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董军出城
6月10日，慈禧颁布上谕，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端王集团大将）、工部右侍郎溥兴、礼部侍郎衔那桐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并且命令对于新差事所有人都不许推辞。第二天（11日），慈禧将比较“亲洋”的礼部汉尚书廖寿恒撤销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并且告诉大家：我已经任命端王管理总理衙门了，即使端王因为“公务繁忙”，不能去总理衙门坐班，但凡你们有涉及洋人的事务，也要去找他商量（“该郡王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如该衙门遇有紧要事件，仍着随时会商”）。
我们知道，管理总理衙门的原来是庆亲王奕匡，慈禧并没有撤掉奕匡的职务，却把端王给升了上来。但很显然，慈禧已经把管理总理衙门的权力交给端王了，并且端王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看来，慈禧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
不错，在洋人一再苦苦相逼面前，在西摩尔大军即将进入北京的巨大压力面前，慈禧确实是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不过，如果说慈禧从此就与端王集团一条心穿同一条裤子，接下来就是“众志成城抗洋”了，那就是太不了解慈禧，也太不了解大臣了。
1884年，朝廷和法国关系紧张，李鸿章大人又搬出了他的老一套——主和。而一帮清流言官自然是要激烈反对的，这些人上奏折的上奏折，请愿的请愿，积极主战，这其中包括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慈禧也是不胜其烦，于是她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把张佩纶等一帮言官通通派到东南海防前线，让他们去“会办军务”。一群连洋枪洋炮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的人去带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佩纶保了一条命灰溜溜地回来了，受到朝廷严惩。而经过这一段经历后，张佩纶似乎思想大变，他后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成为李鸿章的女婿，生了个儿子取名提摩太·C.张——他生的女儿就叫张爱玲。
慈禧在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载漪。对于这帮王爷，她是太了解他们了，虽然他们平常时刻嚷嚷着要“抗洋”，平常也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但那还是离与洋人作战很遥远，离战场还很遥远。他们的“抗洋”从来就是让别人去抗（比如义和拳），而他们自己躲在后方，一旦真正发生危险，战争逼近，他们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几十年来的情况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现在，在洋人兵临北京城下之际，在她自己遭受极大的威胁之际，慈禧需要把几个人推到前台，把他们放到火上去烤。而与此同时，把当前最重要的部门总理衙门的实权给端王，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因为慈禧接下来要做另外两件事情。
这就是慈禧的“倒向”，不仅是“别有用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她确实是“倒向”了你，但“倒向”了你也是站在她的角度来衡量和考虑一切问题，不是需要拿你来当枪头，就是需要你成为她的替罪羊、牺牲品，去替她挡子弹。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朝廷中总会有那么一群遇到事情就缩回去、每天打哈哈、尸位素餐的大臣（比如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就从来没见他表过态），他们才是真正的明白人，他们很懂得“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我打我的哈哈，我过我的好日子，千万不要引起太后的注意，她一注意你，麻烦就大了！
6月10日，在擢升端王的同时，慈禧已经开始实际行动了，毕竟阻截西摩尔大军需要的是真刀真枪，必须立即派一支军队去北京火车站周边布防！而她的手中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前一天刚刚护卫她回宫的董福祥军。这就是慈禧要做的另外两件事情之一——调董军出城！
6月11日清晨，董福祥率军出城，来到北京火车站周边（即马家堡火车站，位于外城永定门外约3公里处）。董军在这里紧张地布置军事防线，严阵以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
而与此同时，使馆区也在前一天接到了西摩尔已经出发的报告，他们也在6月11日清晨，先后派出了几批人前去火车站迎接。人群中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有日本公使馆三等书记员——杉山彬。
杉山彬被董军刺死
等到中午，他们也没有发现西摩尔军专列的到来，萨瓦戈可能有点饿了，他可能想回使馆去吃碗意大利面。于是，他带着一行人开始打道回府，而杉山彬决定由他一个人单独再等一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在火车站周边逗留太久，因为——可能会有意外。
