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文艺之冠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在谈论科学与艺术的渊源时，以犀利夸张的文学语言说道：“天文学产生于迷信；雄辩产生于抱负、仇恨、虚伪和奉承；几何学产生于贪婪；物理学产生于无聊时的好奇；道德哲学产生于人的自尊。所以，艺术与科学的诞生归功于我们的邪恶。如果它们来自我们的美德的话，我们就不那么怀疑它们的好处了。”
撇开理性的思维判断不论，在这里，至少卢梭认为艺术是思想的产物，是一种人文形态，而且在“美德”的塑造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好处。他同时还意味深长地说：“艺术如果得不到奢侈的珍视，它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人不是不公正，司法又有什么作用？如果没有暴君、战争、阴谋，历史的命运会如何？” 在艺术品的“奢侈”问题上，卢梭的观点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保持一致。德谟克利特曾经说过：“音乐是一种相对地说较年轻的艺术，其原因在于使音乐产生的并不是必须，而是奢侈。”
也许正因为它不是必须的而是奢侈的，不是普通社会生活所必须面对的内容，是一种纯精神的高级形态，所以在诸多学科领域中，艺术能够傲视群雄，受到高贵的礼遇。
公元前古希腊，人们必须学习研究七种学科，即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它们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故又称“七艺”。
在这七门学科中，如果要数对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产生作用之最大者，毫无疑问非音乐莫属！著名天主教神学家、《神学概论》作者圣托玛·达坎（1225—1274）将音乐这门学科誉为“七大文艺之冠”。
欧洲中世纪编纂的《辞源学》引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以医生的职业来说明音乐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医生）他不能不懂得音乐，因为提起病人的情况，不能不用这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正像大卫用甜蜜的音乐把索尔从肮脏的灵魂中解脱出来。医学家阿尔斯科尔皮德斯也是同样，通过音乐使精神错乱的人恢复健康。”
对于七艺之冠的音乐，古希腊的智者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毕达哥拉斯最早发现音乐的首要作用在于净化。在他看来，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不仅可以教育人，还能够治疗人的脾气，使人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音乐可以用来医治忧郁和内心病症，医治愤怒、生气和内心的变化。他甚至认为还有一种音乐，“可以治疗人的色欲”。联想到西方最早的音乐出现于神秘的、禁欲的庙堂祭殿，“原始的意境先在庙堂的神秘气氛中酝酿，然后在诗人的梦想中变形，终于在艺术家的手下完成”
，毕达哥拉斯的论断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亚里士多德不仅承认音乐的净化和教育功能，还认为不同的调性和节奏能够带给听者不同的心情，使人的性情改变。具体说来，他认为“混合利底亚式”的调式使人哀伤严肃，就像“松散的和谐”之类的调性使人心肠软弱一样；“多里亚式”的调式使人温和平静，“弗里几亚式”调式使人充满宗教的狂热。节奏也是如此，有些是令人平静的，有些是令人激动的。而在令人激动的节奏之中，有些是庸俗的，另一些则是高尚的。
柏拉图对音乐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在他的重要著作如《法律篇》、《国家篇》
、《理想国》等中均提出过关于音乐的独到观念。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音乐，音乐只使“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快乐，尤其是使那个在品德和修养上最为卓越的人快乐”，他还特别强调音乐在“七艺”中的首要地位，呼吁将音乐作为“一切国民的必修课”。究其原因，“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受过这种良好的音乐教育的人，可以很敏感地看出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界事物的丑陋，很正确地加以厌恶；但是一看到美的东西，他就会去赞赏它们，很快乐地把它们吸收到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的性格也变得高尚优美。他在理智还没有发达的幼年时期，对于美丑就有了正确的好恶，理智发达之后，就会很亲密地接近美，把她当做一个老朋友，因为过去的音乐教育已经让他和她很熟悉了”
。他大声疾呼：“音乐的首要作用是教育，以利于德性建设。音乐实践必须是公开行为，这是国家公事而非家庭私事。每一种曲调、节奏和乐器，对人类道德品性皆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他希望将好的音乐作为“神圣的典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允许做任何改动，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音乐才堪传授给下一代。
格里高利赞美圣咏
追溯西方古典音乐的源头，就不得不从格里高利赞美圣咏说起。从本源上考察，基督教音乐起源于犹太教音乐，而犹太教音乐又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在公元331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赦令》之前，基督教作为异教崇拜是受到迫害的。这些教徒躲在隐秘地方偷偷地祭祀，仪式过程中根本不敢发出声响，不敢唱歌，更不能明目张胆地使用乐器，害怕暴露了目标。《米兰赦令》颁布之后，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得到认同，教徒们开始放声歌唱了。公元四世纪末，米兰大主教安布洛斯大胆推行礼仪圣歌，引入具有和声效果的双声部合唱，并准许非教籍人士及俗人参与歌唱，无形中促进了音乐的普及。至六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再次掀起音乐改革的浪潮。这一次的改革，余波直到现在都未完全平息下去。
