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古文明中有许多独特的内容，下面作一些介绍。
氏姓贵族
氏为血缘关系，如中臣氏、苏我氏、物部氏、大伴氏等等。姓则表示门第尊贵，由大王（以后称天皇）根据贵族出身、功绩授予不同的姓；姓也是世袭的，不能冒姓，有臣、连、君、首、直、吉寸、村主、忌寸等等；平民有名无姓，直至明治维新之后，为了编户籍才开始以地名、住所位置等作姓氏，如山下、田中、三木、松下、龟田、柴山等等。
大和国初创时期，以氏姓贵族分管中央事务，中臣、忌部氏管祭祀，苏我氏管财政，大伴、物部氏管军事；地方则由地方豪族世袭。
部民制
大和征服过程中，一般不破坏原有的氏族组织。以“部”的形式集体隶属于征服者，被称为田部、舂米部等；对掌握先进技术的大陆、朝鲜移民或战俘，编为土师部、锻冶部、织锦部、衣缝部、史部、文部等等，由“伴造”（世袭）管理。朝廷（王室）的土地称“屯仓”、“屯田”；贵族的领地称“田庄”，如称为“苏我部”、“中臣部”等。部民制为日本特有的奴隶制。
大化改新
645年，中大兄皇子发动宫廷政变，次年（646）颁布“改新诏书”。（1）建立中央集权制，废除氏姓贵族的世袭官职制。（2）废除部民制，施行“班田收授法”：男子每人二段，女子为男子的2/3；六岁开始受田，每六年班田一次。仿唐均田制：唐采用永业、口分两制，日本则为口分制单一结构。（3）统一租赋，依照中国唐朝推行租庸调制（唐征税年龄为 20—60 岁，日本则改为16—66岁）。
遣唐使与中日文化交流
遣唐使：630—894年间，共任命19次，成行16次（包括迎送唐使各一次及到百济一次），包括大使、副使、留学生、学问僧和随员，人数最多时达4船500—600人。其中著名的有：
吉备真备（约695—775年）：出身贵族，原姓下道。717年与阿倍仲麻吕（晁衡）、大和长冈等同为留学生；734年回国，带回唐礼、历学、音乐诸书。历任要职，并教授经史、算术、音韵。746年，赐姓吉备。752年，任遣唐副使，再度入唐；754年归国，官至右大臣（太政官之一）。曾和大和长冈共同删定枟养老律令枠，著有枟私教类聚枠（一说曾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片假名）。
空海（774—835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俗姓佐伯，幼名真鱼，赞歧人；18岁出家。804年，与最澄等人入唐，遍访各地高僧；806年归国，带回经疏216部及佛像、佛具等，创真言宗。创办日本最早的私立学校“综艺种智院”；工诗文、书法；著有佛学、文学作品及枟篆隶万象名义枠（日本第一部“汉文字典”）。空海著作颇丰，文章不输于汉儒，对诗学、佛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书法自成一家（一说曾利用汉字草书字体创平假名）。
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698—770年）：大和人，717年来华，入国子监太学，结业后历任唐左春坊司校书、门下省左补阙、秘书省秘书监等职。善于诗文，与李白、王维、赵骅、包佶等文人学士结交。753年回国途中被风暴漂至安南，756年重返长安任官；770年逝世，埋骨长安。许多书中都指出，他与吉备真备齐名，是遣唐留学生的“双璧”，两人相比，各有千秋。吉备真备比较注重实学，回国后，在政治、文化、军事、法律上施展才能；而阿倍仲麻吕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善诗能文。
最澄（767—822年）：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近江人。12岁出家，804年与空海等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受天台宗，后又从他人受禅宗、密教；翌年归国，带回经疏230部，创天台宗。著有枟守护国界章枠、枟法华秀句枠等。
园仁（794—864年）：俗姓壬生，下野人。15岁登比睿山，师事最澄；24岁受大戒，年后始讲学于法隆寺、天王寺，入唐前园仁已是日本佛教天台宗一位高僧。838年入唐，前后游历10年；847年，携佛教经疏、仪轨、法器等回国。其著作百余部，其中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枠与枟马可·波罗行记枠、玄奘的枟大唐西域记枠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此书是研究唐朝社会、宗教、文化、习俗的珍贵史料。
