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人强力集团”里，鲍罗廷（1834—1887）也许是最受争议的人物。他是权势显赫的伊梅列廷斯基家族的传人，是格迪亚尼舒里亲王与一位医生的妻子的私生子。根据当时贵族惯用的行事方式，他以亲王府一个名叫普里菲里·鲍罗廷的农奴的名字命名，并由宫廷女管家和私人教师抚养成人。依照标准的贵族传统，鲍罗廷先从军，然后学医，最后在圣彼得堡医学与外科研究院任化学教授。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见过许多非职业音乐家，他们的本职工作形形色色，但我实在想不出化学与音乐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鲍罗廷的行为处事并不像一个井井有条的科学家，倒与乖张怪异的艺术家如出一辙。在他的家里，他和他的钢琴家妻子很难找到自己的床位，因为它们被他请来的一帮无家可归的儿童、病入膏肓的病人占据着，还包括一群猫。有时候他想在钢琴上作曲，但是一看到地板上或沙发上痛苦呻吟的人们，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此一来，这位“业余音乐家”的创作速度就可想而知了。著名的《伊戈尔王子》前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写成。对于他的作品，人们的评价并不一致。柴可夫斯基认为他的品位比居伊低，且作曲技法不高明；而德彪西则认为他的《B小调交响曲》是“俄罗斯交响曲作品中最好的”。 客观地说，他虽然缺乏对音乐宏观的驾驭能力，但作品细腻美妙，情感丰富，具有深刻的魅力以及强烈的生活气息，这点尤其在交响诗《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以及《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中表现突出。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9）是“五人强力集团”中对音乐理论最有兴趣的一位，在巴拉基列夫的影响下，成为“强力五人集团”的成员。由于深知作曲理论对于创作实践的重要性，他狠下工夫研究理论，久之成为此道的行家里手，集团圈子里的有些作品就是经他之手修改发表的。尽管如此，他还是缺乏这方面的严格训练。他承认自己早期的专业知识比较薄弱，在他的自传里，他说自己“不能正确地给出一首圣咏的和声，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复调法的练习，对严格的赋格只有模糊的了解，甚至不知道增减音程或者和弦这些词……作曲时只是依靠本能的听觉来完成正确的声部写作。对于音乐形式的理解同样模糊，尽管作品写得富有色彩，但是对于弦乐器的技巧或圆号、小号和长号的实际效果缺乏足够的知识”。有趣的是，这样一位对音乐基础理论知之不多的人，却被大名鼎鼎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任命为作曲教授，而且居然教出了像斯特拉文斯基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出生于诺夫哥罗德州一个富裕的家庭，毕业于圣彼得堡海军学院，当过海军军官。这是他以描写大海、海船、海港为主要内容的《天方夜谭》极具画面感的一个原因。这位靠听觉作曲的作曲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作品，除名头最响的《天方夜谭》外，管弦乐《西班牙随想曲》、歌剧组曲《金鸡》、《萨德柯》、歌剧《沙皇的新娘》、《萨旦王稗史》、《圣诞节前夕》等均有名声。
穆索尔斯基（1839—1881）也许是“五人强力集团”中最具个性的人物。这位出身于没落贵族的政府公职人员，与其说是一个业余作曲家，不如说是一个过分的俄罗斯酒鬼。与李白的“斗酒诗百篇”一样，他无酒不成乐，酒给他带来了不尽的激情。他不仅在作曲时喝酒，甚至连上台演奏钢琴也喝得酩酊大醉。即便这样，他还能够完成别人在清醒状态下无法完成的临时转调等高难度技术动作。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我既不喜欢天才的醉鬼，也不喜欢烂醉的天才”便是针对他的。他不惯玩弄学院派的作曲技法，所以被有些人批评，说他的作品粗俗、粗糙、粗野，就像他本人一样不加修饰。事实上，穆索尔斯基骨子里带有贵族因子，即便他喝得烂醉，也能够使用标准的法语鞠躬答礼。他厌恶婚姻，拒绝结婚，他曾经对朋友说，如果在报纸上看到他饮弹或上吊身亡的消息，则一定是在他的婚礼前夕。他从没打算一本正经地学习学院派的作曲技法，他的作曲水平比靠听觉来写作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还要糟糕。好在有集团这个圈子庇护，大家可以相互帮助。穆索尔斯基的一些作品如交响诗《荒山之夜》，便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帮忙配器的，而他的另一部钢琴组曲则由法国著名作曲家拉威尔改编成管弦乐，才成为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
褒贬不一话“老柴”
在中国，音乐界习惯称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为“老柴”。之所以这样称呼，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位著名作曲家的尊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位作曲家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有点拗口。
