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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南部的浪漫——意、法的浪漫时期(5)

与很多法国人一样,拉威尔(1875—1937)身材矮小,以致在社交场所常常被人直呼为“小个子”。与他个头相称的,是他对于音乐作品规模的喜好,他喜好小作品胜于大作品。他被誉为“印象派”的代表人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后印象主义者”,与德彪西相提并论(尽管他比德彪西小一轮)。但是,这样的称誉往往惹他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这里面隐含着他抄袭德彪西的意味。在他看来,他与德彪西所遵循的象征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他更愿意将自己与福莱、夏勃里埃和萨蒂联系起来。不过,拉威尔与德彪西的关系在任何一个人看来都显得很暧昧,譬如德彪西写了一首《牧神的午后》,他写了一首《小丑的晨曲》;德彪西写了一套钢琴曲《映像》,他的作品名为《镜子》;德彪西写了《水之倒影》,他也有一部《水之嬉戏》。倒是在罗马大奖上,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尽管有包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内的重量级人物的力挺,但拉威尔仍然没有捞到罗马大奖,巴黎音乐学院的院长西奥多·杜布瓦甚至为此事愤而辞职(新继任者为福莱)。平心而论,拉威尔与德彪西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有着明显不同。虽然他的和声比德彪西更加不和谐,但是技术上更加严谨,因而他被斯特拉文斯基说成是“瑞士制表匠”(拉威尔的父亲是瑞士人)。这位法国人出生于西班牙与法国西南部接壤处,宣称自己喜欢西班牙更胜于法国,但是在情感的表达上却倾向于法国,与西班牙式的狂热相比稍显理智。

《波莱罗舞曲》是拉威尔最负盛名的作品。这首试验性的作品竟然不可思议地受到人们的追捧。无法想象,一句毫无彩头的短小旋律,经过无数次的重复,竟然能够组成一首完整的管弦乐曲!据说,《波莱罗舞曲》首演时,一位女士实在忍受不住旋律重复的折磨,大声叫道:“拉威尔一定是疯了!”拉威尔笑着回答:

“是的,她已经理解这首曲子了。” 当然,拉威尔并不是所有的曲子都这样令人厌倦,《“左手”钢琴协奏曲》(只用左手弹奏)就很有意思,芭蕾组曲《鹅妈妈》极富童趣,双钢琴《西班牙狂想曲》是西班牙音乐中的佳作,管弦乐《优雅而伤感的圆舞曲》充满着多种音乐元素,均值得一听。

其他作曲家

弗兰克

如果不是由于父亲的功利心作祟,弗兰克(1822—1890)这位音乐神童也许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出生于比利时的弗兰克,十一岁便具备一个钢琴演奏家的所有技能。在巴黎音乐学院,获取过钢琴荣誉大奖、赋格一等奖、风琴二等奖,正当他准备冲刺罗马大”时,望子成龙的老爹迫不及待地将他召回布鲁塞尔,欲令他得到莱奥波德一世的青睐。不料期望落空,他们又不得不重返巴黎,但这却使弗兰克永远失去了摘取罗马大奖的机会。在教堂弹奏管风琴之余,弗兰克也尝试作曲,作有交响诗《赎罪》、三首大管风琴曲、神剧《祝福》、圣经剧《雷贝加》、《D小调交响曲》等,均反响不大。直到1890年民族音乐协会推出他的《四重奏》

,弗兰克才大获成功,但此时他已垂垂老矣。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音乐内容深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我最喜欢他的《小提琴奏鸣曲》(1886年),曲调优美,朗朗上口,十分迷人。这是六十四岁的弗兰克为老乡、比利时小提琴大师尤金·伊萨依的结婚纪念日而作,并于当天在布鲁塞尔首演。

福 莱

福莱(1845—1924)虽然与德彪西同属一个时代,但却完全是两路不同的人。作为圣·桑的学生、民族音乐协会创始人、巴黎音乐学院院长、法兰西学会会员(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福莱有着极为精细的音色与和声概念,能将各种不同的音响掌控一体,令人愉悦万分!其代表作有《小提琴奏鸣曲》两首、《歌曲集》

、《钢琴曲集》、《安魂曲》以及《钢琴和弦乐四重奏》两首。作为第一小提琴手,我曾有幸在法国大指挥的麾下演出他的声乐与乐队《安魂曲》(这个曲目很难获演出机会),这首为纪念亡父而作的、首演于巴黎圣·玛德琳教堂的作品,声乐与器乐水乳交融,不同音色的对比协调相当出色,若非身临其境,根本无法想象出这等天籁之美!

丹 第

丹第(1851—1931)是一个出生于繁华的巴黎但却在山区长大的贵族,一个伯爵的儿子,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根本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他被人们看做十三世纪的僧侣,欣赏中世纪艺术,尤其崇拜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不具名的谦卑与虔诚。他信奉“一切艺术的原则属于纯粹的宗教范畴”,认为意志能够主宰一切。

因此,丹第的作品多少与他的宗教信念相联系,如钢琴曲《群山之诗》、管弦乐与钢琴《塞纹纳山野交响曲》(塞纹纳山区为其家族领地)等。他是巴赫的信徒,对巴赫的音乐佩服得五体投地;与弗兰克、杜柏克、瓦格纳、李斯特等人结交,曾任民族音乐协会主席。

肖 松

肖松(1855—1899)是一位性格优柔寡断的作曲家,创作出来的音乐十分迷人,声调亲切,语气温柔,感情细腻。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小提琴独奏《音诗》

