始终与法兰克人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经常互派使节，交换礼品。尤其是在哈里发赖世德时期，赖世德与查理曼大帝关系十分密切。因为双方都把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王朝视为忧患，阿拔斯王朝希望消除这个独立的伊斯兰国，以便统一伊斯兰世界；法兰克人则惧怕伍麦叶人势力强大，威胁到它在欧洲的势力。同样，与欧洲大国保持友好关系还有助于阿拉伯帝国与宿敌拜占廷帝国的战争，公元781年，曼苏尔时期，阿拉伯人终于击败拜占廷帝国，迫使拜占廷女皇爱莉妮签订和约，每年向阿拉伯帝国缴纳7万第纳尔。公元806年，赖世德再次发动对拜占廷的攻击，拜占廷再次屈膝，重新签订和约；公元838年，两国再次爆发战争。
从公元15世纪到18世纪，在阿拉伯哈里发管区、东非海岸和桑给巴尔以及马达加斯加岛之间，早已有一条传统的商路，运送着香料和丝绸，以及成千上万的来自黑非洲的奴隶。这是一条贸易之路、奴隶之路、海盗之路，罪恶的贸易不仅使阿拉伯和东非之间的航道逐渐成为“血泪的海上之路”，而且日渐闻名起来。欧洲人与中南非洲的殖民和贸易始于葡萄牙人的探索，但在此之前，阿拉伯人早已和非洲东海岸建立了持久的海洋贸易联系，并且在非洲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贸易城镇。
沿印度洋的贸易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足迹也遍布了东非海岸线，他们一路前行，一路修建大小不一的城市，大大推进了贸易的进行，并为在非洲沿岸奔波的同胞提供了休憩的场所。从红海沿岸、非洲之角到马达加斯加岛，这类“阿拉伯人—非洲人混居”的城市随处可见。然而，繁华退尽显沧桑，仿佛是许多城市的共同命运。欧洲人的西来，贸易权的垄断，阿拉伯人自身实力的下降，太多的原因导致这些昔日繁荣的城市一个个被废弃。之后，这些古城遗址也逐渐被自然的力量所毁灭，至今仍保存完好的遗址，仅有一座——盖迪城。
盖迪（Gedi）老城位于肯尼亚海岸，在肯尼亚最大的两个港口蒙巴萨（Mombasa）和马林迪（Malindi）之间，距离蒙巴萨大约六十五公里。“盖迪”一词来自加拉语，是“珍贵”的意思。这座城里的财富使它的名字名副其实。根据古老的传说，盖迪城的修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考古学家的发掘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地区发掘出了为数众多的出土文物，比如青铜工具、中国瓷器、钴玻璃、印度光玉髓以及凯林文字，我们仿佛能依稀看到，在公元前11世纪的古老的岁月里，盖迪的港口停留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船只，白帆云影，繁荣似锦。而在这之后，阿拉伯人来到之前，班图人也一度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并且建立起属于他们的城市。公元12世纪，阿拉伯人驾驶着他们的“达豪”在肯尼亚海岸抛锚登陆，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商业移民区。到了13世纪初，盖迪城被修建了起来，并很快发展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盖迪与印度、波斯、威尼斯之间广泛的商业关系使它不仅拥有大量的香料和贵重木料，还有无数金子、宝石和象牙。“达豪”这个词来自斯瓦希里语，泛指所有在印度洋中行驶的木帆船。当然，它们的大小和型号有所区别，但是所有这些船都以三角帆为标志。在那个海盗横行的时代，很多“达豪”船队航行在阿拉伯、东非和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之间，他们大多以奴隶贸易和海盗抢劫为生，但同时也给予了沿岸地区经济的繁荣。
盖迪城的黄金时代究竟达到怎样的繁荣程度？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得到更多的书面认识，然而，游历颇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伊斯德理斯在1445年的日记中曾记载了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这是一座“绚丽夺目的城市”，其中，“几乎每一幢房子都是美轮美奂的宫殿”。但城市的具体布局、建筑样式和风格、城市内聚集的人口数量等，只能从考古发掘的成果中了解一二。从现有的资料看，目前对外开放的盖迪古城遗址面积为四十五公顷，但这并不是盖迪的全部。盖迪的城墙环绕着这座阿拉伯石头城，高3米，用珊瑚礁和红粘土砌成，有3个城门方便出入。另外，这里数量众多的住宅可以满足3000多名居民的居住，到处都是房间、柱子、庭院、蓄水池、厕所以及石头走廊的残迹。阿拉伯人在盖迪不仅建造天宫似的住宅，而且修建了7座清真寺和一个面积上千平方米的总督府，有深达百米的古井，也有专用的贸易场所，以及长老们议事的大厅。富人贵族的房屋占地之大，建筑格局之豪华，都为世人惊叹不已。而且，和东非海岸大多数自然生成的城市不同，盖迪城有着目标明确的建筑规划，街道系统井然协调，这一切都表明，盖迪城的修建者的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而且具有前瞻性的思维，他所修建的城市在盖迪300多年的繁荣期中得到精心的维护，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担得起规划有序、管理得当的美誉。