旁边的董军士兵正在高度紧张地建立军事防线，而他们看到使馆区洋人一批接一批地前来迎接“敌军”，很多人都是怒火中烧。萨瓦戈回去之时，士兵就对他进行了盘查，并要动手，多亏萨瓦戈身边带着保安，他自己就先逃了。而这一切，仍然在火车站单独等待的杉山彬是不知道的。
等到下午，杉山彬还是没有发现西摩尔军有到来的迹象，于是他也准备回去了。
当他往回走的时候，被巡逻士兵喝令站住，验明身份，士兵发现他不是公使，只是迎接西摩尔军的“书记生小官”，众兵大哗！
杉山彬顿感大事不妙，他立即提出要见“大帅”（董福祥），或者请董福祥去日本公使馆，由日本公使向他谢罪。
“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矮子所能见！”士兵们喝道。于是众人“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这就是《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的杉山彬之死的详细过程。《西巡》虽然不是官方正史，但据证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萨瓦戈和杉山彬虽然确实刺激了军纪不好的董军，但群起动刀杀死一个洋人也是比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人真的是动怒？有没有被人收买？《西巡》接下来是这么记载的：
事闻太后（报告给慈禧），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有没有士兵被收买），董力辩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后闻奏，默然良久？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
看来，董福祥这个“老粗”也不是“死忠”于慈禧的，局势大乱，前景不明，谁都会给自己留条路，即使董福祥他自己是清白的，也不能保证他的士兵就是清白的。慈禧无法调查董军，只好在两天后（6月13日）命令“各有关部门”（“各该衙门”）限期破案，如果限期不能破，“定行严加惩处！”，又派荣禄代表她本人去日本公使馆致歉。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贯嚣张的日本人这次在自己的外交人员死了之后却表现得相当“克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只是冷静地要回了杉山彬的尸体，对朝廷“追查”的下文也没有去过问了。
日本人也不是白种人，死个非白种人，那些欧洲国家的公使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既然日本人要故意低调（原因后详），那么他们就更懒得去过问了，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根据时任军机章京王彦威在《西巡大事记》中记录，后来，光绪皇帝就杉山彬之死向睦仁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提到死因是双方“口舌细故”，日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杉山彬的死因是个历史之谜。他有死于谋杀的可能，但缺乏证据，我们只能确认这是一起双方事故，单纯指责董军的“暴行”或者日本外交人员的“蛮横”都是有失偏颇的，“双方事故”的说法在当时就得到了清日两国政府的认可。
而此时的慈禧最关注的也是城外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情况，可是，又等了一日，大军仍然是杳无踪影，似乎是要跟大家捉迷藏。既然西摩尔军还没有来到北京，还在京津之间，那么正好令裕禄等天津方面的军队一起阻截。
6月13日，慈禧发布上谕：“着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此前聂士成军在津芦线上保护铁路），扼要驻扎，傥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如洋人一意进京，可以开火），并着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着督（裕禄）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大沽口外还有洋人的军舰），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是慈禧给裕禄的明确授权可以动武的命令，对于这位裕禄大人，慈禧是非常了解的，你不给他一道可以动武的明确上谕，就算洋人骑到他头上了，他一定没什么脾气。现在，有了一道给他壮胆的上谕，估计他也能够为阻截西摩尔军进入北京尽点力了。
然而，就在命令裕禄武力阻截西摩尔军的同时，慈禧又调山海关的武卫军左军前来“剿匪”——“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着宋庆督饬马玉崑（宋庆年纪太大了）克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慈禧的这道命令是很让人看不懂的，刚刚命令武力阻截西摩尔军，又要去“剿匪”，难道慈禧是想两面受敌？或者老太太“玩弄权术，昏庸无道”，而慈禧的秘密其实从下一个举动中就可以看出来。
慈禧又同时派出总理衙门的大臣许景澄、那桐（这两位比较“亲洋”）以及刚刚从直隶出差回京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头前往各国公使馆，希望能够劝说和请求他们令西摩尔“退兵”——很显然，西摩尔军是公使叫来的，能退兵的也是公使。
