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寇准劝宋真宗亲征契丹，成就了社稷大功而垂名青史。明朝时王振劝英宗亲征瓦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而遗臭万年。这位宦官，居然在权力已经达到顶峰、富贵也达到极限后，竟然想要借立边功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最后不仅落得个身死，而且落得个灭族的下场。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最耻辱的一战，也是明朝由强转弱的分水岭。宣宗将皇位传给朱祁镇，史称明英宗。朱祁镇在位22年，却分为两个阶段，经历了即位、失位、夺位的曲折过程，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于谦力挽狂澜，救回英宗，不过这时皇帝已是朱祁钰。明朝景泰年间，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执言：“只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此等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对于兴安这番话，满朝文武作何反应？史书记载的只有四个字“众皆默然”。于谦忠诚无私的高洁人格与济世为民的远大抱负，以及“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于人间”的千古绝唱，一直为人称颂。
英宗被迎回后，软禁在南宫内，尊称为太上皇，开始了他7年的软禁生活。即便如此，景泰帝还是不放心。他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英宗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女红，派人带出去变卖了以补家用。景泰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景泰八年，武清侯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改元天顺。他再次登位，虽兢兢业业，但仍不能阻止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
宦官擅权
王振，一个太监，何德何能能够把一个王朝变成自己的袖里乾坤，轻松移放。这还要从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起。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人内书堂”。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意思是说他年轻时潜心读书，却屡考不中，愤愤然“自阉”，落榜男儿就以这种看似悲壮的方式毅然走入了太监社会，最终成了名。不管怎么说，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当朱瞻基还在位时，立朱祁镇为太子，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朱祁镇继位时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这位太监最亲，所以一直称王振为“先生”。可以说王振命好，投对了主子，因此才能走上历史的前台，风云一时，却也祸害无穷。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太皇太后张氏委托着名的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王振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
话说到此，当讲一讲这位太皇太后张氏。她是朱祁镇的爷爷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朱棣也称其为贤儿媳。她得知孙儿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张太后再一次向小皇帝强调了五位大臣的辅佐地位，意思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否则绝不可行。接着派人宣王振入觐。王振进来后，这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说时便有女官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振登时吓得魂飞魄散。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
张太后见威吓目的已经达到，于是罢手。但是就这一心软，留下了后患。
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逝。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明朝皇权第一次转换到宦官手中。
王振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权倾朝廷。而“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柏杨语）。当时的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为何，王佑恭谨地回答道：“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这一回答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古往今来，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种逢迎拍马的人。