毫无疑问，老柴是国人最喜爱的一位作曲家。他那流畅易懂的旋律、浓郁的俄罗斯风格以及无处不在的小资情调成为人们记忆中最美妙的东西。他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不仅是演出得最多的作品，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欣赏到的唯一一部现场表演的外国芭蕾。《胡桃夹子》、《睡美人》等芭蕾舞剧虽然轻易不能观看，但其中的音乐选曲（譬如“小序曲”、“糖果仙子舞曲”、“茶中国舞曲”、“花之圆舞曲”、“进行曲”、“奥罗拉保姆的精灵们的圆舞曲”等）也为大家所熟知。此外，《如歌的行板》、《佛罗伦萨的回忆》、《意大利随想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1812序曲》等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按理，仅仅凭借这些伟大的作品，老柴跻身于世界一流大作曲家之列似乎毫无悬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此我们有必要纠缠一下老柴的出身。他的祖辈系俄国贵族，父亲初为政府部门职员，负责管理矿山开采，后来不知为何投身教育，成为大名鼎鼎的圣彼得堡大学的校长；他母亲是他父亲三任妻子中的第二任，具法国血统，也就是说，老柴虽然出生在俄国，随父入了俄籍，身上依然流淌着法兰西民族的血液。所以请不要忘记，老柴身上或多或少地具有“外国人”的因子，而这种因子不可避免地会对他的行为和艺术产生影响。这也就是后世评论家批评老柴的音乐俄罗斯味道不足而西方元素过多的原因。
老柴最初的专业是法律，学成后任职司法部。对音乐的兴趣使他转行，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后，由院长安东·鲁宾斯坦介绍到其弟尼古拉·鲁宾斯坦新创办的莫斯科音乐学院担任和声学教授。他的职业作曲家生涯始于娜杰日达·冯·梅克夫人。这位俄国铁路大亨的遗孀一贯对音乐舍得投入，包括法国作曲家在内的音乐界名流都曾得到过她的资助。老柴虽然每年从梅克夫人那里领取六千卢布的年金，但他们不能见面，只能通过信件交流思想。在长达十三年的日子里，他们互通了一千两百多封书信。后来梅克夫人自称破产（真正原因也许是要摆脱老柴的性取向可能带来的麻烦），断绝了对他的经济资助。为此，老柴痛苦不堪，两年后便撒手而去。
老柴也曾有过短暂的婚姻，但这场不幸的婚姻最终以“投河未死”而告结束。人们将罪责归于他的妻子安东尼娜·米柳科娃。她自称莫斯科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上过老柴的作曲课，对他一见钟情，发誓非他不嫁。事后老柴才发现她对音乐一窍不通，唱起歌来五音不全，毫无音乐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样子。但她又虚荣好卖弄，到处显示她的音乐修养，令老柴羞辱难当，欲一死了之。且不论她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糟糕，但老柴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这段奇怪婚姻的内幕一开始便遭当局禁口，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均被查封不得外泄，因而许多年来安东尼娜·米柳科娃遭受着人们的误解和辱骂。不过，现在到了可以解密的时候——老柴具有同性恋倾向！这一倾向最终导致老柴的全盘毁灭。
关于老柴的死，以前我们知道的是他死于霍乱，也就是说喝了被霍乱病菌感染的水而不治身亡。但最新资料证实，他死于自杀。由于他对斯坦伯克—费墨公爵的年轻英俊的侄子表现出异常的关心，公爵一怒之下将老柴告到了沙皇那里。很显然，如果老柴的同性恋恋情被公之于众，不仅他本人会被流放西伯利亚，与之有关的人士都会因此而蒙羞。为此，他们秘密组成一个荣誉法庭，对老柴展开问讯，最后决定——老柴本人也同意——以自杀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两天后，圣彼得堡传来老柴死于霍乱的消息。
老柴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历来众说纷纭。“反柴”与“挺柴”两派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反柴派认为，老柴的艺术中虽然具有俄罗斯音乐的某些元素，但他对这种民族特性的挖掘与运用并不太热衷。他习惯于纯西方（对于东欧的俄罗斯来说，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便是西方）的表现手法，尤其对德国式的器乐演奏方式与法国式的作曲配器手法（不要忘记他具有法国血统）均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甚至比西方的作曲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生活的时代，“五人强力集团”占据着俄罗斯乐坛的半壁江山，他们祭出振兴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大旗，音乐形式上更多关注的是能够充分表现俄罗斯民族特色的体裁，如“歌剧”、“管弦乐”、“声乐组曲”、“歌曲”、“圣咏”等，而对于纯西方的非俄罗斯音乐的表现形式，如“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复调”等则有意予以回避。但老柴却不以为然，他深知形式服从内容的重要性，只要能够升华内容，何种形式何种体裁并无忌讳。不幸的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恰恰运用的是纯西方表现手法，如《B小调第六号“悲怆”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降B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弦乐小夜曲》、《两首钢琴奏鸣曲》等，所以有人认为他较同时代的“五人强力集团”平庸便不难理解了。