格里高利（Gregory，540 — 604）出身于显赫的罗马元老院贵族，其家族出过两任教皇。他曾经担任罗马总督，后发愿归隐修道院修道，并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捐献出来修建修道院。公元590年，他被推选为教皇，史称“格里高利一世”。格里高利掌权期间，正是基督教教派从内容到形式纷乱复杂的时期。大家知道，基督教的传承发展由东至西，在沿着迦勒底、叙利亚、希腊、罗马、高卢（古代法国）、西班牙的长期行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和地区的烙印，形成形态各异的宗教理念和礼拜仪式。这些风格迥异、自成门户的礼拜仪式以及教义演绎，在罗马教廷看来不仅不“正宗”，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危及到教会的整个信念统一。因此，对其进行整肃，从内容到形式予以规范统一，成为历任教皇所必需面对的任务。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格里高利一世比任何前任都做得好。
格里高利一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规范基督教礼拜仪式，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音乐入手，用音乐的格式来制约和规范礼拜的仪式。他下令编撰《赞美诗唱和集》
，广泛吸取古希腊、希伯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音乐元素，然后借用希腊无伴奏式的、单声部的纯人声（只用男声），在一个多八度的音域里无节奏地、即兴般地歌唱（小节线以及节奏时值的概念出现在十二世纪之后）。在当时的四线谱（乃五线谱的前身）里，还没有精确的长短音符的描述，很难确定一个长音符究竟等于两个还是三个短音符，只是比短音符要长而已。教廷以法律规定，在正规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中必须使用这些肃穆超脱的歌曲，史称“格里高利圣咏”
，亦通称“素歌”。
另一方面，格里高利圣咏中的“脱利腾弥撒”（即“拉丁弥撒”）统一使用拉丁语。在发音上，拉丁语的语音有其独特之处，其饱满、开阔和温暖的充分发音使得拉丁语在颂读的时候听起来特别纯净和上扬。因此，拉丁语是一种尤其适宜吟咏的语言。
此外，拉丁语在诵读中有大量连诵的情况（这一点法语继承得特别明显），连诵能使突兀的发音变得柔和、圆润和连贯，具有突出的吟咏效果，十分适宜音乐旋律的介入。
有趣的是，格里高利圣咏虽然是史上最纯净圣洁的宗教音乐，它却产生于世界历史最混乱动荡之时，罗马帝国分裂、战争不断、人民生活在瘟疫和饥馑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并且正如格里高利所祈求的那样，用音乐的方式而非政治手段统一了整个基督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查理大帝和路易一世有时整天沉浸于此，时而聆听，时而歌唱，自我陶醉，流连忘返。而查理二世尽管国事纷纭，困难重重，但还是一直与圣加尔修道院的修士们保持音乐上的书信往来，并共同商议创作音乐。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充满沉思内省的艺术更感染人了！尽管社会动荡，多灾多难，而这种甜美的音乐还是不顾一切地大放异彩。”
格里高利圣咏将单声部音乐发挥到了极致，中世纪时，另一种更高级的音乐“复调音乐”慢慢开始取代单声部音乐。此是后话，下一章有专题介绍。
行吟诗人
与格里高利圣咏等教会音乐相对应，世俗民间音乐也从未停止前行的步伐。如果说教会音乐只对上帝负责的话，那么世俗音乐则致力于描述和歌颂人们的生活。
世俗音乐的创作者叫做行吟诗人，也称作游吟诗人、骑士诗人，在德国则称作恋歌诗人。不可否认，“游吟”、“骑士”或“恋歌”等词语令人想入非非，充满着奇异神秘的幻想。的确，行吟诗人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他们有的出身贵族（譬如著名的行吟诗人蒂博·德·尚帕涅便是纳瓦尔国王），有的则是普通市民，出于对文学与音乐的执着，用地方语言写作一些演唱用的抒情作品。他们首先是激情洋溢的诗人，其次才是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们是真正不懈怠的民间音乐挖掘者，从生活中获取灵感，创作了大量旋律优美的音乐。
历史上，有名有姓的行吟诗人大有人在，其中一位名叫彻斯特兰·德·库西的人，可算是行吟诗人中的极品。他的故事反映出欧洲中世纪贵族骑士的生活状态，其情节之曲折感人，不亚于任何一部杜撰的戏剧。据欧洲中世纪史料记载，库西（1160 — 1203）是菲利普·奥古斯都和查理一世时代的一名贵族骑士。他居住在法国的比加底，与法耶尔大公比邻而居。于是，这位风流倜傥的骑士与公爵夫人产生了恋情。后来，库西跟随英国和法国国王东征，公爵夫人闻知后，剪下自己的秀发，织成一条围兜送给他。这条美丽的围兜既可以系在头盔上，也可以和大珍珠一起作为装饰。库西为了报答情人的深情，英勇奋战，杀敌无数。在巴勒斯坦的一场包围战中，基督徒被阿拉伯人击败，库西也身负重伤。临终前，他给公爵夫人写了一封绝笔信，嘱咐随从将他的心脏用香料密封，连同骨灰、绝笔信一起放在围兜里带给夫人。库西死后，随从带着这些物品来找公爵夫人，不想被法耶尔公爵擒获。随从为了活命，道出了实情。妒火中烧的公爵提着库西的心脏，径直来到厨房，命令厨师以此为原料烹制一道佳肴。晚餐时，这道大菜端到夫人面前，夫人毫无戒备，一口气吃了下去。公爵道：“你喜欢这道菜吗？”夫人礼貌性地回答“很喜欢”。公爵又说道：“我就知道你会高兴的，这可是你一直想吃的东西呀！”然后又问她知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夫人回答说不知道。于是，这位丈夫眉飞色舞地说：“我觉得必须告诉你，你刚才吃掉的是彻斯特兰·德·库西的心脏！”夫人以为公爵在开玩笑，因为在此之前，两人为了库西已经产生不少矛盾。公爵得意地拿出库西的骨灰、围兜还有绝笔信给她看。夫人看完信，始知这一切都是真的。她十分镇静地对公爵说：“不错，这是我非常钟情的一道菜，但也是我的最后一道菜。因为从今以后，其他任何食物都会是乏味的。”说罢，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吃任何东西，直至绝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