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本色
1．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元丰二年（1077年），苏东坡任徐州太守。当时变法派与反变法派正在互相斗争，所以政治环境并不好，苏东坡虽然与王安石私人关系不错，而他在基层看到的多是变法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是反对王安石推行的那一套的。尽管如此，苏东坡作为一方长官，不能因为与领导政见不合，就不好好工作，更不能故意消极处理政务来阻碍变法。
苏东坡到任3个月之后，徐州发了大洪水。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5万贯，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苏东坡得知黄河在徐州以北约50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迅速蔓延，淹没了很多村庄和良田，他心里非常急。虽然，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可是水位继续高涨，到了九月，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位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引起居民的一片慌乱。
苏东坡一边安抚百姓，一边投身抗洪抢险工作，他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当时，那些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亲自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更大的惊惶。他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希望你们留来下。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他的一番话让大家只得又转身回家。
苏东坡在徐州搞了一个防水工程，长9840尺，高10尺，厚20尺。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他成天在泡在泥水里指挥。当时，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可在情急之下，苏东坡只得去恳求他们协助。幸好指挥官答应参加工程建设，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
对付洪水，一是堵，二是引。苏东坡在指挥加固城基和增加城高工程的同时，还派人在徐州北方将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水道。洪水威胁徐州城40多天后，终于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解除了水灾。百姓自然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苏东坡松了一口气，但他对临时的堤防还是感到不满，于是修表呈奏朝廷，附以详细数字，说明徐州存在的隐患，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以后的洪水。
苏东坡等了很久，也不见上面的回复，无奈之下他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3万贯，18石米粮，72个民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1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
由于苏东坡的努力，使得徐州百姓得免于水灾，人们从此心中开始爱戴“苏太守”，认为他是真正为百姓做事的领导。苏东坡造的黄楼不是供自己享乐，而是属于全城的居民，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徐州将来防洪的有了坚实的保障。黄楼落成仪式举行时，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记此盛事，刻之于石，以垂久远。后来，苏东坡遭朝廷流放，所有带苏东坡名字的石碑都奉命毁坏，徐州百姓将写有苏东坡文章的石碑投在附近的护城河里，得以保护。
在任职徐州太守之前，苏东坡已有一定的文名，但还没有什么德名。任徐州太守后，他的名气如日中天，他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苏东坡不仅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
苏东坡在实践中成熟，他明白了为什么孟子认为“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以德”和“以力”的不同。“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他所谓“力”即暴力，法家主张对内用刑赏推行法令，对外以武力进行兼并，这都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
苏东坡的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在他看来，权力专制和法律控制都是错误的，“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官心里必须装着“民”，才可以成为好官，因为官本身也是民。苏东坡有这一思想，所以他为民努力做事，出于自在本性，而不是为了捞取虚伪的名声，他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朋友，也就在情理中了。
【东坡名诗】
人老家何在，龙年雨未惊。酒船回太白，稚子候渊明。幸与登仙郭，同依坐啸成。小楼看月上，剧饮到参横。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次韵江晦叔二首》
2．不因地位改变而变色
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于1086年去世，宋朝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太后立即召司马光当政，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苏东坡很快得势上进，他被朝廷召还京都，在8个月内，他被擢升了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49岁。
苏东坡没有因自己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就唯领导意志是从，从而保护既得的利益，他还是他，一个本色的苏东坡。王安石死后，依照法制，当以国家名义发布文书，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接到任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夸奖王安石。怎么写呢？是按照领导的逻辑来一番虚伪的表彰，还是投合那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们的心意，将他贬得一无是处？苏东坡想，自己如何看待王安石这个是非人物呢？这些年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到此抛弃不成？最后，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很聪明，但是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等等。这篇圣旨既有颂赞，又有批评，他处理得非常好，真是大手笔之作。