还有一位著名人物是唐朝的高僧鉴真，在这期间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鉴真（688—763年）：日本律宗创始人。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26岁在扬州大明寺讲经布道，座下名徒辈出。应日僧荣睿、普照等人所邀，于742—748年间，先后五次东渡，均告失败，荣睿与一些中国弟子也病死，鉴真本人则双目失明；753年，第六次东渡成功，次年抵日本首都奈良，传布律宗。在东大寺建立戒坛，为天皇、皇后、太子授菩萨戒。759年，又主建唐招提寺，同时介绍中国的医药、建筑等，后死于唐招提寺。他被誉为日本医药之祖，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的行业技艺均也被认为是鉴真所授。陈垣在枟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枠一文中说：“谓鉴真和上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认为仅靠枟唐大和上东征传枠中的一句话，是孤证。
中古及以前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综述：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列岛形成之初原与大陆相连，在1万多年前与大陆完全分离之后，中国的大陆居民仍利用日本海的左旋环流和季风，经朝鲜海峡，来到日本。故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遗物均与中国大陆有渊源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枟山海经·海内北经枠有“倭属燕”的记载。司马迁的枟史记枠记载有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五谷百工、弓弩手等渡海到蓬莱寻求仙药的故事。现有研究者认为蓬莱即是日本，故“徐福学”成了中日两国学术界感兴趣的一门学科。枟汉书·地理志枠则已明确记录东海“倭人”向中国进贡之事。枟三国志枠的枟魏志·倭人传枠是我国第一部详细记述日本国情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史籍。此后，从枟后汉书枠到枟清史稿枠，中国历代官修史书中都有专门记载日本及中日交流的“倭人传”、“东夷传”或“日本传”等。日本考古发掘出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和大量的铜镜、玉器或刀剑之类的物品，证实了中国史籍的记载。早期中日文化交流主要经朝鲜半岛，通过中国、朝鲜移民，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偏重于物质文化，如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
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及以后的遣唐使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层面极其广泛，涉及制度、教育、礼仪、历法、宗教、文学、音乐、建筑、茶艺等等诸多领域，这是日本全方位地学习中国，加以吸收、融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日本自己的文字、制度、文学、艺术的时期。
中国五代宋元时期，即日本的平安后期、镰仓时期和室町前期，中日两国经济交往频繁，还有不少日本僧人入华求法。交流内容有商品贸易和宗教、学术、文学、艺术等，尤以禅宗传入日本最为突出。
中国明清时期，日本室町后期、安土桃山时期与德川时期。明代，中国与日本开展官方的勘合贸易，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也同时进行。室町幕府曾派遣19次遣明使，明朝政府也派出访日使或送日使使。这期间中日僧侣也互相交往频繁。后来，出现倭寇与明朝的抗倭战争，影响了两国的关系；但也刺激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这期间，中国各类书籍包括经史典籍、小说、佛经、碑帖、医学著作等大批传入日本，还有一些文人、僧侣进入日本，推动了相互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随后中国的海禁与日本的锁国政策不仅妨碍了两国之间的交往，也直接影响了两国的发展，从此西欧开始领先于世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才重新跟上世界的潮流，而中国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则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摄关政治与院政制
