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念成“失君父”；尉氏县教谕许元在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朱元璋将其中“法坤”认作“发髡”，“藻饰太平”看作“早失太平”；德安府训导吴宪在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有道”被看作“有盗”，“青门”被疑指和尚庙，于是朱元璋下令一律将他们处死。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即贼，骂我做过贼。”礼部官员左右为难，整日提心吊胆，只得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们遵守。洪武二十九年，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在春坊右赞善王俊华受命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诸司，今后再碰上庆贺谢恩，如式录进，照规定表式抄录，只把官职姓名填在上面就可以了。
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建在原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又发现新房上梁有“龙蟠虎踞”四个字，被朱元璋下令腰斩。佥事陈养浩写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恨他动摇士气，把他扔进水中溺死了。有一和尚叫来复，作一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认为殊乃歹朱，又骂他无德，和尚最后也被砍了头。状元张信受命训导诸王子，以杜诗“舍下笋穿壁”四句为字式，朱元璋大怒，说堂堂天朝，却如此讥讽，下令腰斩。京师上元夜，市民以隐语相猜，有人画一赤脚妇人，怀抱西瓜。朱元璋微行见此，认为这是影射其淮西夫人马皇后，又命军士杀了很多居民。洪武朝的文字狱从个人禁忌发展到广义的禁忌，洪武三年（1370年）发布了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的禁令。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民间已习惯的称呼也要更改，如医生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
朱元璋用严酷的刑法，先后杀了十几万文人学士及相关联的亲朋好友。被诛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和一般地主。
朱元璋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如果说对当时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朱元璋以严酷的文忌文风禁锢思想，钳制言论，不许臣民议论朝政得失，只许歌功颂德，否则刀剑加之，身首异处。明初的文字狱，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许多官吏和知识分子被诛杀，不仅削弱了明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离心作用。官吏文人中有许多担心犯禁触忌，只得不谈政事，整日三缄其口，朝政因此日趋腐败。
文字狱是朱元璋继承前人的传统，而八股文则是他和他儿子朱棣的首创。
科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是他们学以致用的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明朝，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其他机会来博取功名，飞黄腾达。但是科举制度到了明朝，只剩下进士一科，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大学士和其他高级官员。这就使得大部分文人一生都在努力过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惜走过者少，落水者多，于是才有了我们熟悉的范进中举之后的发疯。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如此诱人的前景，他竟然成为一个幸运者，不疯都难。
面对这群欲过独木桥的文人，明朝的统治者伸出了自己的钓钩——八股文。
首先是朱元璋规定了考试范围，以“四书”“五经”为限。而“四书”“五经”
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后来又硬性规定了一种考试格式。直到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明确规定使用“八股文”，以后的明清约五百年间，这个钓钩为朝廷钓上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小官员。
正是这八股文，使得中国文化遍体鳞伤，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产生了莫大的伤害。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柏杨先生也说：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两者一起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进行摧残。这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沦为了皓首穷经的工具，在西方的新思想层出不穷时，中国的思想界却停滞不前。朱元璋的文字狱、八股文这两手，直接打击了明朝的文学事业，使得明初的文化受制于宋代理学，趋于保守。而朱元璋所做的这一切，终究还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加强皇权，巩固统治。
分封藩王保皇权
朱元璋与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布衣皇帝，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外，而在分封子弟这点上也是如出一辙，可谓是“萧规曹随”。
刘邦惊险地打败项羽后，建立了汉朝，但是中央政权仍然不稳固，主要是受到了异姓诸侯王的威胁。刘邦采取断然措施，先后消灭了除长沙王以外的6个诸侯王。然而他并没有乘机彻底施行郡县制。在刘邦的思想中，他一直认为秦朝之所以很快灭亡，主要是因为皇室力量过于孱弱。因此，他在剪灭异姓王的同时，又不断分封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以自置属官、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刘邦分封同姓为王，试图建立刘氏天下，表面上似乎是巩固了政权，实际上却埋下了分裂的祸端，成为后来七国之乱的直接诱因。
朱元璋是个疑心很重的皇帝，甚至有些不那么自信。他不但将功臣屠杀殆尽，树立自己的专断权威，而且着眼于自己百年后子孙治理国家的需要，设计并创建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的诸多制度，以固朱氏江山，以期大明朝世世不易，如废丞相、设里甲、建卫所等，分封同姓王也是其一。朱元璋在《拟封建诸王诏》中说：“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尚赖中外臣邻，相与维持，弼成政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朱元璋复古分封藩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备边计。此时，明朝虽已建立，元朝已灭亡，但蒙古人的势力并没有消失。元顺帝的继任者仍然自称大元皇帝，拥兵在北方的草原上，觊觎中原。其丞相纳哈出就屯兵20万于金山（在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防备蒙古铁骑是当务之急，而多疑好猜的朱元璋又不愿将重兵交予外姓武臣，因此他将几个干练有为的儿子分布在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据点上，“西北辽远，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扞外患”，先后封了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肃王、辽王、庆王、宁王、谷王等9个藩王戍边，每人都拥有重兵。这样，不但可以防止武将叛变的危险，不致皇权旁落，又可以起“镇固边防”的作用。
建国之初，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定封建诸王之制”。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先后三次分封诸子为王，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广、四川、江西等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
分封同姓王的前提是嫡长制，朱元璋是嫡长制的忠实拥护者和严格执行者。
朱元璋注意到元朝前期不立太子、引起多次宫廷政变的教训，因此他很早就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在吴元年（1367年），立长子朱标为世子，洪武元年立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太子朱标病死，九月即立太子嫡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洪武二年又定分封诸王的制度：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10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世代承袭；诸子年10岁，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诸子封镇国将军，孙封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凡皇族出生，由礼部命名，成人后由皇家主婚，禄饷由朝廷支给。有了嫡长继承制，既避免了皇位继承纷争，也使得分封同姓王顺理成章。
明初分封制的基本原则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诸王不领土地人口，只领军队。一般藩王都领有二三卫，大者如秦王、晋王、燕王等可拥军二三万人，小者亦领万，皆为勇猛善战的精锐之师。清代史家赵翼曾说：“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盏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
朱元璋的设计固然好，在洪武朝亦未暴露出其危害，但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预见到了分封的弊端。洪武九年（1376年），叶伯巨上书指出三个弊端，“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他在分析“分封太侈”之弊时说：“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他还用汉“七国之乱”、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提醒朱元璋，说明“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乱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建议“愿及诸王未就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人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没有想到，朱元璋勃然大怒：“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叶伯巨虽未被朱元璋亲手射死，却也被逮死于狱中。
朱元璋死后不久，藩王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役，夺了侄儿的江山，这恐怕是朱元璋分封藩王时没有料想到的。朱棣当上皇帝后，继续采取削藩政策，后经仁宣两朝，藩王的军事特权渐被削弱，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藩王的经济特权日益发展，至嘉靖年间皇族人口已近10万，仅诸王府的禄米就达853万石，几乎占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间接诱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
名家回眸
李洁非曾说：“朱元璋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而实际上‘朱元璋这一手，恰恰为日后的皇室争权，埋下了隐患’。”
谷应泰曾这样评价：明太祖分封诸王，皇子以亲王身份建藩就国，实则继承了古代的分封制，对明初加强皇权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封诸王，拥兵自重，在封国内目无王法，终将会造成“枝强干弱”的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