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宣宗两朝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时，明朝的国策已由洪武、永乐时的严苛趋向平稳。虽然偶有“高煦之叛”的变故，但也很快被平息，没有造成多大的震动。这一时期，仁宗和宣宗注意整顿吏治，重用贤臣，重视农业，施行仁政，对周边事务实行安抚政策，力主和平。重视农业，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善于纳谏，改革了科举取士法。但仁、宣二朝的开明政治是有限的，如仁宗虽然纳谏，但并不是所有逆耳之言都听得进去。宽大为怀的仁政也放纵了贪官污吏，造成了吏治的腐败。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时期的统治确实是比较清明的，社会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
在仁宣盛世里，仁宗朱高炽的死是一个历史之谜。明仁宗确实是一个短命的皇帝，仅仅在位十个月。他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时间太短！但令我们感到纳闷的是，在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曾经做过世子的朱高炽，为什么会突然死亡？这里面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隐情呢？
父子二人智除遗患
岁月如梭不饶人，英雄也有迟暮时。随着成祖逐渐衰老，皇位继承问题成为困扰他的心头病。成祖一共有三个儿子，各有优点，让他无法取舍。他深知：
自己就是靠夺取侄子的皇位而入继大统的。像父亲太祖那样的英明，都没有办法避免祸起萧墙，自己如果一旦处理不好，那么同样的悲剧又要再一次上演。
长子朱高炽，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七岁的他便被太祖立为燕世子。由于朱高炽自幼粗知儒家治国之道，深受太祖的赏识。太祖曾经问他：“尧汤时，天下水旱灾害频繁，百姓又靠什么生存呢？”朱高炽回答道：“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听到这一回答，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有君人之识”。虽然朱元璋因为他深知儒学精髓而颇为器重，但是治国理念不同的成祖，却对此不以为然。成祖心目中的君主应该像他一样，能够以武功定国。而这些都是朱高炽所不具备的。朱高炽自幼肥胖，不善于骑马射箭，更没有上过战场，长大以后，更加肥胖，连走路都需要太监扶持。无论性格还是体貌上，都让成祖大失所望。
但事实上，朱高炽也并非一无是处。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炽以世子的身份镇守北平。其间，南军趁成祖远征之时，包围了缺兵少将的北平，形势十分危急。朱高炽临危不乱，选拔勇士乘夜缒城出，偷袭敌营。又利用严寒，汲水浇城，使得敌军无法登攀。正是由于朱高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成祖才得以即时回师，击败南军。
然而这些功绩，与二儿子朱高煦相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靖难之役前，朱高煦始终跟随成祖征战，骁勇善战，颇有其父亲之风范。在靖难之役中，更是随成祖征杀于战场之上，屡立奇功。建文二年（1400年），白沟河一战，燕王的军队与李景隆六十万大军相遇，成祖一度陷入困境，坐骑三次被创，险些被俘。
幸亏朱高煦及时赶到，绕道敌后强攻，燕军才得以反败为胜，并一鼓作气，歼敌十万有余。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再次陷入困境，成祖只身突围，又是朱高煦率军拼死奋战，击溃了敌主力。正是由于朱高煦几次救成祖于危难之际，扭转了不利战局。可以说，朱棣之所以能够夺取江山，朱高煦功不可没。朱高煦的赫赫战功，也得到了成祖的认可。他曾经摸着朱高煦的背，深情地说：“你大哥身体多病，你要多用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对他的青睐。而且，朱高煦的功绩也得到大批靖难功臣的认可，愿意支持他继承皇位。
当成祖夺取政权之后，皇位之争日趋明朗化。以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为首的军人集团，认为朱高煦劳苦功高，理当被立为太子。而满朝文臣则痛陈废长立幼之害，支持朱高炽继位。两派的争执，让成祖头疼不已。为了摆脱文臣的聒噪，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最终把皇太子的位置给了朱高炽。
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成祖因为北征蒙古和筹划迁都，长期留居北京。在这段时间内，朱高炽以皇太子的身份监国南京。监国期间，皇太子与成祖所宠幸的酷吏、太监屡有冲突。都御史陈瑛依仗成祖的宠爱，竟然不经任何手续，就处死了兵部主事李贞。太子把陈瑛的滥杀无辜之事告知成祖，成祖竟然置之不理。又有太监诬陷当朝官员，皇太子得知后，治其重罪，并警告太监不要干涉朝政。酷吏和太监都是成祖打击大臣、排除异己的工具，而皇太子的种种做法，与成祖的高压手段互为抵触。治国理念的不同，再次加深了父子之间的矛盾。但皇太子的这些做法，却赢得了朝中正直大臣的拥护。逐渐地，在皇太子身边形成了以“三杨”为首的“东宫僚属集团”。他们为了保护朱高炽的储君之位，竟不惜与成祖直接交锋。成祖曾经用“诛十族”的手段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大臣，看来大臣是真的豁出去了。