当天皇年幼时，辅政者称摄政，天皇年长时，摄政者称关白，实为独揽朝政大权，史称“摄关政治”。866年，藤原良房正式获得“摄政”称号；887年，藤原基经首次称“关白”。藤原氏始祖是大化改新的功臣中臣镰足，后赐姓藤原。经济上，在寄进型庄园形成过程中，藤原氏凭借寄进土地，成为中央贵族中最大的庄园领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上，藤原氏利用与皇室联姻，以外戚身份控制皇室，如藤原道长曾先后将自己的三个女儿立为皇后，在这前后连续有八个天皇都是藤原氏的外甥或外孙；藤原氏还制订了家规，女儿怀孕必须回到藤原氏邸宅，分娩、育婴亦在母家，致使天皇自幼便受到摄关家庇护，成年后也自然要受其挟制，从而达到完全控制皇室的目的。摄关政治是日本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政治体制，它标志着自大化改新以来所建立的律令制的瓦解。摄关政治并不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体制。藤原氏政治堕落、生活腐化，鬻卖官职的贿赂之风盛行；藤原氏的家政机关——政所等于朝廷，藤原氏自誉“摄关即天子”。这样，律令制下的太政官制受到极度削弱，形同虚设。
1068年，由于藤原氏的后妃未能生下男性后嗣，故与藤原氏全无外戚关系的后三条天皇继位。他就任时已是壮年，又性格豪放，不愿意充当摄关政治的装饰品，力图摆脱藤原家族的控制，于是一批反摄关家的势力就集结在天皇周围。天皇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1069年颁布庄园整理令，设置“记录庄园券契所”，审查庄园主提交的文书，凡没有契约文书的或不合批准标准的庄园则予以停止和没收；并严令摄关家也要提交文书。这项措施本身虽收效不是很大，但打击了藤原氏的势力，并获得中下层贵族和领主的支持。后三条天皇在位才四年，未能彻底进行改革。继位的白河天皇，继续实行打击摄关家的政策。1086年，白河天皇让位于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自称上皇（出家后称法皇）。白河上皇为增强皇室权威，抑制摄关家，在其宫殿建立院厅；院厅设有别当、年预、判官代、藏人等官员，由上皇的近臣担任，处理院厅事务；院厅还能直接发布“院宣”、“院厅下文”，其权威性高于天皇的诏令；上皇还对国家政务、朝廷官吏的任免拥有最后决策权。在白河院之后，鸟羽、崇德和后白河等相继实行院政，在日本史上称之为院政时代（1086—1192年）。在院政时期，上皇的权威压倒了摄关家，其原因是院厅以受摄关家压制的中下层贵族和地方领主为基础，还利用佛教僧侣的势力（白河、鸟羽、后白河三位上皇均笃信佛教，都出家当了法皇）。上皇的地位较少受制约，不受法制、惯例的约束，可以自由行动；上皇的近臣大多属于国司阶层，在朝廷的官职不高，但地方却拥有实力。总的说来，摄关政治是以外戚为基础，而院政则是上皇利用父权来左右朝政。在本质上，两者都代表保守腐朽的封建势力。上皇以庄园整理令为手段，滥设“知行国”，使得许多庄园转入院厅及其近臣手中。上皇（法皇）与摄关家一样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营建华宅、追求享受；白河、鸟羽和后白河三位法皇还兴建壮观的大寺院，塑造大佛，不仅耗费大量钱财，还造成一些大寺院拥兵自重、横行地方、鱼肉乡邻；院政时代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更为尖锐复杂，最终导致武士势力的膨胀、幕府政治的产生。
幕府政治
自从1192年，源赖朝在镰仓建立幕府政权起，日本长达近700年特有的二元政治体制（1192—1867年，包括“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和“江户幕府”）形成。天皇政权与幕府政权并存。虽然中央八省的完整机构仍然存在，律令与天皇诏书依旧发布，甚至幕府将军还得由天皇任命。但幕府所设的政所、问注所、侍所才是统治日本全国政治、司法、军事的中央机构，而天皇政权则是傀儡机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元首并不左右朝政，幕府将军才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这就是军事封建贵族掌握实权的日本中世纪特殊的封建政治体制——幕府政治。
日本的幕府政治的产生，是与武士和武士集团的形成密切相关的。723年，政府颁布“三世一身法”，以鼓励开荒；743 年，又发布“垦田永世私有令”，承认开垦荒地一律私有。这些法令促成垦荒和土地私有化的热潮，最终导致国有土地的丧失和班田制的废弛，10世纪初，班田制绝迹。8世纪末，贵族、寺社的土地逐渐形成庄园；到10世纪中叶，庄园制度已在全国确立，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在“摄关政治”的前后200余年间，政治腐败，盗贼横行，贵族为争夺土地而互相火并，甚至反叛朝廷；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也为扩充势力，抢掠别的庄园，往往组织自己的家族与部分庄民，加以武装。这些武装的庄民，起初是以农为主，兼而为武；后来，逐渐变成以武为主，甚至脱离农业生产，成为专门从事保卫庄园和对外争斗的武装力量。寺院与神社的庄园，也组织了“僧兵”。于是“武士”开始登上日本的政治舞台。