这就是慈禧的秘密，她虽然责成裕禄等人，做好了“武力抗洋”的准备，但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进行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裕禄的“动武”也只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在慈禧内心的最深处，她还是不希望与洋人动武，她在尽最后一丝努力避免与洋人开战，抓住最后一丝避战的希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调武卫军左军进京是一种两手准备：如果真的与洋人闹翻了，那就作为天津方面的援军；如果与洋人的关系又好转了，就去清剿义和拳——反正是看需要指哪打哪。而正因为是一种两手准备，不是调过来立即与洋人干仗的，调左军的上谕就只能以“剿匪”的名义发布，这里面涉及一个极小的细节。
给裕禄的命令和给宋庆（马玉崑）的命令是不同的，裕禄原本就在天津，如果洋人进犯，让他率军抵抗就是，而马玉崑需要的是把军队从山海关外开进北京，如此大张旗鼓地调军，极有可能会引起洋人的注意，而慈禧又没有铁下心来与洋人开战，所以上谕中就只能是“剿匪”的名义，将来总理衙门或者马玉崑本人还可以拿这道谕旨给洋人看啊。
老太太，莫非您也知道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
在6月13日，在等了两天还没见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时候，慈禧在应对西摩尔军入京问题上拿出了最为强硬的态度，因为她对洋人的恐惧也达到了顶峰，但吸取了上一次顾此失彼的教训，慈禧这一次并没有只把眼睛盯着洋人这一方面，她也顾及到城内的义和拳。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内拳民的情况，虽然他们已经入城并且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但这都集中在外城。内城城门虽然也是禁旅八旗在把守，但九门的守卫毕竟不同于外城，它更加严格，更何况慈禧之前已经多次严令九门戒严巡查——于是，外城的骚乱也一时无法波及内城，内城只有少量已经混进去的拳民或者本来就在内城的拳民。慈禧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拳民突进使馆区所在的内城，于是6月13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特别严令了九门加强守卫（“至城门稽查，本有专责，不得稍涉疏纵！”）。
然后，慈禧开始做那两件事情里的第二件——撤换北京市市长，加强对京城的实际掌控（“以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为顺天府府丞并署顺天府府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原来的顺天府府尹是偏向端王集团的何乃莹（没有他的配合，八旗军也不会那么方便“放水”），而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
对于这一天，慈禧等得太久了，既然端王集团想要掌控京城，那么她自然就要审时度势绝地反击，而不是坐以待毙。既然禁旅八旗里面烂泥一堆、外面铁板一块，只能通过新扶植的武卫军去制衡，那么可以先从京城的行政官员下手，找时机撤换。6月10日，表面上是给端王升了职，实际上是把他放到火上去烤，并且对慈禧的人荣禄所掌握的实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总理衙门表面上是权力中心，实际上是有权相当于无权，反正涉及洋人的事情大家都搞不定。一句话：以端王入主总理衙门的虚荣换来对北京的实际掌控，值！
但是，慈禧远远想不到的是，她这个时候动手，似乎有点太晚了。
义和拳突进内城！
端王集团是一群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形势、利用形势的人，这“形势”不仅包括洋人对朝廷的举动，也包括慈禧本人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是躲在暗处，后发出招，而他们手上还有一个目前慈禧完全无法掌控的力量——拳民。
6月10日，在“被升职”之后，端王并没有高高兴兴地去总理衙门坐班，他似乎也很精，看穿了慈禧的意图。端王大人估计是猫在家里和心腹们“观察形势”。
他们只知道，洋兵大队又要进京了，太后又被吓到了，朝廷对于义和拳的清剿又不会像以前那样严厉了，朝廷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义和拳和“抗洋”了，更何况——原本调进来震慑他们的董军又被调出去了。好嘛，机会！这是将拳民继续引到内城的机会！
但是，进九门毕竟不像进外城七门，慈禧也已经多次给步军统领衙门下过严令了，崇礼也只听慈禧的。也就是说，端王集团又需要“趁火打劫”，把拳民引进内城还需要一个导火索，一个既能造成大规模骚乱又不会被追责的导火索。
端王集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而且是洋人送上的。
6月12日，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出现在了内城使馆区外的道路上，他们头戴红头巾，带着马刀——这是使馆区周边第一次出现如此装束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如此装束的人都是拳民，在义和拳进城后，头戴红头巾、携带武器已经成为了北京普通百姓一种自保的措施或者时髦的打扮，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这是非常流行的。所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拳民，也很可能不是，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他们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使馆区附近。
此时的使馆区有“使馆卫队”守卫，也正在等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两抹红光突然出现在周边，有一个人正好发现了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