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使馆区着名的“人见人厌君”——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人的脾气暴躁和大嘴巴在使馆区是有名的，连其他公使都在私底下称他为“粗鲁的日耳曼人”，平时他爱冲动，从来不把大清和清国人放在眼里。
见到义和拳那标志性的红色，克林德立刻勃然大怒，他追赶过去，举起手中的文明杖就开始殴打两人。年纪大一点的被打跑了，而那位可怜的少年被拽进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出自时任大清海关英国雇员的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几乎就在克林德绑架这名少年的同时，混进内城的少量拳民首次在内城烧教堂（“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听闻教堂被烧，克林德等人更加愤怒了，他们将少年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6月13日）中午，克林德将少年的血衣和一封警告信送往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限时赎人（“过两点钟，匪命休矣”）。
总理衙门上奏慈禧，慈禧令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九门提督崇礼、左翼总兵英年和署右翼总兵载澜，前往德国使馆请求放人。载澜还是端王的弟弟，朝廷的辅国公，慈禧把他都派出了可见给足德国人面子，而克林德干净利落地拒绝放人，他给出的理由是——“朝廷没有采取有效的剿拳措施”。
原来这个老家伙只是要借这个少年人质来说老问题——朝廷剿拳不力啊。
在步军统领衙门与克林德交涉的同时，“使馆卫队”在使馆周边戒严，“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仲芳氏：《庚子记事》）。
崇礼等人空手而归，少年被德国人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并且迅速从内城传到了外城，传言那位少年已经被德国人打死（此少年后来下落不明），更加恐怖的是：传言“使馆卫队”将出城，屠杀所有的拳民和百姓！
外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夜幕降临之际，内城前三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当时俗称“哈德门”或“海岱门”）开始爆发人潮大规模挤进内城的骚乱！
酉正（下午5时至7时）？方由署散值（刚从单位下班），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是夜子初，崇文门外，拳匪麕（jūn）集千余人，喊叫开城，神机营兵把守，并上城堵御，洋兵随亦上城，放排枪击毙拳匪十余名？”（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
相信大家还记得，13日这天慈禧是已经下过一道严旨强调九门守卫的，太常寺卿袁昶虽然平时是“亲洋派”，但他也指出正是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产生了拳民突进内城的导火索——“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克林德）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
双方冤冤相报的打杀正式开始。
冤冤相报：洋人主动上街剿杀拳民
入城的拳民首先直奔使馆区而去，而“使馆卫队”架起马克沁机枪扫射，拳民改为远离使馆区，放火烧教堂作为报复！“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6月13日夜，四大教堂中的三座——宣武门内的南堂、崇文门内的西堂、王府井大街的东堂全部被烧毁，剩下的只有北京城里最大的教堂——皇城西安门内的北堂（西什库大教堂），这里有法国主教和许多传教士，“使馆卫队”分出了43名士兵守卫。
而2000多名教民紧急逃进使馆区避难，另外3000多名教民涌入北堂。
“使馆卫队”全军出动，开始在使馆区周边戒严。“东交民巷、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皆不准清国军民人等往来，有洋兵看守。东城往前门者，只有北御河桥北半桥可以东西往来行人，南半桥有英兵持枪站立。”（《石涛山人见闻志》）
整个使馆区周边已经很难见到清国人，使馆区清静了，也安全了，然而，如果以为他们只是要在使馆区周边戒严那就错了。6月15日起，使馆区在兵力有限、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主动上街射杀拳民。
洋人把这次行动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由于6月15日这天是礼拜五，《圣经》中的耶稣受难日，也称“礼拜五猎取行动”。
参加行动的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使馆卫队”。作为正规军，他们是“剿匪”的主力。6月15日当晚，法美使馆分队士兵“为援救400名教民，开枪打死拳民60多人”（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记载）。6月16日，英、美、日分队在使馆区以东，一次性射杀了近50名拳民。（英人翟兰思：《北京使馆被围日记》）
第二类是公使本人。克林德就不用说了，他是所有公使里最强硬和最嚣张的，早在6月14日下午，按捺不住的克林德就主动带领士兵“巡街”，他们登上城墙，朝城墙下俯射，至少打死7名拳民，打伤近20人（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比利时公使姚士登本来有心脏病，5月份刚刚来北京上任，但杀起拳民来也毫不含糊，“比使姚士登亦开枪，东单牌楼迤北大街上击毙者有数十人。”（《石涛山人见闻志》）