另一方面，反柴派指责老柴的音乐过于肤浅，热衷于追求平庸的感官效应，使音乐流于做作与虚情假意。著名音乐评论家贡巴里奥指出：“除了他的大约十五首风格多变的钢琴作品富有创造性韵味之外，其余的作品都陷于假古典主义、假浪漫主义（在性质上有些世界主义）的不良倾向，这妨碍了他取得像其他近现代大师们所应有的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挺柴派的无可奈何的认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确，他的许多作品要么冗长拖沓，要么过于煽情，有时候人们甚至需要掂量洒下的泪水是否廉价。
挺柴派从音乐欣赏者情感的内心体验出发，对老柴的音乐语言与音乐情绪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音乐，老柴是第一个从俄罗斯走向世界的国际级音乐家。对于反柴派指责的老柴音乐所具有的世界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这正是其国际化的世界级音乐的象征，是俄罗斯音乐走向世界的标志。音乐评论家波尔盖和戴内莱阿斯认为：“柴可夫斯基的艺术虽然缺少精炼的语言、交替的变化、五声音调与和声的补充，但是由于他真诚的内心而使人深受感动……这也补偿了他的不足。在哀婉凄凉的感情上他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巨大的器乐作品虽然过于冗长拖沓，但在情感的起伏上其惊人的力度堪与瓦格纳媲美。”如果撇开所谓纯西方手法不论，他在大型乐队作品、室内乐以及歌剧方面所表现出的天赋与技巧、数量与质量，是“五人强力集团”所无法比拟的。对于音乐理论家以外的欣赏者而言，如果你不钻牛角尖也不抱有门户之见，那么老柴的音乐尤其是歌剧或芭蕾，如《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尤金·奥涅金》等，足够你享用一辈子。
“火车迷”德沃夏克
如果德沃夏克（1841—1904）不是一个音乐家，那他将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从早到晚站在铁轨旁观看火车飞驰的自闭症患者？一个沉溺于养鸽、赛鸽的玩家？一个斯拉夫的酒鬼？幸亏他后来成为了音乐家，否则上面的情形都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即便如此，他仍然忘不掉自己早年养成的这些癖好，哪怕贵为纽约音乐学院（现曼哈顿音乐学院）院长，人们也要打通关节找到一家银行的窗户来让他观看火车驶过。他经常去纽约的中央公园，因为那里有数百只鸽子，尽管没有一只能够与他的扇尾鸽或球胸鸽相提并论。至于喝酒，那更是德沃夏克的强项，他惯常的饮酒逻辑是：我们已经喝了这么多的啤酒，是到了该喝白酒的时候了。
不要以为德沃夏克是美国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捷克（波西米亚）人，一个屠夫兼小旅馆店主的儿子。这个小男孩的全部童年是在小旅馆里度过的，他在这里感受到了最民族的东西，包括波西米亚的民间歌曲、民间舞曲以及吉普赛音乐。直到十六岁他才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进入布拉格管风琴学校，开始了音乐家的生涯。他在斯美塔纳指挥的布拉格歌剧院乐团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间或写一点乐曲，但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这些曲子被他自己收回销毁。值得一提的是声乐套曲《柏树》讲述了德沃夏克自己的爱情故事：他爱上一个金匠的女儿约瑟芬娜·杰玛科娃，为她写了许多首爱情歌曲（后集结为《柏树集》），可是她后来嫁给了别人，痛苦万分的他于是娶了她的妹妹安娜。安娜是德沃夏克的学生，在歌剧院合唱团担任女低音，比她姐姐更具音乐天赋，因而能慧眼识珠找到德沃夏克这匹“黑马”。《柏树》主题十分凄美，具有浓郁的民间风格，后来被用在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和一部弦乐四重奏中。与当时的许多文艺青年一样，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过瓦格纳的影响，首部歌剧《艾尔弗雷德》便有明显的瓦格纳的影子。好在这种趣味昙花一现，随着斯美塔纳民族乐派的兴起，他自然而然地归属到“斯美塔纳派”。他放弃了布拉格歌剧院乐团的职位，专心从事创作。1874年，在由勃拉姆斯等人担任评委的比赛中，他的《降E大调交响曲》获得“奥地利国家奖”
。两年后，几首《摩拉维亚二重奏》再获“奥地利国家奖”。这些作品以及后来创作的《斯拉夫舞曲》因其鲜明的民族性，为他带来了世界级的声誉。欧洲音乐界似乎看到了曙光，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波西米亚这块其实并不陌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