如此兴盛的一座城市，在16世纪中期却突然消亡了。在盖迪城被毁弃之后的200多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存在根本不为任何欧洲人所知，连阿拉伯人也知之甚少。这真是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关于盖迪城消亡的真实原因，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是食用淡水的枯竭：由于盖迪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急剧上升，使得饮用水资源的供应变得非常紧张；人类的活动还使得饮用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再加上气候的变化，持续的干旱，最终使得盖迪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的居住。而有的学者认为，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是导致盖迪城毁灭的真实原因。1529年，在盖迪城临近的两个城市蒙巴萨和马林迪之间，有过一场惨烈的战争。当时葡萄牙人的势力已经侵入了东非，占领了蒙巴萨。担任蒙城领军的葡萄牙人努诺·达·昆哈（Nuno da Cunha），率领当地的葡萄牙驻军灭掉了马林迪，而盖迪距离马林迪只有十里地，因此也难逃一劫。这很可能是一场宗教战争，因为盖迪城的主要居民是从索马里来的阿拉伯游牧人和肯尼亚部落族人，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入侵，无疑为战争埋下了祸根。马林迪和盖迪的伊斯兰教徒本想借助人多势众的优势将这些葡萄牙异教徒赶出蒙巴萨，然而却被葡萄牙人击败，连经营多年的城市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盖迪城经过这一番劫难，虽然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也远不复当年之繁盛。
葡萄牙人撤出盖迪之后，当地的加拉·奥罗莫部落侵入了这座富庶的丛林城市，不仅大肆掠夺，还将盖迪城所剩无几的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以及驱逐，阿拉伯人建造的华美建筑，也被大量地摧毁，盖迪从此消失，仿佛一抹华丽的绚光，湮没在绿色树木形成的天然屏障之中，关于盖迪的辉煌也被人们从记忆中完全地抹去。
直到1884年，英国人约翰·基尔克爵士（Sir John Kirk）才凭着一把大砍刀闯进了似乎根本无路可达的盖迪，这个失踪已久的秘密之地，几百年来一直沉没在浓密的植物阴影中，昔日辉煌的一切都已成残骸，带着满目的沧桑创痍走入人们的第一张照片。之后，它又被后人遗忘了近五十年，直到1927年，才开始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陆续到来，研究并挖掘古城遗址，这里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中国明代瓷器和钱币等。1948年肯尼亚政府官方宣布，盖迪为“国家公园”，受到政府的保护，并对外开放。从此，这座废墟城市成了“东非的宝贝”，并且是这个东非国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现在，人们奔着这座古城遗址纷至沓来，有些是单纯的旅游观光，有些则是历史爱好者，来进行历史考古学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来寻找当年存放在盖迪城，而今仍下落不明的宝藏。盖迪城位于东非丛林的深处，突如其来的海难带来了无数的奴隶贩子及海盗们，这里成为他们绝佳的藏宝之地，百万财宝都遗落在这里，使这里更加神秘诱人。其中最著名的藏宝之人要数1870年“海盗之王”蒂皮·蒂普，当时，他劫持了一支由12艘船组成的阿拉伯船队，这支船队从哈里发管区出发，途经印度洋向桑给巴尔驶来。船甲板下装着的除了香料和布匹，还有满满100桶金银币，他们准备用这些钱在东非和中非购买奴隶。蒂皮·蒂普就带领海盗船队悄悄地跟在这支商船队后面，不动声色地监视着他们。后来，商船队在肯尼亚东海岸附近遇到了暴风雨，肆虐的狂风击打着海涛，导致这支船队不仅偏离了航线，而且被暗礁和激浪中的岩石撞得支离破碎。但是在大难来临之前，警惕的船员们早已把那100桶金币用小艇转移到了另外两艘没有损坏的船上。然后，通过一条隐蔽的大河的支流，他们把金币运到了盖迪城。当这些船员把金币藏好之后，就相互约定，不久就再回来把这批宝藏平分。然而，当他们乘着仅剩的两条船离开盖迪以后，就远远看见蒂皮·蒂普率领大批人马正在不远处等着他们。蒂皮·蒂普是个十分凶残的海盗，那几个人还没来得及解释就全被处死了。然而，过于自信的蒂皮·蒂普却怎么也没有能够找到那100桶金币。尽管他后来在此地辗转多次，但始终与那批宝藏无缘。