为皇帝草拟圣旨，如果愿做御用文人，凭苏东坡的文才，这份工作是很容易的，也是很吃香的，因为可以得以亲密接触皇帝和太后，可苏东坡的本色不变，他越到最后就越有逃离的想法了。他的职务任命可是由朝廷亲自派人送到他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绶绳鞍路上的零配搭。当然他会告诫自己将工作做好，他也确实干得不错。在他任翰林学士知制法期间，经他拟的圣旨约有8多道，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妥帖工巧，简练明确，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
一个具有本色且想象力丰富的诗人，日日写这些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观点遮蔽、掩藏、扼杀的文字，他觉得不好玩了。当时，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苏东坡留有一间屋子，连接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苏东坡无所事事，只有对着案头的红烛发呆。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他倒是顿感一阵温暖。皇帝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子，由皇太后摄政，朝廷要发布什么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苏东坡记录，然后再用极为典雅庄严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说得好：“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要求取某职位时，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关键是苏东坡渴望内心的自由，愿意做本色的自我，以致他的内心与现实的矛盾必然难免冲突。
就在苏东坡为皇帝拟圣旨的期间，司马光去世了。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颢的弟弟程颐主办。理学家程颐，因受信仰的影响，处事一本正经。据说，苏东坡有些看不惯他那自命不凡的样子。程颐完全遵古礼办理司马光的丧事。根据当时的风俗，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告诉司马光儿子免了这礼节。司马光儿子说：“别人会觉得我不孝。”程颐回答道：“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
那天，苏东坡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原来当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所以程颐想拦阻大家。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说罢，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王府。每个人都站在灵柩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
苏东坡觉得奇怪，司马光的儿子平时待人很有礼貌的，父亲去世，大家来吊唁，他倒反而不出来接待客人。就在疑惑之际，有人过来告诉他，是因为程颐的禁止，说是于古无征，司马光儿子才不出来行礼的。苏东坡听到这话，气不打一处来，他当着全体官员，当着程颐的面批评起程颐：“伊川（程颐）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在大家的大笑声中，程颐耻得满面通红。可是就因苏东坡的这句直言，得罪了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后来，苏东坡遇到麻烦，二程在皇上面前没少说他的坏话。关于这一点，官场上高明的人，认为苏东坡欠缺修养。可苏东坡非滑头滑脑之辈，不会违心地去讨好人。
【东坡名词】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水调歌头》
3．利用有利位置多办实事
苏东坡真正可以利用自己所处的高层位置力行参政，时间不足3年。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
最初，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神宗推行的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
在苏东坡看来，哲宗与太后这种不彻底的措施，实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他思前想后，不得不给皇帝上表，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
苏东坡引用《孟子》上的典故，将当前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比作偷鸡贼：
宋国的大夫戴盈之来请教孟子。孟子说：“什么事？你讲吧。”戴盈之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免去关卡和市场上对商品的征税，今年不能实行了，就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废止现行的税制，怎么样？”孟子说：“假定有个人天天偷邻居的鸡，有人正告他说：‘这不是君子的行为。’那人却说：‘请允许少偷一些，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停止偷鸡。’如果知道那样事是不该做的，就该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
在某种形势和情况下，必须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抓好工作落实。否则，时间越拖，干扰就越大，执行起来就越困难。有些事不必想成熟了才动手，在执行中不断完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办事拖拖拉拉，不讲效率，滋长官僚作风和腐败习气。办事冷静与办事雷厉风行，两者并不矛盾。决策之前要冷静，审时度势；执行时就得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
苏东坡在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于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降尊纤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
这次上表，终于起到了作用，皇帝同意将“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而对于赤贫者的债务宽免之议，直到6年后，经苏东坡的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如果说取缔“青苗贷款法”是苏东坡由来已久的主张，带有党派意志色彩，那么他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超越党派与集团利益的行为了。
这次，他将目标对准腐败无能的朝廷，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为了获得官位，读书人拼命地读书，这一条路很难走，于是一些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两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
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人寇，几乎有中原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原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