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说：“我有许多沉默的证人！我可以问路边的树，或是阳台上的花：‘你看见罪犯了吗？他长什么样？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说了些什么？’于是一下子就把案子给破了，没人猜得到我是怎么破的！”
何欣说：“这想法太棒了，我看连大侦探波罗都比不上你了！”
安迪得意地一抬头，正好看到树上的椰子：“椰子熟了！我去摘个椰子给你吃吧！”
还有一次，在一株高大的桉树面前——懒惰的考拉就是以桉树叶为主食的——何欣问安迪：“这个听树说话的本领，你能教我吗？”
安迪诧异地说：“这是遗传，是血液里的，学不来的啊！”
何欣不甘心地说：“试试嘛！”
安迪说：“好吧……你双手紧紧扶树站着，闭上双眼，五秒钟之后，就会有细微的声音传来……唉，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教你，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听到了……”
何欣很努力地听了五分钟，什么都没听见。
“我说的吧，”安迪说，“你没有这个细胞！”
看何欣一脸失望的样子，安迪说：“不过，我可以教你怎么玩‘飞去来器’！在我曾曾祖父的时代，这是最重要的武器呢！”
转眼间，南半球的夏天来了又去了，接着是秋天，又是冬天。
六月的一天，何欣背着书包准备出门，爸爸在身后说：“小欣，等一下……昨天他们通知我，对我第一年的工作很满意，鉴于大堡礁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他们想和我续约，主要进行一些旅游咨询工作……你觉得怎么样？你还愿意在这儿待下去吗？”
“我愿意！”何欣脱口而出。
哎呀，这么快，来凯恩斯已经快一年了吗？可不是吗？初中一年级已经快结束了，寒假就要开始了。上课的时候，老师说的话，何欣已经能听懂一大半儿了，和安迪聊天时已经不需要总是扶着树了。不仅如此，除了安迪和其他小伙伴之外，雨林中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以及大堡礁里数不清的动物植物，她都能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就像自己的好朋友般。
听到她的回答，爸爸疲惫地笑了一下，看来他昨晚又熬夜了——博客人的工作其实也挺辛苦，何欣觉得爸爸身上那件旧格子衬衫显得越发大了。
她向爸爸挥挥手，出门去了。
何欣是下午五点一刻回到家的。昨天爸爸提到，今晚六点半会带她去岛上新开的一家餐馆试吃，所以她估计爸爸很快就会回来，可是一直等到六点半，也没见到爸爸的身影。她跑到二楼向远处望，一片空旷，码头里也没有爸爸的平底小船。
七点半，她胡乱找了些东西吃。八点半，她到附近超市和山上都找了一遍，没有找到。这期间她不停地打爸爸的手机，始终没人接。
终于，晚上十点半，何欣去码头的小蓝屋子找到了安迪。
“爸爸到现在都没回家，手机也不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她惊惶地说。
等到十二点，安迪的爸爸妈妈帮何欣报了警。
那一晚，两个小孩子在蓝屋子二楼的木地板上坐了一夜，注视着窗外码头上闪烁的灯火。
第二天下午，警察找到何欣，告诉她尚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们问了几个问题，又让何欣带着他们去白屋子进行详细检查，一小时后离开，继续搜索。
夜幕再次降临。
何欣对陪着她过来的安迪说：“安迪，你回家吧！”
安迪说：“没事儿，等会儿我爸爸会送比萨过来给我们吃。”
何欣倚着大门，边张望边说：“从昨天到今天，既没有风也没有雨，海面平静，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她正在脑海中揣测种种可能性，突然听到安迪大叫一声：“我真笨！还大侦探呢！”
一回头，安迪正向门口跑来，嘴里嚷嚷着：“我们可以问疤疤树啊！”
