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时，对北部的蒙古进行安抚政策，使得北部边防近十年平安无事，可是这也助长了蒙古瓦剌部势力的增长。瓦剌虽然年年都来明朝朝贡，但是每次都能拿到更丰厚的赏赐，他们乐此不疲。当也先成为瓦剌首领的时候，1449年2月，他遣两千多人向明朝进贡马匹，却号称三千，向明朝多要回赐。《明史》中说，也先的行为激怒了王振，便故意低估瓦剌进贡马匹的价格。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聘礼，明廷却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剌。当年7月，将领脱脱不花与也先率领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结果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北京，王振认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竟然雄心大起，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
朱祁镇时年23岁，血气方刚，并且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这一次遇到实战的机会，甚是高兴，于是想效仿祖宗当年征战沙场的壮举。但是他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以为在“王先生”的教导下，自己已经具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雄姿了！真是可怜了这位锁在金笼中的“黄莺”。
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的苦谏没有使朱祁镇回心转意，他统领五十万大军出发了，随行的还有大太监王振。这本该是一次“西北望，射天狼”的壮举，可是却被这位幼稚皇帝和他的太监伙伴给搞砸了。
在秋天的凄风苦雨中，几十万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銮。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埜等人于草中长跪。大军继续前行，直到阴历八月初一，抵达大同。也先则使出诱敌深入一招，暂且避去。王振仍然坚持进军。
恰巧此时从前线跑回来的太监郭敬，报告了也先部的实力。王振听后便劝英宗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真是“兵贵神速”。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出现“本来”两个字，也许就要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正是如此。这老太监王振想要衣锦还乡，何况还有个皇帝相陪，岂不更美。于是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京。本来大军就是惊惶退走，结果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反而起了恻隐之心，怕老家乡邻的田地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地时，他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了上来，也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就这样，拖了八天，明军退至宣府。也先骑兵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两军真正的交锋开始了，其实也不算势均力敌的交锋，而是明军的五十万人马被也先的几万人杀了个毫无还击之力。堂堂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虏，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也有一说是王振被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无论哪种说法，总之一代大太监是死于非命，也算罪有应得吧。但是他给大明朝的影响又岂是一死就能弥补的。仅此一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无辜者的累累白骨，流成河的鲜血诉说着他的罪过，且无法救赎。
史家通常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从此，盛世难在，空余悲恨。
土木堡几十万人的血，映着当年的夕阳，何等惨烈。经过五百年的岁月淘洗，此地终究变成今天京张高速公路边上一个普通的镇子，能与昔日峥嵘联系起来的，只有几处残存的城墙和被当成仓库的显忠祠，默默地向历史深处回望。
名家回眸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如是说：“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进退失据，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皇帝被俘，更使朝野震动。明王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这场变故的影响：“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影响是，50万精锐损失殆尽，文武大臣死者50余人，皇帝被俘，蒙古铁骑乘胜直趋北京而来，明朝处于亡国亡君的危险境地；间接影响是，经此一战，将士不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为降低，是明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拐点。”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最耻辱的一战，也是明朝由强转弱的分水岭。
忠臣于谦留清白于人间
历史还在继续，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国家危急，呼唤英雄出现，于是一代名臣于谦从历史中走来。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
于谦青少年时期已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且声誉远在乡邦之外。他从小就立志救国济民，这种远大抱负源于家族中祖父辈们的意愿。于谦幼时其祖父收藏有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画像，他对文天祥的为人极为敬重，15岁便撰写赞词，每日悬挂于桌旁，激励自己长大后为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赞词说：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懔然。
