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内迅速清剿拳民，只是慈禧最直接的目的，或者说只是她其中一个目的，慈禧最终的目的仍然是那个希望，那个微弱的希望——处理好义和拳问题，迅速恢复稳定，好让洋人能够退兵。她发布这道最严厉的“剿匪”上谕其实也是为了让洋人安安心——调跟你们有仇的董军进京并不是针对你们。并且对于慈禧来说，她希望的这个“稳定”并不只是指北京城内的稳定，还包括北京城外。
虽然6月8日“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我们是作为单个的上谕来讲述的，但慈禧的上谕并不能单个地来看的，而是需要连起来看。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两天前（6月6日），慈禧派出了端王集团的核心、军机大臣刚毅赶赴保定等地宣讲她之前那道“柔和”的上谕，安抚拳民。这套组合拳正是慈禧不得不停止“三路兜截”计划之后，处理义和拳民的新政策，而她的出招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已经使用过的招式。
他就是袁世凯。
山东的经验已经证明，当拳民出现人数多、分布散、不可控的时候，袁大人那种严厉打击加安抚分化的两手政策是十分有效的。义和拳人数众多，群众基础强，如果短时间内很难从人数上去消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组织”上去瓦解。
慈禧采取的正是这两手政策，具体来说是在北京地界上严厉打击，北京地界之外分化安抚，这两手政策都是很重要的。保定、涿州是义和拳的大本营，是进入北京的后方基地，如果这个基地不控制住，那么北京城内无论怎么“严剿”，都不会成功，在北京城内的“严剿”并不等于在保定等地也这么做——后方不能乱啊。
所以，即使是颁发了“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慈禧仍然不需要把刚毅召回京，恰恰需要他继续“来到拳民中间”做安抚工作。这就是慈禧决心在北京城内“严厉剿匪”之后也没有停止刚毅的安抚工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她“假意剿匪”，“剿匪”她是真心的，制定这两手政策正说明她照顾到了大清国的国情，是多年维稳经验的体现。端王集团的人以为刚毅在直隶可以趁机去收买更多的拳民，却不知道此时的慈禧正需要利用刚毅同志去稳定大后方——难道就只允许你们利用我啊？
6月9日，慈禧的车队在董福祥军的武装护卫之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一路安全地回到皇宫，既无惊也无险。然而，正当慈禧要坐下来喘口气之时，一个让她心里凉了半截的消息又传来了：拳民和洋人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慈禧回宫之际，一部分拳民来到了北京西南郊的英国公使馆赛马场，开始围攻，英国使馆见习翻译包思德（H.H.Bristow）拔出手枪，当场打死一名拳民（休利特·威廉·梅里克：《公使馆的围攻》）。
拳民们立即聚拢成一群，将赛马场看台全部焚毁，然后人潮涌向西山（香山），英国公使窦那尔在西山的高档房产——西山度假别墅，被一把火烧光！
这是义和拳第一次攻击使馆方面的财产，也是拳民和使馆方面第一次直接冲突，而冲突的后果，就是流血事件。
似乎有人就是唯恐京城恢复稳定，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局势引向混乱！
使馆区的公使们正在为董福祥军进京感到紧张，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已经透露给他们：董军进京绝对不是针对洋人，只是为了“剿匪”。但现在，使馆区重要的社交场所赛马场和度假别墅都被烧完了，公使们是无法相信朝廷还能“剿匪”成功的，更何况，只要来到使馆区外的大街上，听到的关于慈禧调董军进城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剿匪”，而是与官方说法完全相反的消息——“董大人的军队能杀洋人，进城来是帮我们杀光洋人！”
第二支侵华军队：西摩尔联军向北京开进
6月9日当晚，英国公使窦那尔做出了一个与慈禧前一天相同的决定：调军。而且这次调军不会像上次调遣“使馆卫队”那样向总理衙门申请了，连通告一声都没有，直接从大沽口外的军舰上调遣大部队！
三封加急电报发给了大沽口外的英国军舰。
接到电报的这个人，正是我们熟悉的人物——英国海军中将、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E.H.Seymour）。
40年前（1860年），20岁的英国海军中尉见习生西摩尔，在他的叔叔——时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迈克尔·西摩尔的带领下，随英法联军一路从大沽打进北京，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现在，一切似乎又轮回了，60岁的西摩尔相信他的“功绩”将远远超过当年的叔叔，即将被全欧洲赞颂的解救公使的荣誉，将属于他自己，伦敦路透社的头条，将属于他自己！
打了鸡血的西摩尔半夜三更就开始行动，召集八国海军联合陆战队开赴北京，英国是世界老大，北京又发生了针对使馆区的骚乱，大家对出兵是没有什么异议的。第二天（6月10日），一支2066人的八国联军正式组建！很显然，这是继“使馆卫队”之后开向北京的第二批八国联军了——我们简称为西摩尔联军。
为了不在天津陷入与清军的纠缠，西摩尔联军绕过国门大沽口炮台，在塘沽登陆（当时大清的海防是修了炮台的地方就有重兵，没修炮台的地方基本就无兵），然后，他们急行军到天津火车站（位于天津老龙头，又称老龙头火车站），要求火车站立即交出几辆火车作为他们的运兵专列，否则他们直接抢火车！
见过抢自行车的，没见过抢火车的！站方立即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山海）关内外铁路局，此时的关内外铁路局总办正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人——老袁同志当年在朝鲜的老下属唐绍仪，唐绍仪又立即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裕禄接到这个消息很难办了。
