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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遵义章(11)

当然,也有一些君王或上司不会轻易地听取这样的直言。在大臣或下属给他进谏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不耐烦或者觉得这是大臣或下属在挑自己的毛病。有些君王还因为大臣直言进谏,找个错误杀了大臣。

周朝的周厉王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他不但禁止大臣说出自己的建议,而且禁止百姓的言论。如果一旦发现有人说他不好或是给他提意见,他就命令格杀勿论。这样禁止言论的后果就是道路以目。所以,没有多久,周朝就灭亡了。

能够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就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自然能够改正错误。而那些不喜欢别人说出自己的缺点,只喜欢听赞美之词的人,不但会停滞不前,而且易受到蒙蔽,加速自己的灭亡。

施德政为上策,滥施刑罚为下策

【原典】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

注曰:刑者,原于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辅德,而非专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则集,绳之以刑则散也。”

王氏曰:“教以德义,能安于众;齐以刑罚,必散其民。若将礼、义、廉、耻,化以孝、悌、忠、信,使民自然归集。官无公正之心,吏行贪饕;侥幸户役,频繁聚敛百姓;不行仁道,专以严刑,必然逃散。”

【释评】孔子说:“居上位者自身有真正的道德,然后严格要求下属,下属犯了错误,自己就觉得很羞耻,会自觉约束自己;如居上位者自己不怎么样,全凭政治法令管理人,用刑法威慑人,人们就会专找法律的漏洞,回避了惩罚反而认为很高明,内心毫无愧意。”就是说,无论是对待老百姓还是下属,最重要的是德政,而非刑法。刑法是强制性的手段,但它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所以在执行法制的时候,不能忘记刑法内含的宽恕原则。圣明的君王不得已而用刑法,目的是为了辅助道德礼制的建设,并不单纯是为了惩治人。因此说,以德恕为归宿的法制会使全国上下日益团结,反之只能上下离心,全民离德。

宋孝宗时,孔镛出任田州知府,刚上任不久,府内的守兵就因为其他的任务被调走了,峒族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立即乘虚攻城,把田州围得水泄不通。孔镛于是召集众官员商讨对策,经过商量,大家都主张关闭城门死守。孔镛说城内粮草有限,这么死守空城不能支持几天,要让他们退兵,只有对他们恩威并施。众官员都有疑义,认为此举不可行,可孔镛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经过商量,孔镛决定带着两个马夫牵着马出城,峒兵一将领一见有人出城,马上准备迎战。孔镛说:“我不是来跟你作战的,我是这里新来的太守,我要见你们的酋长。”

峒将见孔镛没带武器,便放心地引他们进了寨子。还没进寨子,两位同来的马夫就偷偷地逃走了。孔镛刚进山寨就被峒兵围了起来,孔镛不惊不慌地看着峒兵,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快拿椅子来,让你们首领来参见。”峒兵摸不着头脑,只好拿来坐椅给孔镛坐。孔镛说:“我知道,你们都是良民,只是一时被饥寒所迫,才上山做了盗贼。前任州官不体谅你们,反而出动军队来攻打你们。现在朝廷命我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当做自己的儿孙,怎么能忍心派人来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信得过我,就送我回府去,我不仅不会杀你们,而且送你们口粮和布匹,放你们回家。如果你们还是不听,后面大军讨伐,你们就难逃死罪了。”孔镛待大家安静下来后说:“我饿了,给我摆饭。”

峒人首领赶忙命人做好饭菜送上来。孔镛饱餐了一顿后,天色已晚,孔镛又说:“天色已近黄昏了,回城是来不及了,我就在你们这里过夜。”众人又忙准备好床被。

第二天,孔镛对首领说:“我今天要回去了,你派人随我去取粮食和布匹吧。”

孔镛带着峒兵来到城下后,城里的官员们以为太守已被峒人制伏,不敢开门。孔镛笑着对峒人首领说:“你们先后退几步,我自己进去,拿出东西来犒劳你们。”

众官员们把孔镛放了进来,又关上城门。孔镛回城后马上命令士兵将谷子和布匹从城墙上投下去,众峒人满意而归。从此以后,峒人再也没有造反。

孔镛能说服峒人退兵并且让他们不再造反,是因为他采用了恩威并施的策略,给予峒人一定的恩惠,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处处为他们着想,同时告诉他们,如果再造反,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惩罚,让他们去权衡利弊。

对百姓施以恩惠,百姓自然就懂得了统治者的心意。没有几个人不愿意过自由平静的日子,所以大多数人都喜欢做顺民。古代很多君王知道百姓的心意,所以在巩固自己统治的时候都会实施德政。

德政不仅包括给百姓恩惠,还包括放低身段,广泛接纳天下的意见,招贤纳士,辅佐自己的统治,这也是德政的一种。

燕昭王登上燕国的皇位以后,为了使燕国变得强大起来,他励精图治,但是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虽然他用了很丰厚的聘礼来招募贤才,但是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燕昭王就去拜见当时的智者郭隗先生。他见了郭隗以后,谦恭地请教他说:“齐国人攻破我们燕国,我深知燕国势单力薄,无力报复。但是如果能得到贤士与我共商国是,就可以让我们向齐国报仇,以雪先王之耻。请问先生要怎样招贤纳士呢?”