于谦一向遵从的生活态度是积极严肃。他为人耿直，思想严守儒家作风。从他17岁时作的诗《石灰吟》一诗中，可以看出他急切为国效力，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精神。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在诗中以制作石灰的过程来喻自己，就算是“千锤万凿”、“烈火焚烧”，只要是真的献身国家与民族，任何艰难险恶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和他那“出深山，若等闲”的伟大气概。而“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意愿，也显现出他希望自己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般。诗中这样的比喻极为贴切。
于谦不但勤奋好学，志向远大，品德高尚，而且极具随机应变的聪明才智和敢作敢为的胆气。
督学的佥事为人恣行威福，对诸生态度恶劣，还时常严厉地指责犯小错的同学。由此生员们个个对他不满，而且日积月累，怨气颇深。在一次典礼上，生员们欲乘机报复督学，便借故争吵，而且场面越来越拥挤。督学大人上前劝阻喧闹的同学，被挤进学官前的泮池中，生员纷纷惊慌逃走，唯恐被这位大人捉到痛斥一番。唯独于谦一人上前搭救。督学大人一时气懵，抓住于谦，要归罪于他。于谦不急不慢地说：“和你争吵的全走开了，我是见你快要淹死才救起你的。你想如果是我推你入水，此时还会上前相救吗？现在你反咬一口援救的人，而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放过和你争吵的是什么道理？又要怪罪于我，又为了什么？”督学听了，无言以对，只好罢休。
于谦在钱塘县学做秀才（生员）时，谙习礼仪，态度严肃，作风亢直，不肯屈节逢迎有权势的人，因而引起巡按御史的不满。一次巡按视察钱塘县学，欲乘此机会刁难于谦，便执意点他名让其讲书。于谦何惧此举，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台向各位官员打躬作揖后开始讲书，但提议要几位巡按须跪在讲案前面。巡按说：
“讲案前没有跪礼。”于谦说：“今天所讲的是太祖高皇帝的《大诰》三编，小生不敢不跪，各位大人都应该跪下。”巡按和各位官员迫于太祖高皇帝的威严，只得跪在讲案前。于谦于是将《大诰》反复推论，讲解得很是明白，听者都恭敬地跪着。于谦凭着自己的机智和聪明才智，大挫了这些权贵的势力，而他的这种不畏权势的精神也深深地留在了百姓心中。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在杭州参加浙江乡试，以第六名考中了举人。
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中了进士。因当时适逢明朝国力鼎盛时期，于谦并未把精力放在国力上。而是抓住了内部存在的问题，就在殿试中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当时来说，这种坦率的做法是遭到周围的人反对的，但因“策语伤时”，将本来为第一名的于谦降为三甲第92名，尽管如此，于谦的这种“铮铮不夺之节”的直言精神是十分受人们敬重的。
于谦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在任上有“廉干”的美誉。
当时的于谦，有着年轻人贯有的盛气，加上他才貌英伟，在朝班里奏对公事时，声音洪亮，且有条理性，受到当时刚继位的宣德帝的赏识。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奉宣德帝之命扈从御驾，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在第二次被派往江西做巡按时，他和都察院的上司关系很好。当时任左都御史的顾佐也是一位作风刚正不阿的人，从不趋炎附势，但对于谦却敬重有加。他认为于谦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且才华横溢，是少有的同道中人。于谦为人赢得如此敬重，加上仕途顺利，让他对报效国家信心大增。这时，他的诗作中弥漫着豪迈的气概：峥嵘头角伸非难，变化飞腾顷刻间。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甘霖拯旱干。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从二品），巡抚山西、河南。当时，于谦33岁，正当壮年。他在此地任巡抚一连19年（1430年～1448年），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政绩显着。
15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华北水旱灾害频繁的时期。于谦在巡抚任上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灾和安置流民。他不辞劳苦，在两省各地来回巡视，就地及时解决问题。
他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千方百计免除灾民的赋税劳役；为了解决灾民吃粮问题，他设法干预粮食市场的需求与供应，并建义仓和平准仓；他治理水源，兴修水利，降低了灾害的进一步扩大；他还促使各行业继续稳步发展。
于谦的卓越工作使几十万流民得到妥善安置，当地的百姓都很爱戴和敬重他，连劫路的盗贼都是如此。史书中说他“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
于谦为官清廉，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馈送权贵。宣德到正统初年，“三杨”当政，对于谦相当敬重，他的建议没有不被采纳的。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太监王振擅权，作威作福，贿赂公行。有人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附权贵，也应该带些地方产品，如合芗（线香）、干菌（蘑菇）、裹头（手帕）等物，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因作绝句一首见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阊阎话短长。这首诗在当时远近传诵，成为一段佳话。于谦的这种做法却引起王振的反感。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上谏推举参政王来、孙原贞接任巡抚。王振乘机暗中派人联合攻击于谦，以“埋怨朝廷不予以他更高的俸禄，渐生恨气，并随意举荐于人，不合乎大臣体统”为由，抓于谦入狱，并判了死刑。这下可激怒了晋、豫两省的人民，他们纷纷到北京叩阙上书，请求朝廷归还他们的好巡抚。开封的周王、太原的晋王也上书保于谦。王振见于谦此时人气正旺，便放弃了判处于谦死刑的主意，于谦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仍在山西、河南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