这是一个突发情况，洋人向来是得罪不起的，朝廷的规矩：不能“衅自我开”。裕禄只好命令火车站方面去想办法“拦截”洋人！火车站的员工自然是挡不住西摩尔大军的，他们成功地抢到五列火车，士兵们坐上火车向北京进发。按照时速，火车到达北京需要五个小时左右，即6月10日当晚就能抵达北京，西摩尔志得意满地给窦那尔发了封电报：你们等着，我们马上来！
裕禄只好又向他的领导——慈禧报告：领导，那2000多人的洋鬼子西摩尔军朝您开来了（进京了）！
接到总理衙门电报房转奏的裕禄的电报——这第二批八国联军的性质和第一批是完全不同的。“使馆卫队”开进京时，洋人好歹还知会了总理衙门一声，而人数是“使馆卫队”五倍的西摩尔联军进京，却是悄悄地进京，慈禧还是从裕禄方面得到的军报！
慈禧剩下的那半截的心彻底凉透了，西摩尔大军形迹可疑、来意不明，很显然，在城内已经有“使馆卫队”的情况下，西摩尔的大举到来，只能让人想到是——援军，在北京采取某种行动的援军。
自从义和拳运动发生以来，除了最开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外，慈禧一直在尽力“剿匪”，虽然效果可能差了一点，但她“剿匪”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事实如此）。虽然洋人一直要求“迅速镇压”拳民，限期将义和拳问题处理完毕，但他们的态度并不替代朝廷的方法，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令慈禧完全想不通的是，洋人为何一直都“无视”她的存在，左一个照会，右一个通牒，调了一次军，又调一次，为何她明明付出了，洋人总是不信？
洋人的无视和蛮横中自然有更深层次的秘密，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专门讲述。但是，这并不是说明慈禧的朝廷就是那么值得信赖的，不说在到底如何对待义和拳这个问题上，公使们无法相信慈禧是真心“剿匪”，就连平时很多的小问题，公使们都无法去相信。
慈禧和公使们之间的沟通当然要通过总理衙门，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腿也比较勤，就算是平时也会定期向各国公使通报和解释朝廷的政策，但这种沟通是极其有限的，很多时候只是做做样子的。比如慈禧回宫之前调董军的真实考虑以及召见董福祥大人的那次谈话，她就是不能去告诉别人的，因为这涉及“权谋”，权谋如果公开了，那还叫权谋吗？
从慈禧开始，朝廷的许多的政策都只能问执行结果，而不能去追究出台缘由，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表面上只是官员的职务调动了，而背后可能就是权力斗争（比如山东巡抚之争），表面上只是观点和路线不同，而背后可能就是党争（比如对义和拳的剿抚之争）。大家知道，一个现代型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治清明的保证。而慈禧和她的大臣似乎相信：只有信息封闭才是政治安全的保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他们恰恰不知道的是，“愚民政策”最后“愚”的就是他们自己。
由于信息不公开，各级官府追求的是表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自然可以如此。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如此，而基层官府对百姓也是如此，不过，由此还会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不公开——瞒上。下级官府需要应对的只是来自上级的问责，于是他们就把影响顶戴的不利信息控制在本地范围之内，报喜不报忧。
而正是由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公开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隐瞒，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和戾气，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能否通过本分的劳动来改善生活，所有人都在趋利避害，不惜牺牲他人，义和拳产生的过程就是明证。
由于信息不公开，大清的权力不是在阳光下运行的，而总是在让人看不懂的情况下运行的。洋务运动后虽然在表面上接纳了各国驻京公使（虽然他们也各怀鬼胎），实际上进行的却还是“关起门来的统治”，朝廷便注定了不仅对内面目模糊，对外亦然。百姓们只能根据谣言和所谓的“小道消息”来判断朝廷的政策走向，更何况洋人？事实上很多消息的真伪其实就连总理衙门的大臣都不清楚，更何况是洋人？很多的政策出台后要么是没有解释，要么是总在解释——因为没有人信啊。
“我本来是执意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不免有些动气！”（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的心中充满着愤怒、不安、恐惧和委屈。虽然她并不认为她自己也有责任，大清朝廷也有责任，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安和恐惧是所有感觉中最严重的，“剿匪”她是一直在剿，但也从未放下过对八国联军的戒备和怀疑！
多年来，慈禧对洋人有一定屈从，只要不动摇她的统治根基，不危害她的权力安全，基本上再大的屈从都可以接受。但是，她并不是“洋人百依百顺的奴才”，因为那样的屈从就失去了意义，她的屈从也是为了维护统治，屈从也是为了维护权力安全，当屈从有损权力安全时，哪怕面对的是魔鬼，也要斗一斗——当然，是有人充当帮手有人充当靶子的。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慈禧做出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截西摩尔军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