何欣双眼一亮，只见安迪已经跑到院子里，不是用一只手两只手，而是整个人抱住疤疤树。他闭着眼睛，轻声问：“疤疤树，你看到何欣的爸爸了吗？他在哪儿？他还好吗？”
长时间的沉寂。
安迪接着说：“好的，麻烦你问问你的朋友们……”
何欣在一旁，紧张得浑身发抖。她看见平静的暮色中，疤疤树的枝丫如同经受狂风般舞动起来，整棵大树发出微光，犹如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吸附在上边。
微光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不知过了多久，最终消失，枝叶随之静止。
安迪睁开双眼，一屁股坐到地上。
何欣冲上去：“安迪，怎么样？”
安迪脸色苍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慢慢吐出几个字：“南纬16。1度，东经147。8度，哈密顿岛……”
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警方的直升机从这个位置把爸爸和他的平底船接了回来。
据推测，平底船开到海中央的时候，爸爸因身体不适而晕倒。小船顺着海浪一直漂一直漂，直到哈密顿岛，被岛边一棵树冠垂到海面的大树拦了下来。
医生对爸爸进行了详细检查。他摘下听诊器，严肃地说：“难以想象，病到这种地步，居然还在工作！我建议，立刻送入重症病房！”
警察拿着小本子，对一脸惊恐的何欣说：“小妹妹，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何欣咽下口唾沫，艰难地说：“妈妈……我要给妈妈打电话！”
何欣的妈妈是第二天傍晚赶来的。她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苏醒了，坐在病床上，插着输液管。
妈妈没有化妆，头发有些乱，她跌跌撞撞，扑到病床面前：“家杰，你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她抓着爸爸的手，把脸伏在上面。
爸爸轻声说：“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医生说还有两年的……”
妈妈抬起头：“知道自己病了，还不在家待着，偏要跑到这个鬼地方来！”
爸爸说：“正因为只剩下两年，我才自私了这么一回……我只想找个能真正感受到美与生活的地方，做些一直都想做的事……不过我可没有撒谎，申请表上他们只问有没有心脏病、皮肤病和精神病，这些，我确实都没有……”
妈妈哭了。
爸爸说：“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没出息……我只是觉得，并不见得世上所有的人，都只能有同一种活法……日后小欣如果想走自己的路，请尊重她的选择……”
何欣在妈妈身后，呆呆注视着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好好说话的父母，觉得心中的伤口在扩大、扩大……八月里，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三天，他用颤抖的手，完成了他的小说。
妈妈带着何欣离开了凯恩斯。
出租车里，何欣最后看了一眼大堡礁，安迪与疤疤树的身影越变越小，最后融化在绿与蓝之中。
没有想到，再见安迪，已是整整五年后。
五年间发生了很多事。
妈妈依旧忙碌，已经升到副总裁的位置。她还是一个人。
爸爸的小说始终没有出版，但何欣已经知道，世事不会完美，能够写完它，爸爸已经很满意了。
至于何欣自己，刚刚参加完高考，她选择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生物专业，主攻植物。
高考咨询的时候，何欣特意找到这所大学的生物系展台，对面那位慈眉善目的老教授对她说：“学植物，首先要耐得住寂寞。长时间独自一人待在实验室里、野外或密林中，周围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那滋味可不好受……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