蒂皮·蒂普非常后悔，如果当时能留下几个活口就好了。正是他的后悔让后世那些热衷于寻宝和企望一夜暴富的人对盖迪古城趋之若骛，每年前往当地寻找宝藏的人不计其数，大量的阿拉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来到盖迪，几乎翻遍了每一寸土地，但都一无所获。20世纪90年代，德国有位名叫尼古拉·色拉诺的寻宝专家，通过考证大量的史料，写出了《海盗的宝藏》一书。这位著名的寻宝专家曾仔细研究了盖迪古城的平面图，并且认为，这些金币可能埋藏在盖迪的海玛清真寺和盖迪宫殿的地下。在此宫殿中，位于迎宾大厅和浴室之间有一口干涸的水井，他在水井深处发现了一组雕花，此组雕花各由两把弯刀交叉而成。他曾设想这些雕花可能是阿拉伯海盗们留下的标记，并在那里挖掘了3个星期之久。在30米深处，他发现了一块面积大约1.6平方米的正方形石板，但上面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无从辨认，继续往下挖掘也没有结果，当时由于经费已经用完，这位寻宝家只好作罢。但他相信，金币的传说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只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它。迄今为止，宝藏存放的地方仍然是一个谜。
其实，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最远处到达了东非沿岸的马林迪和蒙巴萨港（在中国的古籍上写作麻林和慢八撒）。虽然现在没有史料证明郑和曾经亲自到过盖迪城，但是在盖迪城的遗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痕迹。盖迪皇宫由10座建筑组成，其中两座分别命名为“中国瓷器宫”和“中国钱币宫”。考古学家们在中国瓷器宫遗址发现一个完整的16世纪初期制造的中国青瓷碗，同时还发现了大量15世纪的中国瓷器，包括青瓷、青白花瓷和橄榄绿色的碗、碟、坛、罐等，都是贵族享用的器具。当地考古学界认为，发掘出数量如此之巨的中国瓷器，说明当时肯尼亚与中国的商贸往来十分频繁。而在六百年前，中国商人随郑和船队到达盖迪，和当地人发展贸易，贸易量非常大。而且当时中国明代鼎盛一时，国力雄厚，非其它小国所及，各国商人都非常愿意用中国钱币作为结算货币，同时中国钱币也成了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中国钱币宫”就是专门储藏中国明代古钱的银库。甚至在盖迪古城还发现了写着“淳佑元宝”的古钱，根据年号判断，这是属于南宋时期的钱币。可见，盖迪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
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时，中国的太仓市和肯尼亚的马林迪市结为友好城市，作为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和终点。
从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看出人类海洋文明的一个特点：中国人主要在太平洋西部海域活动，阿拉伯、印度人等主要在印度洋活动，欧洲人主要在地中海地区活动，各自都有其传统的活动区域，当然，相邻两个海域之间也有贸易往来，如明帝国与印度、阿拉伯等国都有稳定的贸易往来，欧洲人与阿拉伯人也有贸易往来，只是由于苏伊士运河为开通前，船只从红海无法直接进入地中海，但“摩尔人”实际上早就扮演了东西方贸易中间人的角色。
但无论是阿拉伯人、印度人还是波斯人，都和中国人一样未能发现美洲大陆，为什么？因为没有利益驱使，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中国人都没有冒险进行探索的必然利益诉求，也就不会进行这样的探索远航，而欧洲人就不一样，他们非常需要找到通往东方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有强烈的利益缘由，因而，也只有欧洲人才会不惜财力物力进行航海探索，也只有他们对新岛屿、新陆地有强烈的占有欲望。这就是一种文明的选择，即不需要外部资源的文明也就没有外侵性，不会对新岛屿、新大陆、新航路感兴趣，因为这些地方对庞大的大陆帝国来说没有多少意义，不过是一片荒蛮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