永乐十年（1412年），不死心的朱高煦勾结成祖左右官员，诬陷皇太子。大理寺丞耿通上疏为其辩白，成祖以离间父子的罪名将其处死。同时，一些东宫官属也被牵连其中。永乐十二年，成祖第三次北征惨败而归。太子因“足疾”而迎驾稍迟。心情极不舒畅的成祖，看到臃肿不堪的皇太子怒不可遏。朱高煦又从旁煽风点火，成祖当场暴怒。为了开脱太子罪责，杨士奇等东宫僚属挺身而出，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结果杨士奇等人被捕下狱，黄淮、杨溥等人更是入狱长达十年之久。正是这些大臣不计个人得失，才使得皇太子又躲过一劫。
反观此时的朱高煦，除了原有的战功之外，未能抓住机会进一步展示他在其他方面的才华；反而恃宠骄横，一再陷害皇太子以及朝中的正直朝臣，这给满朝文武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留在朱高煦身边的大臣越来越少，他的政治生命也随之走向了终点。
朱高煦见父皇已无心立自己为太子，便决心放手一搏，在王府中私募军士三千多人，私造武器、船只，准备武力夺嫡，重走他父亲的路子。永乐十五年（1417年），他的私兵在外作乱，犯下命案，被兵马指挥使徐野驴找上门“讨人”。见如此小官也敢在自己面前造次，朱高煦一怒之下竟将朝廷命官活活打死。
这件事使朱棣大为震怒。他派人扒掉朱高煦衣服，绑在西华门的柱子上，要废他为庶人。太子出来求情，成祖才饶恕朱高煦。不过，此时父子二人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成祖将朱高煦改封乐安，并告诉太子：“乐安距北京不远，如有异常，可马上制止。”朱高煦此时深知，夺嫡一事已经没有半点希望，再不走，性命难保，便立即就封。此后他一直偏居乐安，再没有什么不轨的行动了。
然而，仁宣二帝对朱高煦始终抱有戒心。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上书请求更换护卫，仁宗没有同意，只给了他大量金银牛马，以示慰问。八个月后，仁宗忽然暴卒。当时太子朱瞻基远在南京，回京途中，便有传言说朱高煦要在半路行刺。朱瞻基回京后立即戒严，谨防朱高煦偷袭。
朱高煦知道新皇对他极不信任。为了缓和矛盾，七月份，他派人到北京祝贺朱瞻基即帝位，并向新皇陈奏了四条利国利民的建议。然而，朱高煦在永乐时期为争太子位，谗害了许多东宫近臣。这些人此时身居高位，怎肯放过朱高煦。一时间，朝廷要诛杀朱高煦的传言四起。先是有御史向朝廷奏报朱高煦在乐安有种种不轨行为，接着山东文武官员和真定等卫所也不断有人告发朱高煦反叛。朱高煦深知这样下去必是死路一条，便一不做二不休，召集四方囚徒无赖编为军队，设立五军四哨。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起兵反叛朝廷。
在大学士杨荣、尚书夏原吉的请求下，宣宗领兵亲征；并命郑王、襄王留守北京。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关成为前锋，率军向乐安进发。十天后大军便赶到乐安城下。把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后，宣宗开始了政治攻势：“今朕师已压境，王能悔祸，擒所倡谋者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国。”就是向朱高煦保证，只要他真心投降，对于前事可以既往不咎。朱高煦本想反抗，但此时乐安城内已经人心惶惶，许多人想活捉朱高煦以邀功。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就秘密派人到大军营中，请求宽限一日。此时副帅王斌等人阻止他说：“宁可战死，也不能被活擒啊。”但朱高煦这时活命要紧，已经顾及不了其他，抛下部将，趁夜从后门逃出，向宣宗投降。宣宗如约不杀朱高煦父子，只将朱高煦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但参与叛乱的护卫指挥王斌等人，当即被杀。天津、青州、沧州、山西等地的都督、指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杀六百四十余人。
这就是正史所记载的朱高煦叛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诸多史籍中都对朱高煦叛乱进行了记载，但要么就是记载简略，要么就是照搬照抄《明太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很多字句都毫不相差。而《明宣宗实录》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朱高煦叛乱的真凭实据。更要注意的就是，《明太宗实录》是在宣德元年平息朱高煦后编纂的，《明宣宗实录》是在宣德十年编纂，正统三年编成的。编修官也都是宣宗亲征朱高煦的扈从大臣，如张辅、杨士奇。这实际上是胜利者的记载。
细细品读旧史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有关朱高煦叛乱的记载有很多疑点。首先，宣宗亲征从出师到班师回朝，前后仅半个月，而且亲征非常顺利，都是按计划行事。进展之快，很像一次预先策划好的军事行动。并且，朱高煦选在此时叛乱，也颇有可疑之处。这时距离仁宗去世已经一年半了，宣宗的皇位早已稳固。
这点对于久经沙场的朱高煦来说，再清楚不过。他不趁皇位交替混乱之际发兵，却在宣宗皇位稳固之时下手，显然不符合朱高煦的性格。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靖难战场上屡立战功的朱高煦，在朝廷大军兵临城下时，竟没有任何反抗，甚至在副将一再请求下，他也不下令与朝廷开战。更有甚者，他抛下部下，自己从后门出城投降了，全然不见当年叱咤风云的影子。