其实，明朝的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同时，应该注意，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王振还没有来得及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来证明这一规律，就死掉了。
因此，王振如此横行跋扈的原因就在于英宗朱祁镇的宠信。一次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官，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看得出来，朱祁镇对这位大公公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他作为一个皇帝过于感情用事，识人不明，因此遇祸，也怪不得别人了。
正统六年（1441年）年末，朱祁镇与文武百官饮宴。按照惯例，宦官没资格参加。但朱祁镇时刻不忘他的“王先生”，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因为大理寺少卿薛瑄不肯巴结自己，王振捏造罪名，唆使皇帝将他罢黜为民。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驸马石璟责骂本府的太监，王振物伤其类，认为有辱于自己，便在皇帝面前诬告陷害他，皇帝将石璟下狱。无独有偶，同年七月，霸州知府张需因为宦官扰民，鞭笞他的兵丁，王振知道后，大怒，将张需逮捕下狱，贬谪流放。王振专权日甚一日，锦衣卫兵士王永愤愤不平，将王振作恶的事迹一一列举，写成传单，张贴于各交通要道以及王振侄子王山家，后被巡察兵士发现捕获。王振将王永磔死，从此朝臣无人敢对王振发一句微词。
正统十一年（1446年）正月十三日，明英宗颁旨让王振侄儿王林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其他宦官之侄也都有世袭的权力，开了宦官世袭官职风气之先。
正统十一年（1446年），太皇太后张氏指定的辅国大臣“三杨”之一——杨溥去世，至此，“三杨”全部逝世，朝中更无人敢遏制王振，王振的羽翼更加丰满，顺王振者昌，逆王振者亡，王振权倾朝野，视天子为门生，视勋戚为奴隶，几乎成了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武功中尉指挥华嵩和王振的侄子因为一个妓女而争风吃醋，发生争执，王振非但不制止其侄，反而派打手剃光华嵩的头发，在其头上涂上漆，将其枷锁在教坊门口示众。不仅如此，王振还公开收贿卖官鬻爵。
江阴布衣徐颐送重金贿赂王振，王振授他中书舍人之职；常熟的魏某也以重金打通门路，获得主事之职。故时人讥讽他们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朝中人人自危，甚至堂堂的兵部尚书徐曦见到王振，也立即下跪。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王振花费数十万，劳役一万多军民，大力重修元初建于长安街的庆寿寺，也无人敢有怨言。
王振骄奢淫逸，英宗却对他宠幸有加，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名家回眸
柏杨先生曾说：中国的第三次宦官时代，由王振揭幕。
翻开明朝的历史，能查到的第一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就是王振。对于第三次宦官时代的特征，柏杨先生有自己的高见：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其实，明朝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操纵于手的程度。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
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瓦剌。八月，在土木堡进行的一场战役中，英宗被俘，宦官王振也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杀死，是为“土木堡之变”。事情还得从瓦剌的兴起说起。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大军北伐，大将军徐达领命前行，元顺帝被迫携带后妃逃往上都（今内蒙古开平）。次年，元顺帝又被8万明军驱至应昌。元顺帝看到自己被敌军追赶如丧家之犬，内心抑郁凄惨，竟哀婉地唱起来：
“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死而加我恶谥号，予妥欢帖睦尔奚词以拒？”不久，元顺帝死于郁闷失意之中。这并不能阻碍明军继续的北伐。明军兵分两路，东西路军分别打败王保保之军，拿下应昌，并俘虏元顺帝的宫人、太子、嫔妃及各省院官。
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辽东金山为盘踞点的纳哈出归降明军。次年，明军在永昌侯蓝玉统率下，直抵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让元太尉蛮子死于刀下，并俘虏了元主次子地保奴、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以及官校三千余人，只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脱。经受这次重创后，北元势力衰微下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往和林的途中，行至土剌河时，被部将也速迭儿勒死。从此，蒙古进入分裂状态，各部群龙无首，而元主徒拥有虚名，直至五传之后坤帖木儿，每每都惨遭谋害。而杀害坤帖木儿的鬼力赤部帅，自立为政，“称可汗，去除国号，自称鞑靼”。由此可见，蒙古已处于极端分裂状态。
