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一些君王或上司不会轻易地听取这样的直言。在大臣或下属给他进谏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不耐烦或者觉得这是大臣或下属在挑自己的毛病。有些君王还因为大臣直言进谏，找个错误杀了大臣。
周朝的周厉王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他不但禁止大臣说出自己的建议，而且禁止百姓的言论。如果一旦发现有人说他不好或是给他提意见，他就命令格杀勿论。这样禁止言论的后果就是道路以目。所以，没有多久，周朝就灭亡了。
能够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就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自然能够改正错误。而那些不喜欢别人说出自己的缺点，只喜欢听赞美之词的人，不但会停滞不前，而且易受到蒙蔽，加速自己的灭亡。
施德政为上策，滥施刑罚为下策
【原典】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
注曰：刑者，原于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辅德，而非专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则集，绳之以刑则散也。”
王氏曰：“教以德义，能安于众；齐以刑罚，必散其民。若将礼、义、廉、耻，化以孝、悌、忠、信，使民自然归集。官无公正之心，吏行贪饕；侥幸户役，频繁聚敛百姓；不行仁道，专以严刑，必然逃散。”
【释评】孔子说：“居上位者自身有真正的道德，然后严格要求下属，下属犯了错误，自己就觉得很羞耻，会自觉约束自己；如居上位者自己不怎么样，全凭政治法令管理人，用刑法威慑人，人们就会专找法律的漏洞，回避了惩罚反而认为很高明，内心毫无愧意。”就是说，无论是对待老百姓还是下属，最重要的是德政，而非刑法。刑法是强制性的手段，但它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所以在执行法制的时候，不能忘记刑法内含的宽恕原则。圣明的君王不得已而用刑法，目的是为了辅助道德礼制的建设，并不单纯是为了惩治人。因此说，以德恕为归宿的法制会使全国上下日益团结，反之只能上下离心，全民离德。
宋孝宗时，孔镛出任田州知府，刚上任不久，府内的守兵就因为其他的任务被调走了，峒族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立即乘虚攻城，把田州围得水泄不通。孔镛于是召集众官员商讨对策，经过商量，大家都主张关闭城门死守。孔镛说城内粮草有限，这么死守空城不能支持几天，要让他们退兵，只有对他们恩威并施。众官员都有疑义，认为此举不可行，可孔镛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经过商量，孔镛决定带着两个马夫牵着马出城，峒兵一将领一见有人出城，马上准备迎战。孔镛说：“我不是来跟你作战的，我是这里新来的太守，我要见你们的酋长。”
峒将见孔镛没带武器，便放心地引他们进了寨子。还没进寨子，两位同来的马夫就偷偷地逃走了。孔镛刚进山寨就被峒兵围了起来，孔镛不惊不慌地看着峒兵，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快拿椅子来，让你们首领来参见。”峒兵摸不着头脑，只好拿来坐椅给孔镛坐。孔镛说：“我知道，你们都是良民，只是一时被饥寒所迫，才上山做了盗贼。前任州官不体谅你们，反而出动军队来攻打你们。现在朝廷命我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当做自己的儿孙，怎么能忍心派人来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信得过我，就送我回府去，我不仅不会杀你们，而且送你们口粮和布匹，放你们回家。如果你们还是不听，后面大军讨伐，你们就难逃死罪了。”孔镛待大家安静下来后说：“我饿了，给我摆饭。”
峒人首领赶忙命人做好饭菜送上来。孔镛饱餐了一顿后，天色已晚，孔镛又说：“天色已近黄昏了，回城是来不及了，我就在你们这里过夜。”众人又忙准备好床被。
第二天，孔镛对首领说：“我今天要回去了，你派人随我去取粮食和布匹吧。”
孔镛带着峒兵来到城下后，城里的官员们以为太守已被峒人制伏，不敢开门。孔镛笑着对峒人首领说：“你们先后退几步，我自己进去，拿出东西来犒劳你们。”
众官员们把孔镛放了进来，又关上城门。孔镛回城后马上命令士兵将谷子和布匹从城墙上投下去，众峒人满意而归。从此以后，峒人再也没有造反。
孔镛能说服峒人退兵并且让他们不再造反，是因为他采用了恩威并施的策略，给予峒人一定的恩惠，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处处为他们着想，同时告诉他们，如果再造反，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惩罚，让他们去权衡利弊。
对百姓施以恩惠，百姓自然就懂得了统治者的心意。没有几个人不愿意过自由平静的日子，所以大多数人都喜欢做顺民。古代很多君王知道百姓的心意，所以在巩固自己统治的时候都会实施德政。
