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了三四年的立宪，不见清廷有什么动静，而官方的、民间的立宪报刊纷纷问世。立宪派人士躁动不安。
1908年7月8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日），为了安抚士绅阶级、安定局势，政府出台成立资政院的奏拟院章，并颁布全国各省成立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
资政院相当于临时国会，谘议局类似省议会。上谕中指出：“立宪政体，政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
清廷正式采取了西方式的代议制度。
8月27日，清廷又出台《宪法大纲》。大纲共二十三条，内容包括“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后者属“附录”，共九条。该大纲以确保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秩序为根本目的，规定皇统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皇帝有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统率海陆军、编定军制、宣布戒严、发布命令等权力。对人民的自由可下诏令限制。宣战、媾和、订立条约由皇帝决定，用人、司法由皇帝总揽。同时还规定，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得皇帝核准，不准施行。凡一切军事，皇帝得于全权执行；“国交之事”，也由皇帝亲裁，议院不得干预。“臣民权利义务”部分，规定人民只有纳税、当兵、遵守国家法律义务，不许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更没有任何其他真正的公民权利。这个“根本大法”，名为立宪大纲，实则加强帝制专政，也就是徐锡麒在其文告上说的，“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
要求立宪的人，均是政府官员、有功名的人。在从以后各省由立宪派人士组成的谘议局人员的背景来看，他们多半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士绅阶层或出身富有之家。由于中国人向来有“藏富”、“财不露白”的习性，候选人大多不愿以资产登记，很多有财产资格的人都拒绝登记，因此，财富一项在资料中无法显示。而且，当时“人民不知选举权利，即便有资格的人也不愿登记入册”。因为他们怕官府加捐税。合格选民以5000元资产资格入选，这是西方19世纪以前就规定过以资产为选举资格。当时便有人批评5000元资产的入选条件太高，人们不知财产是一项参选议员的起码资格。合法参选的议员产生，还得经由选举而来。《政治官报》载：按照谘议局选举章程规定，作为选民，要具备如下条件：
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之有成效者；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而未被参革者；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具有上列条件之一，年满25岁之男子；寄籍本省十年以上年满25岁之男子，或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作为一个候选人，必须具有上列条件之一及年满50岁之男子。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视为选民及候选人：
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指宗旨歧邪，干犯名教及讼棍土豪而言）：
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营业不正当者；
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告实未清结者；
吸食鸦片者；
有心疾者（指有疯狃痴呆等疾，精神已异常者）；
身家不清白者（指娼优隶卒等贱业之人）；
不识文义者。
从这章程来看，缺点很多，如财产条件和妇女不具选举权利等，但这也是西方制度当时的缺陷，本无可厚非。
可是，清廷初行选举制度，设下种种限制，则排斥了孙中山等成千上万的革命党人，也排除了康有为等成千上万的有前科的改良立宪派人。
在这种根据自家好恶的选举规定，到底还有多少人配做选民资格？
而让清政府闹心的、闹得天下也不宁的就是孙中山及康有为这两股“犯上作乱”的势力，尤其是他们的“宗旨”却为“广大人民拍手称快”。
但出台的选举“章程”，则认为他们的“宗旨歧邪，干犯名教”，并视为“品行悖谬、营私武断”的人。这自然有欠公允。尤其是革命党不讨好。孙中山讲民权二字，梁启超也讲民权。孙中山讲的民权，意在提倡人民政治地位平等；但梁启超讲的民权，有着牧歌色彩的旨在提高资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地位（梁有三世说：第一世是君主居于人民之上之世；第二世是贵族控制人民、男人支配女人之世；第三世是被统治者赢得政权之世）。现今出台的政策，其实正照着梁的“二世”说走。显然，清廷没有重视和珍视国内外那种代表要民权的革命政党领袖意见。处在风雨飘摇中出台的代议院制，这原本是非常难得的举措，但历史的细节文件告诉时人，政府对革命党民权的诉求置之不理，只是把改良派（也即立宪派）的“二世”说落到“实处”，但又踯躅不前，因而也使得立宪派不满，引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愿活动。
立宪派也有政党的实质。按政党的定义，一般来讲，是一群在意见上与行动上联合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但立宪派以“派”别出现，而不能视为一个现代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立宪派的后期又称为宪章派。宪章派，立宪派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康有为、粱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也可称为立宪运功的开端。
他们以君主立宪为共同的理想，采取一致的行动，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把立宪运动用宪章之论上而影响朝廷，下而广结同志，与革命党作政治较量。代表立宪派的宪章派的政闻社在1908年遭到当局禁止后，当各省谘议局成立时，立宪派人士经由选举，变成了地方议会代表，而谘议局俨然成为变相的政党机关，有了合法的地位。宣统二年，更因资政院的成立，一些立宪派人士又由谘议局议员进身为中央临时议会的代表，于是，资政院便成了立宪派人物的护身符。
然而，他们后来发现，政府仍然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因为政府过于相信自己的资产物质方面的力量，以及军事力量，自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好像立宪方案——在他们看来是一件伟大的进步，只要一出笼，现实就可以按照它的理想的预定的进程发展。
但立宪派既然尝到了甜头，便不想止于形式上的立宪，他们要求早日召开梁启超、康有为等梦寐以求的国会，但清廷对他们的呼吁爱理不理。而革命党则批评他们乘机攫取权力。
立宪派的理想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立即投入了革命的潮流，他们虽有权力之争，也有救时之心。但中国最终未能及时走好民主共和，保守的立宪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梁启超，他把他有影响力的天平，倾向于当年出卖过他们的袁世凯。
然而，在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在慈禧太后的强有力支持下，到底有了开天辟地的这一番新气象，这番不可再得的宪政的选举气象，虽未能满足民权，不尽如人意，但却为几千年专制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