当时，蒙古分裂为三大部：兀良哈、鞑靼、瓦剌，分布在东起辽河，北到贝加尔湖，西跨额尔齐斯河的广大地域。
永乐时期，鞑靼于三部之中实力最强，瓦剌仅次之，而与明朝关系密切的却数兀良哈。早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即设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安置兀良哈部众。一直与明朝保持藩属关系的兀良哈部又称兀良哈三卫。在永乐夺取帝位时，兀良哈三卫是极力支持的，以至后来永乐帝内迁大宁都司和宁王部，兀良哈三卫获得了大宁的大片土地。
永乐初年，鞑靼部首领鬼力赤与瓦剌部相仇杀，屡次骚扰明边。而鞑靼部内各贵族集团之间也互相攻伐。永乐三年（1405年）。鬼力赤被知院阿鲁台杀死，元室后裔本雅失里被其拥立为可汗。但不久，瓦剌大胜阿鲁台，阿鲁台只好徙居于胪朐河流域。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帝北伐，重创鞑靼部，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各自为主，分统部落。同年冬，阿鲁台称臣于明。次年，明封其为和宁王。
永乐十年（1412年），瓦剌部首领马哈木收编本雅失里部众，本雅失里在战斗中被杀。在阿鲁台收编本雅失里余部后，实力大增，便率部进攻明朝。永乐帝于永乐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22年～1424年）分三次亲率将士大战鞑靼，鞑靼部势力迅速衰败。阿鲁台也在战役中被瓦剌部首领脱欢击杀。
永乐初年，瓦剌部常遭鞑靼不间歇地侵扰。永乐帝即位后，曾派遣御使告知瓦剌，愿与瓦剌从此之后友好相处。永乐六年（1408年），瓦剌首领之一马哈木，首先向明朝贡马请封号。第二年，永乐帝册封瓦剌三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秃孛罗为安乐王。瓦剌部在明朝长期庇护之下，逐渐恢复战争创伤，势力渐强起来。永乐十年（1412年），马哈木收编本雅失里部众之后，实力增强不少，顿起野心，从此开始多次要挟明朝财物、扣留使臣，还不断南下侵扰百姓。永乐十二年（1414年），永乐帝亲征瓦剌部，兵锋直至土剌河。马哈木战败逃走，不久死于病中。其子脱欢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继承父位，自封为顺宁王，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对内收复周边小部落，对外收鞑靼余部，势力也不断增强。明朝开始将其视之为北部、西北部最大的隐患。
宣德九年（1434年），脱欢袭杀鞑靼首领阿鲁台，尽领其部众，势力扩张到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正统元年（1436年）左右，瓦剌部贤义、安乐两王部众被脱欢虏取于麾下。于是，蒙古瓦剌、鞑靼二大强部全都归属到脱欢的麾下。为了协调众议，脱欢立元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任丞相，操各项实权。
脱欢自收并瓦剌、鞑靼两部之后，势力膨胀，侵扰明朝的野心大增。正统二年（1437年），终于率部众驻扎饮马河，纠集兀良哈三卫、野人女真部，准备大举侵犯明边境。
不过，脱欢还是最终没能去实现他进攻明朝的愿望。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于病中，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也先的野心和能力都超过其父，“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他和脱脱不花各自派遣使团向明朝贡献贡品，而明朝要同时兼顾两方，分别赐予丰厚赏赐。也先把向外扩张的目标，明确指向明朝的边境。他首先采取纵横捭阖的手法离间明朝与西北各族的关系。
在嘉峪关以西，明朝初年先后设置沙州、赤斤、曲先、阿端、罕东、哈密诸卫，安置归附蒙古及回部部众。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都受明朝册封管理，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同时担负着维护中央王朝，扞卫明北部防线的重要责任，并遵从防蒙战略中“断其右臂”的方法，维护边塞与明的和平相处。也先用联姻的手段拉拢沙州、赤斤蒙古，破坏他们与明朝的联盟。正统九年（1444年），也先竟公开宣布建立甘肃行省，授予罕东诸卫都督讷格等人平章职衔。第二年，也先率兵挟制沙州、罕东、赤斤蒙古围攻哈密，哈密忠顺王的妻母被也先俘虏。忠顺王倒瓦塔失里无奈向明朝求救，谁知明廷竟不回应。三年后，忠顺王被也先一直追迫到了瓦剌。从此之后，明朝所谓的“断其右臂”防御战略被攻破，关西诸卫也在也先的控制之下。
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先实施东进战略，率骑兵攻打兀良哈三卫。明朝竟不作任伺反应。也先“破兀良哈，胁朝鲜”的手法给兀良哈以重创，三卫被迫就犯。也先的这次东征，完全破坏了明“断其左臂”的策略，明西方门户被打开。
到此为止，也先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起今日新疆、青海、甘肃，东面直至朝鲜半岛北部，北逾贝加尔湖，南抵明朝边塞的广大地区。这是继元帝国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统一的蒙古贵族的封建政权，它的形成，势必给明朝的安宁提出严峻的挑战。
英宗第一次在位期间，似乎一切都由王振决断，而英宗亲征与蒙古交兵被俘。
祸起于大太监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