武士阶层因为适应于统治者的需要，逐渐在社会上取得重要地位。起初，武士与庄园主结成封建的主从关系，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势力的封建军事贵族。武士势力的出现与强化，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步成为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武士团。武士团之间通过兼并与联合，形成了源氏、平氏两大集团。
源氏是嵯峨天皇向诸皇子所赐之姓，称源朝臣，始于814年。以后诸代天皇也相继给自己的皇子赐姓源氏。在源氏子孙中，以武士著称的是清和源氏。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孙子经基王的子孙。961年，经基王被赐姓源氏，降为臣籍。上层贵族倚重清和源氏，始于经基王之子源满仲。到11世纪后叶，源氏的势力增强，成为“天下第一武勇之士”，深受各地武士信赖，慕名而寄进于其名下的武士不计其数。
平氏也是皇族的赐姓，平氏作为武士称著的是桓武平氏，系桓武天皇的曾孙高望王系统的后裔。889年，高望王接受宇多天皇的平朝臣的赐姓，是为桓武平氏之始。平氏势力在关东的上总、下总、陆奥等地发展，时有“关东八平氏”之称。但在源平斗争中，使平氏势力达到鼎盛的，则是以伊势、伊贺为据点发展起来的伊势平氏。1167年，平清盛当上了太政大臣，平氏取代了藤原氏，建立起平氏的专制政权。这标志着武士集团首领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而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政权形式已露端倪。
1185年，源赖朝的将士全歼平氏军队，迫使平氏扶植的年仅8岁的安德天皇投海自杀。源赖朝又先后平定各地反叛势力，于1192年，在镰仓建立幕府政权。
妇女
日本神道教崇拜的皇祖神——天照大神是一个女神，这是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公元1世纪末至3世纪时，日本出现的邪马台国的统治者卑弥乎及其继承人壹与均是女子；在8世纪，日本的天皇中还有女性。在平安时期的生活中，妇女仍有很大的自由，而且在文学领域里占有主要地位。如平安朝的宫廷女侍紫式部著有枟源氏物语枠。即使在镰仓幕府初期，妇女也还可以继承财产，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如镰仓幕府创立者源赖朝的妻子北条政子，在将镰仓幕府的实权转入北条家族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妇女地位在儒家学说和长期的封建制度的统治下，逐渐下降而成为从属于男子的生儿育女、延续家系的工具；上流社会的妇女则成为男人的玩物与侍女。一个家庭可以通过出嫁女儿，加强同另一个家庭的关系，因此对女儿管束很严，要使她成为一个有教养、具有好名声的，在婚姻市场上有价值的商品。在日本，女子结婚年龄较早；18世纪，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27岁，而女子则是19畅5岁；并且姑娘出嫁时，没有什么嫁妆。因此家庭地位较低。妻子要无私地献身于她丈夫的家庭的幸福，媳妇一般都受婆婆的严厉管辖与约束；至于社交生活，已婚妇女是没有份的。鉴于婚事的决定，是出于家庭的需要，而不是青年人相互爱慕的结合，因此，夫妇之间的爱情似乎是次要的，婚后可有爱情，也可能没有；夫妻之间一般不在人前表露相互爱慕之情，某些男人对妻子粗暴无礼或有意贬低；大多数妇女则做梦也未想到要在别人面前称赞自己的丈夫。双重道德标准较为普遍，许多男人可以胡作非为，而对女子则要求保持贞洁。事实上，日本已婚妇女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交生活，她们的生活圈子仅限于丈夫、孩子和少数几个近亲或学生时代的女友；她们一般也不同丈夫外出赴宴或参加聚会。在农村，妇女则保有较重要的地位，因为她们与丈夫共同参加田间劳动，因而保持着个人比较朴素的独立性，在家中拥有相应的发言权。
妇女地位的降低是一步步渐次形成的。如在大化改新时，女子分的土地是男子的2/3，意味着妇女在财产分配上地位的下降。又如在藤原氏专权时期的“摄关政治”中，藤原家族为了控制皇权，总是将女儿作为政治筹码，让她们嫁给皇室。到了幕府时期，武士称雄于社会，妇女显然没有男子那样英勇善战，因而就逐渐被排挤出封建社会的主流，而成为男子的附属。正如赖肖尔所说：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夫妇上街时，妻子总是恭恭敬敬地、亦步亦趋地跟在丈夫后面走，吃力地背着孩子或其他东西；而男的却像个老爷似的神气活现地迈着大步在前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