何欣点点头，说：“我会把那些花草树木当做朋友一样去了解。”
老教授呵呵笑了。
收到录取通知后，妈妈决定给何欣报一个旅行团，奖励她出国旅游一次。她问何欣想去哪里，何欣毫不犹豫地说：“澳大利亚。”
办完各种手续，旅行团成员在悉尼机场门口集合。导游举着小旗子，正在讲解注意事项。
何欣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她环顾四周，一切都那么熟悉，自己仿佛还是那个梳辫子的小女孩，随时可以挽起爸爸的手……左手边是机场入口，不断有出租车在那里停下。突然，何欣看见一个栗色头发的少年提着登山包从一辆出租上跳下来，又绕到后备箱去拿大件行李。她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向那辆车走过去。
走到跟前，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那个男孩子看。
男孩子拿出行李，转过身来，也是一愣，随后显出迷惑、沉思，继而恍然大悟的样子。
最后他俩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何欣！”“安迪！”
熙熙攘攘的机场，何欣觉得自己在做梦：“安迪！我来澳大利亚旅游，一来就遇到你了！”
“是啊，太巧了！我正要赶飞机去英国，晚一步都碰不到！”
“你去英国干什么？”
“我申请上伦敦的牛校啦！学金融还是到伦敦比较好，人家是世界金融中心嘛！”
“怎么，你不做侦探了？”何欣开玩笑地问。
“侦探？”安迪一愣，随即笑起来，“你还记得啊？可惜，我的‘特异功能’早就消失了……”
“怎么会呢？”
“我也不知道，毕竟传了太多代了吧！反正我上高中以后，就很少能听到树的声音了，现在是完全听不到了……”他看一眼何欣，“嘿，也不可惜，我总算是个正常人了……”
“疤疤树呢？它还好吧？”
“疤疤树？唉，它长年那么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我们就把它砍掉了，你们住的小白房子也拆了，我爸把那块地买下来，改建成了旅馆，生意很好，凯恩斯的游客已经翻了两三倍……呵呵，要不哪儿来的钱到伦敦念书呢？”
“上车啦上车啦！”这时何欣听见导游的呼唤声。
何欣一侧身，说：“我要走了……那就……祝你学业有成，一切顺利！”
她疾步向旅行团走去。
到达旅馆时天已经黑了。
或许是时差的缘故，何欣毫无倦意，她想了想，干脆溜下楼，到旅馆背后的院子里散步去。
院子的一侧是池塘，另一侧挨挨挤挤，种满了枫树、梧桐、槭树和桃树，树间摆放着几张长凳。
何欣走进去，拣一张长凳坐下，仰脸默默望着星空。
不知看了多久，她垂下头，轻轻扶住身旁一棵桃树，轻轻地说：“我甚至从没有对疤疤树说过谢谢，没有机会向它道别……”
一个轻柔的声音响起：“它会知道的，它会为你高兴的，孩子……”
何欣哽咽地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安妮长大后怎么样了？她还会不会一路走，一路和那些花草树木说话……”
泪水如同秋日的落叶，不受控制地纷纷落下，何欣轻声问：“为什么总是这样？工作夺走妈妈，癌症夺走爸爸，成长夺走朋友……”
轻柔的声音再次响起：“放心，我们会永远在这儿的，永远永远……”
四周树木发出微光，它们微微前倾，仿佛要用它们的枝丫来拥抱何欣似的，就像很多年前，疤疤树保护着熟睡的何欣不摔下去一样。
安迪说错了，树语者的本领不是在血里，而是在心里的。只要用心听，就会听懂。
正如此时此刻，星空下，树语者何欣正在和树们说着话。
（选自《儿童文学》2011年9月刊）
游乐场
徐衎
阿一告诉我，第一次失恋反锁了厕所门，躲在里面抽闷烟，整整一包七星啊，等到她妈发现的时候，她妈不但没有非难，还拿了一瓶二锅头陪女儿坐在抽水马桶上对饮，喝完哭完，趴在马桶上，一阵翻江倒海哇啦哇啦……阿一云淡风清地回顾惨不忍睹的初恋，像个没事人似的，其实失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没有如此洒脱厉害的妈。