(“音诗”本是一种写作体裁,以体裁为曲名的作品实不多见),那种细腻哀婉的倾诉,令人断肠,可惜上佳的演奏不易寻得。

对于近现代派音乐(尤其是现代派音乐),我始终心存敬畏。那些奇形怪状的音符以及名目繁多的概念,如超验主义者、不协和和弦、多调性、无调性、微分音、复节奏等,令人无所适从。我十分钦佩那些现代派音乐的演奏家,钦佩他们能够准确无误地还原乐谱!要知道,对于古典音乐演奏家而言,现代派音乐简直就是一纸“天书”,其旋律的发展(如果有旋律的话)、节奏的变化(如果有节奏的话)以及新奇大胆的演奏方式打破了既定的规律,别说背谱,即便盯着乐谱也不一定能够顺利过关。就我而言,我可以将巴赫极其复杂的、高难度的、总长十七分钟的《恰空舞曲》准确无误地背谱演奏,却很难将现代派的作品完整视奏下来,因为我总会觉得什么地方有错而停下来“纠正”。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演奏这样的作品,如果你觉得自己错了(譬如音不准、节奏不稳、和声调性不符等)那就“对”了!此话虽具调侃意味,却也不无道理。

难怪当美国现代作曲家查尔斯·艾夫斯(1874—1954)将他的《假日交响曲——新英格兰的四个节日》交给乐谱誊写员时,一本正经地警告道:“请不要改动任何内容,所有错误的音符都是正确的!”所有对近现代派音乐心存疑虑的人都该来听听艾夫斯的这句话。

德国与奥地利

政治上,德国和奥地利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在音乐的王国里,它们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谓“德奥不分”,音乐里的“德国”其实往往是德国与奥地利的统称。本书中的德国沿用这一概念。

十七世纪之后,德国音乐迅猛发展,一跃成为超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大国。古典音乐史上公认最伟大的音乐家,即以字母“B”打头的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三位音乐家均是德国人。在古典音乐最黄金的两百多年里,德国音乐家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进入二十世纪,打着现代主义旗号的反古典潮流席卷欧洲,各类标新立异的学派和门类层出不穷,令传统音乐应接不暇。

德国音乐所代表的趣味似乎已寿终正寝,走到了尽头。此时,理查·施特劳斯和马勒站了出来(此两人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九章有专门论述),随后,兴德米特和勋伯格也挺身而出,企图捍卫德国音乐的尊严。

兴德米特(1895—1963)首先是一位小提琴家、中提琴家和钢琴家,其次是柏林高等音乐学校的作曲教授(赴美后出任耶鲁大学音乐学校校长)。他接受过严谨苛刻的古典音乐训练,秉承传统的同时,又受到现代派新民潮的影响。据说有一次他排练巴赫作品时,要求乐队奏出一种非断奏的、柔美的、揉弦的音色。乐队队员不以为然,他于是解释道:“想想看,如果没有vibrato(即“颤吟的”),巴赫怎么会生出那么多的儿子!”兴德米特没有记错,老实巴交的巴赫一共生有十九个孩子,其中有十一个是儿子。

虽然他恪守德国的艺术传统,但是时运不济,发展受阻。其时正处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因观看他的歌剧《当地新闻》中女高音演员洗澡一戏而大受刺激,下令禁演此剧。随后,纳粹文化部长戈培尔也对他的作品严加审查,他深感事态的严重,于是以土耳其为跳板逃到美国,很快申请加入了美国国籍。

在作曲观念上,兴德米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早年,当他开始反叛传统时,保守派骂他不守规矩;风格确立之后,却又成为先锋派眼中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他早期作品还不太离谱,有理查·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或者巴托克的影子。后来,随着他的节奏冲力以及不协和和声语汇分量的加强,现代派意味日渐加重,成为近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兴德米特的代表作品有歌剧《卡第亚克》、《当地新闻》、《画家马蒂斯》、管弦乐《韦伯主题交响变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中提琴与乐队《翻天飞鹅》、为钢琴与女高音而作的联篇歌曲《玛丽的一生》等。

勋伯格(1874—1951)是奥地利作曲家,后因遭纳粹迫害而加入美国国籍。这位现代音乐史上十分重要的作曲家,具有不可思议的双重性。首先,这位著名作曲家同时也是表现主义的画家,与康定斯基等高手过往甚密,虽然有评论说“勋伯格的音乐和画会令你的耳朵和眼睛一起崩溃”,但是考虑到我们很难在作曲家里找到精通画画的人,所以勋伯格还是堪称“音乐家中的画家”;其次,尽管勋伯格发明了“无调性”、“十二音”等现代派作曲技法,但他也不放弃传统的“有调性”音乐,往往在这两种极具冲突的技法之间穿梭自如,令人大呼其异!他的作品以旋律性和抒情性见长,但是在节奏、织体、曲式等方面却非常复杂。听众对他的态度也是迥然有异,好之者大加赞赏,而恶之者则谩骂不断。从预示着调性即将瓦解的《第一号室内交响曲》,到《月光下的皮埃罗》、歌剧《摩西与亚伦》、《华沙幸存者》,他在创作中完成了一系列解放不协和音程、序列主义、简约主义、无调性与调性灵活运用的历程。

勋伯格的死是音乐史上少有的灵异事件。迷信的勋伯格非常忌讳“13”这个数字,每个月的十三日他都心神不宁,如坐针毡。七十六岁时,一个占星家告诉他这是一个不祥年份,因为7加6等于13,请他务必当心。7月13日这一天,他拉着妻子的手,坐在躺椅上(因哮喘他已经3年没有上过床)等着“13”日过去。他身后便是一只大座钟。当那只座钟终于敲过12下之后,两人这才如释重负。他妻子去隔壁房间取饮料,但是回来时却发现勋伯格歪倒在躺椅上,已经死了,而这时另一间屋子的钟才开始敲响零点的钟声——原来他身后的钟快了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