第三类就是内城的“其他所有欧洲人”，当然，此时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使馆区避难，而他们也参加了“猎取拳民行动”，这些人中有生意人、记者、游客等，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和他的美国老婆把饭店所有的住客都组织起来，成立志愿者队。《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也杀人了（“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四五十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6个。”——澳大利亚·珀尔：《北京的莫理循》）。
几天之内，被枪杀拳民有100人以上（另一项统计数字为350人以上），死去的人是拳民和被无辜波及的百姓。多年以来，关于使馆区洋人为何会在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武力挑衅，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一直是个很具有争议的话题。要解开这个秘密是必须完全了解当时北京城内外的情况，我们先来看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的反应。
北京局势失控，慈禧急召李鸿章来京
毫无疑问，当在皇宫里接到拳民进内城的报告时（她只能在深宫里听报告），慈禧眼前一黑！
义和拳在6月13日晚开始突进内城，14日，慈禧再次下诏，大声疾呼：“要剿匪！”“要剿匪！”（“乃昨日夜闲城内各处复有焚烧房屋情事。辇毂重地，匪徒肆行无忌尚复成何事体！仍着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迅饬派出弁兵、练勇严行查拿，将首要各犯悉数务获惩办，并解散余党，毋任聚众再滋事端！以儆奸宄而靖乱萌！”）
可是，除了一再重复下诏，她还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不听话，那也就甭怪老娘不客气了！
6月15日，以“内城地面教堂起火”为由，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负有直接责任的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开出罚单——“崇礼、英年、载澜均着交部严加议处，（左右）两翼翼尉等均着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
然后，慈禧开始调军——荣禄的亲兵队，命令武卫军中军进城，会同神机营、虎神营之马步队伍，“加紧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并）勒限将首要各犯迅即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其仅止附和胁从之犯，应饬令刻即解散，递解出城，城内外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
慈禧终于知道不派人监视是不行的了，只派出“五城御史”去监视，却没人监视“五城御史”那也是不行的了，她派出了四位爱新觉罗的后代统统去“巡街”——“并派载瀛、奕功、溥良（当代着名书法家启功的曾祖父）、载卓巡查街巷，遇有队伍缉捕不力，随时稽查参办！”
而重中之重的九门，虽然已经是亡羊补牢，但派个人总是会好一点的。“至各城门启闭出入，尤宜加意慎重，着派崇勋、祥普、澧深、伊立布、克蒙额、英信、松鹤、色普征额、德云分驻九门，监查启闭出入！九城以外，着五城御史一体认真查办！”
这九个人都是八旗将领，好吧，挑来挑去，慈禧也只能挑出他们了，也只能暂且去信任他们了——也就是说，慈禧即使明知八旗有多烂，对八旗有再大的不信任，再多的不满，她也只能继续让这支腐败的八旗军去守城门（顶多换几个人去守而已），而不可能调一支汉军去守城门，这就是大清。
换汤不换药，结果就是可想而知了，至于前面派去“巡街”的那四位王爷，他们和端王一样，都姓爱新觉罗，都是大清某位皇帝的子孙，慈禧派出他们的意思是：“我就不信，祖宗的江山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而这拨人是庆王奕匡、端王载漪之外的另外一批王爷。
对这批王爷，慈禧在平时是很客气的，客气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去惊动他们——高薪养闲。只要他们“闲”得住，安于当前的富贵，不对慈禧掌权指手画脚，朝廷就可以给他们闲职，也可以提供大把的银子和大户型的院子之后把他们给闲置。而这些人也相当“聪明”地养尊处优，他们是业余的书法家、画家、戏剧鉴赏家、斗蟋蟀专家，甚至是八大胡同的地理专家等。现在慈禧突然派出他们，肯定会让端王集团不舒服，但无关大局痛痒。
在上谕的最后，慈禧只能谆谆教导奕匡、载漪去好好监督手下“文武”，因为她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去监督庆王，去监督端王，她只能把意思差不多的上谕发了一遍又一遍，无奈地去等待那个结局（“并着派庆亲王奕匡、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兵、地方文武，实力遵行，倘有疏懈坐误，即行据实严参！”）。