郭隗先生回答说:“古代成就帝业的国君都是以贤者为师,而成就王业的国君都是以贤者为友,成就霸业的国君以贤者为臣,而国家将要灭亡的国君以贤者为仆役。如果大王您能够卑躬屈节地侍奉贤者,放下自己大王的身份,屈居下位接受他们的教诲,那么比自己才能超出百倍的人就会来光临燕国。大王若是真想广泛选用国内的贤者,就应该亲自登门拜访,天下的贤人听说大王的这一举动,就一定会赶着到燕国来。”

燕昭王听到智者这样说,就谦恭地拜智者为师,并且为他建造房屋,消息传开,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而来,剧辛也从赵国来了,人才争先恐后集聚燕国。

燕昭王又在国中祭奠死者,慰问生者,和百姓同甘共苦。终于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的国力已经很强盛了,于是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和秦、楚及三晋赵、魏、韩联合策划攻打齐国,齐国大败。

燕昭王为了燕国的强盛,放下帝王的身段,虚心向贤者请教,不但获得了贤者的尊重,也招募到很多人才为燕国效力,这样才使得燕国快速强大起来,打败了齐国。

可见君王有德,国家就会强盛。其实,无论是做领导还是做人,一个有德的人,总是比一个无德的人获得的帮助要多,所以孟子才会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当罚却赏,当赏却罚,祸乱必生

【原典】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

注曰:人心不服则叛也。

王氏曰:“功量大小,赏分轻重;事明理顺,人无不伏。盖功德乃人臣之善恶;赏罚,是国家之纪纲。若小功不赐赏,无人肯立大功。

志高量广,以礼宽恕于人;德尊仁厚,仗义施恩于众人。有小怨不能忍,舍专欲报恨,返招其祸。如张飞心急性躁,人有小过,必以重罚,后被帐下所刺,便是小怨不舍,则大怨必生之患。

赏轻生恨,罚重不共。有功之人,升官不高,赏则轻微,人必生怨。罪轻之人,加以重刑,人必不服。赏罚不明,国之大病;人离必叛,后必灭亡。”

【释评】上级判断下属做出的贡献时,要有轻重大小之分。赏小功,才能立大功。惩罚也是一样,小过错要有小惩罚,这样才能严明法纪。

作为一个上级,如果一味地奖赏那些没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得到意外的赏赐;不惩处有罪的人,那么民众就不会从惩罚中吸取教训而容易为非作歹,这些都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隋文帝杨坚就是一个不能准确把握奖惩制度的人,在他在位期间,忠良得不到奖赏,而佞者反而得到高官厚禄。大臣杨素善于迎合文帝的心意,投其所好,甚得文帝欢心。有一次文帝令杨素监造仁寿宫,杨素动用大批百姓,夷山埋谷,而且督役严急,致使百姓伤亡严重,这完全违背了隋文帝从俭营建的旨意。文帝派大臣高颍前去视察,高颍回来说此举不仅大伤民力,而且极为奢侈。文帝听后大为不悦。本来想讨好的杨素吓坏了,连忙通过皇后向皇帝求情,说自己只不过是想要尽心为皇帝做好事情,但是因为操之过急,才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最后,他不仅没有受到严惩,反而受到重赏。后来杨素越来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于是,皇宫出现了只要投靠杨素,“虽无才干,必加进擢”这样的事情。因为小人当道,正直之士大遭陷害。隋文帝也因应赏不赏,当罚不罚,众叛亲离,最后被杨素等一伙佞人所杀。

吝赏没功,应罚不罚,都会造成放纵邪恶,压抑贤才。同样,滥赏、滥罚也不行,滥赏会导致“勤者怨,懒者喜,邪者生”;滥罚会使人人自危,从而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这都不能起到激励贤能、打击邪恶的作用。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喜欢谄佞之徒。侍中颜师伯和他赌博,故意输掉百万,从而博得了孝武帝的欢心,孝武帝视之为亲信。殷太妃死后,刘骏率群臣至其墓吊丧,他对秦郡太元守刘德愿说:“卿哭太妃,悲者当重赏。”刘德愿应声痛哭,捶胸顿足,涕泗交流。“骏甚悦,赏其豫州刺史。”后来实践证明刘德愿是毫无才能的庸官。

历史上很多昏聩暴虐的君主执行赏罚制度时混乱变样,这种事例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