众所周知，明代主要有四次宗藩叛乱，即建文燕王靖难之役、武宗安化王之叛、宁王之叛、宣德元年宣宗汉王朱高煦叛乱。与前三者相比，朱高煦叛乱的疑点更多。
明代宗室经过建文、永乐二朝的大规模削藩，已沦落到“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地步。其地其民，全由朝廷官吏统辖。宗藩都受朝廷官吏挟制。因此，宗藩反叛，必先杀戮朝廷的地方官吏。燕王举兵，谋杀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人；安化王叛乱于宁夏，先杀总兵官姜汉和太监李增、邓广，杀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都指挥杨忠和大理少卿周束等，攻打公署，焚毁关府；宁王叛乱于江西，也先杀巡抚都御史孙遂、副使许逵。而朱高煦之叛，却没有杀戮官吏军兵一人，也没有将任何朝廷官吏逮捕下狱。
明代藩王叛乱，或攻城略地，或攻要塞，或取京师，都要主动出兵。靖难之役，燕王占据居庸关，攻克遵化，稳定后方，然后直取南京。宁王叛乱，先破九江、南康，然后出江西，准备攻打安庆城。朱高煦起兵后，军队却“未出乐安一步”。虽然乐安接近济南，却没有攻打；离南京不远，也没有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实在让人费解。
更奇怪的是，明代藩王叛乱，都要作檄文公开讨伐朝廷。燕王反叛，去建文年号，以“清君侧”为名，誓师于北平。安化王叛乱，孙景文作檄文，以讨伐刘瑾为名。宁王之叛，称是奉了太后密旨才会起兵，也作檄文，与朝廷公开对抗。而直到宣宗亲征前，朱高煦在上奏中，仍称宣宗陛下，并没有与朝廷公开决裂的言行。
此外，朱高煦出城请降，宣宗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四年后，朱高煦惨死在北京西面的逍遥城内。几个月后，朱高煦的儿子们也相继离奇般死亡。
由此可见，宣宗亲征朱高煦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平息叛乱，而是要铲除遗患。平定朱高煦后，宣宗接续父亲仁宗的事业，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终于开创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一个盛世——仁宣之治。
名家回眸
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曾说：在中国历史上，为帝位相争是普遍现象，只可惜朱高煦拔了个末筹。但这对大明朝来说也许是幸事。
朱高煦自被成祖强令到乐安后，心中怨恨日盛，预谋夺取皇位的心理十分急迫。朱高炽即位后，朱高煦便加紧了谋取皇位的行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在乐安起兵谋反，宣宗亲征。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宣宗亲征朱高煦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平息叛乱，而是要铲除遗患。所以即使是朱高煦出城请降，宣宗也并不会履行自己的诺言。历代帝王都不会放过对皇权存在威胁的人，无论他是什么人，这是历史上帝王们的普遍心理。
欣欣向荣，仁宣盛世
仁、宣二帝在位前后只有十一年，相对于延续了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来说，不过只是转瞬即逝的瞬间。与太祖、成祖相比，他们既没有开疆拓土的气魄，也没有异域扬名的壮举，在威望、才能和治国经验上，都要相差很多。但正是在这二人统治时期，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一改以往注重军事的政策，转而强调以文治国，遂使明朝逐渐从创业阶段向守成阶段过渡。
仁、宣掌政之后，首先从安抚官员入手，解决以往的遗留问题。经历了太祖、成祖的肆意屠杀，官员们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被屠杀的恐惧中。
在朝堂上，官员们噤若寒蝉，时时刻刻要看皇帝脸色行事，阿谀逢迎而不敢“逆龙鳞”。这样固然让皇帝的耳根清净，却也限制了官员的直言进谏。
仁、宣二帝针对这一弊端，一改祖辈轻辱大臣的做法，对大臣采取宽仁的态度。仁宗继位后不久，就下令宽宥建文诸臣的家属，每家只留一名男子戍边，其余全部放还为民。宣宗更进一步，凡是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功臣家为奴”的建文诸臣的家属，通通赦免。不仅如此，仁宗一再宣称“方孝孺辈皆忠臣”，宣宗也称他们“忠贞不已，为国良臣”。他们都希望大臣能以方孝孺等人为榜样，为明朝尽忠。这实际上是为昔日的政敌平反昭雪，从根本上否认了成祖的滥杀。这些举措，为大臣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皇室卖命。与此同时，仁宗在用人上起复一批忠直老臣，如被罢免的夏原吉、杨溥等人纷纷官复原职。历史证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同时，仁、宣二帝还选任了一批贤臣。况钟任苏州知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为政清廉，一心为民。为解决苏松地区的重赋问题，他蠲免了各种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