荣禄一直在低调地运作，此时他向慈禧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帮办铁路大臣张翼（就是被李鸿章任命为开平煤矿总办，却给丁汝昌碎煤的那个张翼），这几天一直在天津租界同各国驻天津领事谈判，并同领事团团长、法国人杜士兰已经达成约定：只要朝廷发布谕旨，拿出切实行动“剿匪”，并且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西摩尔大军等外国军队就可以暂缓进京。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重大好消息！慈禧就像是垂死之人看到了求生的希望！一切峰回路转，一切回天有力！
慈禧立即行动，（估计是饱含着热泪）发布上谕：
“李鸿章着迅速来京！”
“袁世凯着酌带所部迅速来京！如胶奥（即胶州湾）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着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
自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还没有受到过如此“重视”，召李鸿章进京自然是要接过张翼的工作，继续和洋人谈判，这种事情也只有他搞得定。但问题是，这也意味着要向端王集团摊牌，既然连慈禧都搞不定端王集团，连那些王爷都怕端王集团，李鸿章为什么还敢来？杀一龙二虎十三羊！有人拿着刀子等着他，李鸿章还敢去伸脖子么？
袁世凯的新军也是慈禧最需要的，截至现在，聂士成的前军调出了，董福祥的后军调出了，宋庆的左军调出了，甚至连荣禄的中军都调出了，就只剩下他老袁的右军了。右军的战斗力最强，只要他们能进城，老太太的这心啊，也就踏实多了。
而老袁这家伙似乎早就预料到他迟早要蹚上这趟浑水，所以他更加“聪明”，早就提前跟荣禄打过招呼了：大沽口的八国军舰也可能会开往山东，他很可能“要在山东守海防过不来”，于是慈禧只好在上谕中先堵住他的嘴：世凯，你可以不来，但你总要派点兵来嘛！
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参与过“围园杀后”，但对于在关键时刻，寄希望于关键时刻袁世凯能带兵进京“护法”（护卫变法）是有的，而现在，慈禧也在盼望袁世凯带兵进京了，老太太你应该知道一个词：轮回。
不论怎么样，慈禧仍然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极端的郁闷、恐惧和巨大压力让她只希望京津间的快马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将她的这道旨意快点送给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然后再由裕禄快点分别电告广东和山东——咦，京津间不是也有电报吗，慈禧为何突然不玩电报玩起快马来了？这个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6月10日，端郡王入主总理衙门，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京对外的电报服务全部切断了，端郡王是“仇洋”和排外的代表人物，看不惯电报线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但停掉电报服务这么大的事，他一个人还真做不了主。
切断电报服务是朝廷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后的军事反应，使馆区还有很多洋人，还有“使馆卫队”在驻守，为了防止他们与西摩尔军里应外合，互通情报，自然要切断电报了先。
而更搞笑的是，不知道朝廷是怕洋人说是故意针对他们，还是有点做贼心虚，他们竟然连自己的电报服务也停掉了！所以，从6月10日起，从北京接发外地的一切消息，包括慈禧的谕旨和天津的军报，都是用快马传递的，比如13日慈禧授权裕禄万不得已时可以动武的上谕，用的是500里加急，而这道上谕，用的是600里加急（“此旨着裕禄迅即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6月10日，只是停掉了电报服务，京津间的电报线还是通的，而从6月14日起，京津间的电报线真的就完全断了。这个电报线是怎么断的，我们接下来就会知道。反正从这一天起，京津间消息的传递就真的只有靠马了，当年铁路、电报等“洋务”刚刚被引进时，曾经遭到过很多大臣的抵制，而现在一旦真的开始失去它们，才发现是如此不方便，不仅是不方便，还将给接下来慈禧的决策以及京津的局势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
就在慈禧焦急地等待裕禄回音的时候，裕禄大人的回音真的来了，这自然也是用快马送过来的。不会这么快吧？我的谕旨刚刚送出去不久啊，慈禧感到有些疑惑，但她马上又意识到这是军报，是裕禄送来的关于天津前线其他方面消息的军报，这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慈禧简直忍不住要抓狂了，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然而，上面的一行字瞬间就让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切又让她感觉回天无力了，这行字不亚于晴天霹雳！
“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
除了“使馆卫队”，除了西摩尔大军，还有第三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
一个“使馆卫队”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一个西摩尔大军就已经够紧张的了，洋人为何一逼再逼？
张翼不是已经和杜士兰达成协定了吗？洋人为何出尔反尔？
所有的部署又要被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又要被改变了，所有的行动又要被紧急叫停了。
慈禧已经万分绝望，万分狂怒，万分沮丧。
她终于想起了一件事情——开会。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