德政不仅包括给百姓恩惠，还包括放低身段，广泛接纳天下的意见，招贤纳士，辅佐自己的统治，这也是德政的一种。
燕昭王登上燕国的皇位以后，为了使燕国变得强大起来，他励精图治，但是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虽然他用了很丰厚的聘礼来招募贤才，但是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燕昭王就去拜见当时的智者郭隗先生。他见了郭隗以后，谦恭地请教他说：“齐国人攻破我们燕国，我深知燕国势单力薄，无力报复。但是如果能得到贤士与我共商国是，就可以让我们向齐国报仇，以雪先王之耻。请问先生要怎样招贤纳士呢？”
郭隗先生回答说：“古代成就帝业的国君都是以贤者为师，而成就王业的国君都是以贤者为友，成就霸业的国君以贤者为臣，而国家将要灭亡的国君以贤者为仆役。如果大王您能够卑躬屈节地侍奉贤者，放下自己大王的身份，屈居下位接受他们的教诲，那么比自己才能超出百倍的人就会来光临燕国。大王若是真想广泛选用国内的贤者，就应该亲自登门拜访，天下的贤人听说大王的这一举动，就一定会赶着到燕国来。”
燕昭王听到智者这样说，就谦恭地拜智者为师，并且为他建造房屋，消息传开，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而来，剧辛也从赵国来了，人才争先恐后集聚燕国。
燕昭王又在国中祭奠死者，慰问生者，和百姓同甘共苦。终于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的国力已经很强盛了，于是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和秦、楚及三晋赵、魏、韩联合策划攻打齐国，齐国大败。
燕昭王为了燕国的强盛，放下帝王的身段，虚心向贤者请教，不但获得了贤者的尊重，也招募到很多人才为燕国效力，这样才使得燕国快速强大起来，打败了齐国。
可见君王有德，国家就会强盛。其实，无论是做领导还是做人，一个有德的人，总是比一个无德的人获得的帮助要多，所以孟子才会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当罚却赏，当赏却罚，祸乱必生
【原典】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
注曰：人心不服则叛也。
王氏曰：“功量大小，赏分轻重；事明理顺，人无不伏。盖功德乃人臣之善恶；赏罚，是国家之纪纲。若小功不赐赏，无人肯立大功。
志高量广，以礼宽恕于人；德尊仁厚，仗义施恩于众人。有小怨不能忍，舍专欲报恨，返招其祸。如张飞心急性躁，人有小过，必以重罚，后被帐下所刺，便是小怨不舍，则大怨必生之患。
赏轻生恨，罚重不共。有功之人，升官不高，赏则轻微，人必生怨。罪轻之人，加以重刑，人必不服。赏罚不明，国之大病；人离必叛，后必灭亡。”
【释评】上级判断下属做出的贡献时，要有轻重大小之分。赏小功，才能立大功。惩罚也是一样，小过错要有小惩罚，这样才能严明法纪。
作为一个上级，如果一味地奖赏那些没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得到意外的赏赐；不惩处有罪的人，那么民众就不会从惩罚中吸取教训而容易为非作歹，这些都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隋文帝杨坚就是一个不能准确把握奖惩制度的人，在他在位期间，忠良得不到奖赏，而佞者反而得到高官厚禄。大臣杨素善于迎合文帝的心意，投其所好，甚得文帝欢心。有一次文帝令杨素监造仁寿宫，杨素动用大批百姓，夷山埋谷，而且督役严急，致使百姓伤亡严重，这完全违背了隋文帝从俭营建的旨意。文帝派大臣高颍前去视察，高颍回来说此举不仅大伤民力，而且极为奢侈。文帝听后大为不悦。本来想讨好的杨素吓坏了，连忙通过皇后向皇帝求情，说自己只不过是想要尽心为皇帝做好事情，但是因为操之过急，才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最后，他不仅没有受到严惩，反而受到重赏。后来杨素越来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于是，皇宫出现了只要投靠杨素，“虽无才干，必加进擢”这样的事情。因为小人当道，正直之士大遭陷害。隋文帝也因应赏不赏，当罚不罚，众叛亲离，最后被杨素等一伙佞人所杀。
吝赏没功，应罚不罚，都会造成放纵邪恶，压抑贤才。同样，滥赏、滥罚也不行，滥赏会导致“勤者怨，懒者喜，邪者生”；滥罚会使人人自危，从而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这都不能起到激励贤能、打击邪恶的作用。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喜欢谄佞之徒。侍中颜师伯和他赌博，故意输掉百万，从而博得了孝武帝的欢心，孝武帝视之为亲信。殷太妃死后，刘骏率群臣至其墓吊丧，他对秦郡太元守刘德愿说：“卿哭太妃，悲者当重赏。”刘德愿应声痛哭，捶胸顿足，涕泗交流。“骏甚悦，赏其豫州刺史。”后来实践证明刘德愿是毫无才能的庸官。
历史上很多昏聩暴虐的君主执行赏罚制度时混乱变样，这种事例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