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石
我所在的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学生合唱团有幸赴中国国际合唱节参加决赛，行前进行汇报演出。因为在宣传部分管着文艺工作并兼着市文联主席，我也应邀去欣赏。
我于音乐是外行，以前也看过但未细想过，可这次观看无伴奏合唱演出，却有了很多感慨。
合唱特别需要团结协调。随着指挥棒富有艺术节奏地挥动，歌声或高或低，时扬时抑，该激昂时有排山倒海之势，遇深沉时又似江底潜流，分多声部唱时各按本组担任的声部，不抢，不拖，不错位，上百人齐唱时按同度或八度音程关系同唱同一曲调，而听不到一点异声、一丝杂音，是那么的和谐一致。
不由慨叹：和谐是诗，和谐成歌，和谐生美。人生中不能缺少和谐，“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啊！
这里没有“我”，只有我们！有时，“无我”正是一个方法，一种状态，一重境界，也是一项要求，一条纪律。
当年，黄继光英勇堵枪眼，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刘胡兰“死得光荣”，夏明翰“只要主义真”……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为人类幸福而无私奉献，不都是忘我、无我的典范么？
这些英雄忘“小我”、无“小我”，为的都是“大我”，是广大人民的利益！
虽然德裔美籍思想家埃里希？弗罗姆在写于1941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逃避自由》一书中就说：“文艺复兴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开始。”但我们中华百年名校复旦大学最早的校训除了“团结、服务”之外，还有两个不同凡响的字“牺牲”——由此也可知我们中国人的伟大、高尚、可尊、可爱。
如今欧风美雨东渐，似乎“大彻大悟”现实生活、崇尚个性解放的人们，已不大提“为有牺牲多壮志”了，再侈谈“牺牲”仿佛已“过时”，人们更多地想的是“享受”。尽管和平年代适度张扬自我、保持个性是应该的，但集体主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然是我们党的宗旨。
我们承认人的生物性、差异性、内在独立性，但建设和谐社会更应当强调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由社会的、文化的因素而不仅是生物的因素决定的。庄子的年代就认为生命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心与道、天与人合一，强调人与外在世界的“原始纽带”关系。如果把精神贵族的真义理解为将精神看得比物质特别是物欲更可贵可敬的话，我看不妨多造就一些这样的精神贵族！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主张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他提出的人生理想是：爱自己，也爱别人，更爱公共福利；既做一个人，也做祖国的公民、时代的儿子；为自己，也为多数人，要做改造社会的战士。他在19世纪就达到这种境界了，难道我们连他当年的水准都不如吗？
爱国将领冯玉祥1924年送别儿子冯洪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特撰一联作为座右铭赠给儿子：“欲除烦恼须忘我，历尽艰难做好人。”并耐心解释道：“此联意为只有无我，才能为公，心甘情愿地为百姓效劳。你年纪尚小，不知做人的难处，要知道一个人必须经过艰难的磨炼，才能成为一个完全无我的人。”他一再要求儿子在艰难中把自己磨炼成一个忘我的好人。冯洪国将父亲的教诲铭记于心，回国领军后严于律己，带兵战斗在抗战前线，与张自忠、吉鸿昌等将领们一道为国尽忠。
我们现代人更要清楚：自我不应迷失但也不能封闭成个人的独立王国，津津乐道于孤芳自赏的“小我”应该也能够在社会意识中拓展；应该取得的理直气壮，不该获得的毅然放弃；应该有个性的不要忽视，如城市建设不可百城一面，艺术创作不能百曲一调，应当放弃的个性特别是私欲，也该毫不留情忍痛割“爱”。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会让人随心所欲。有时，放弃正是一种智慧、一种清醒。眼见得许多腐败分子之所以犯罪，我看关键是个人欲望过度膨胀！
伴奏不是独奏、演奏，本是为唱服务的。唱是主题、主角、主旋律、主色调。但现在有些事每每被本末倒置，有些人往往热衷于喧宾夺主，而且还常常被有些浮躁的“时尚”怂恿着。
本色的清唱尤能显示个人的艺术才华。不用乐器伴奏、充分发挥人声特性的无伴奏合唱，更需真功夫、真感情、良好的悟性和团队精神。在无伴奏的机制下，滥竽充数是要现原形的。南郭先生只能当被炒的鱿鱼。现在社会上靠非本身、本质的东西并不鲜见，比如有些人当官可以靠关系，赚钱可以靠骗靠投机，连高考都时不时地爆出作弊的新闻，大腕级的歌星玩假唱更已司空见惯。但所有这些，在无伴奏演唱面前，多么的相形见绌和苍白逊色啊！
（选自2006年第7期《四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