小的时候，我和阿一各穿一条蓬蓬裙，参加幼儿园的文艺表演，小脸被擦成俩猴屁股，撅着小嘴扭着小腰，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阿一妈和我妈站在家长群中，难掩的自豪。表演结束，两个温柔年轻的妈妈带着我俩去附近的麦当劳吃套餐。妆容还没卸去，我们顶着猴屁股，手里拿着刚出炉的汉堡穿梭在店堂内，引得食客侧目纷纷。
那时阿一满口蛀牙禁忌甜食，于是我看到阿一她妈豪爽地举起那杯可乐一饮而尽，喉咙咕咚咕咚，胸脯上下伏动，似乎也大了一圈，搁下空杯子，阿一妈敦促小阿一吃东西别东张西望，坐要有坐相。
我知道阿一是美丽的，尽管彼时大大咧咧蛀牙丛生，但是我已经洞察了阿一的美丽，很多时候我站在家里的穿衣镜前，比划着想扎一个像阿一那样的羊角辫，可是妈妈总是爱莫能助，费尽一番周折后并不使我满意。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我和阿一是不一样的，我妈和阿姨也是迥然各异的两种人。
阿一七岁的时候已经能弹简单的曲目，“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阿一她妈是附近一所高中的音乐老师，家中陈设，最抢眼的莫过阿一房里的那架钢琴，书橱里堆满了很多我看不懂的五线谱。渐渐地，阿一随便抽出一本就能把这些“无字天书”转化成动人乐章。不知为什么，房里的窗帘总拉不严实，中间留有一道缝隙，午后的阳光乘虚而入，薄薄细细一束，正好打在阿一身上，抛上一层毛茸茸的光。
阿一是美丽的，我笃信不疑。
第一次进入那所高中是陪阿一给阿姨送一份落在家里的简谱。穿过大门，路过的花坛里向日葵正在开放。我看到那么多大哥哥大姐姐。那些在球场上赤膊上身挥汗如雨的篮球队员，像向日葵般勃勃生机。出了校园，无所事事的我俩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游乐场。
旋转木马、秋千、爬杆、蹦蹦床……我和阿一混迹在一堆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中间，大家性别模糊地你推我搡，百无禁忌。蹦蹦床真是一种有趣的东西，惊恐的我千方百计想要靠近阿一，却总是事与愿违地被弹力绷出老远，南辕北辙，我和阿一越离越远。
我远远地看到阿一和一个小男孩滚到了一块儿，咕噜咕噜地滑进蹦蹦床中央的彩球区，溅起无数五颜六色的塑料球，其中一只正好打在我额头上，很疼。阿一和小男孩淹没在数量可观的彩球中，她忘了我。
还没来得及骑木马、荡秋千，天色就毫不犹豫地暗了下来。阿一兴高采烈地带上小皮鞋的搭扣，拉上我往出口走。出口附近浓阴密密，栽种了很多树，我是从它们不同的叶片判断出至少是两类树种。
一路上，阿一大呼过瘾，没完没了地和我说蹦蹦床之乐，她没发现我青肿的额头。
回到家，妈妈没有按往常一样做好晚饭，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里屋的电视开得很大声，新闻正在播报洪涝灾害的最新消息。整个屋子阴暗深沉。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梦里我陷入一片沼泽中，柔软滑腻，不断下沉之时，我看到天边有一道彩虹，但是只有三色。
醒来，妈妈不见了，里屋电视的音量依然大得吓人，我推门进入，空气污浊充满浓重的烟味，爸爸昏睡不醒。
从那天起，妈妈不知所踪；家里的电视每天都以大分贝上演着新闻、广告和冗长的肥皂剧——我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
关于妈妈的去向，爸爸总是三缄其口。
写字台下压着的那些黑白照片一夜间不知所踪。那是爸妈年轻时候的合影，黑白的，带有整齐规则的锯齿边，有一张甚至还残留照相馆师傅描画的颜料。在彩色照片尚未普及的年代，老师傅们用彩色颜料往黑白照上勾勒填充，以此造就一张张特别的彩照。然而那些颜料也终究还是淡了，照片纸也黄了，妈妈走了，爸爸沉默了，淡了颜色的发黄旧照下落不明。
那段日子，我翻箱倒柜企图寻找那批照片，我怕过不了多久，我会忘了妈妈的音容笑貌。寻找的过程，发现家里突然多了很多锁，大大小小把守各自阵地，禁忌林立。
爸爸重新振作出门上班的时候，我也成了一名小学生，和阿一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