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在一家餐厅聚餐时，一名高级主管抱怨他们的公司工作杂乱无章，问题多多。马孔·福布斯马上回头对克里斯比说：“杰夫，你快告诉他你是怎么解决我们杂志问题的吧！”这意思是说，杰夫·克里斯比是这方面的专家，如何解决管理，只有他最有发言权。
后来，克里斯比感叹道：“马孔最会找机会赞美别人。”
现在，《福布斯》已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杂志之一。它的成功，当然不是赞美的结果，但是，赞美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了大家的忠诚度，对公司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赞美之词能够将自己的善意迅速传达给对方，是改善人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赞美之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赞美之处，只要你乐意运用这种方法，你的“高帽子”可以灵活地戴到任何人头上。那么，你的人际关系将畅通无碍。
当今，随着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认识到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驾御整个企业的，必须依靠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为了使这些优秀的中高层管理人才能够长期留在企业里，不能再靠发红包、送汽车等随意性行为，必须建立起一套基于业绩和能力的、合理规范的长期激励方案。
新奥特的创办人郑福双和骨干人员都是毕业于80年代的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不仅掌握了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又有深厚的传统道德观。他们“宽容与厚道”，这似乎与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的竞争气氛背道而驰，但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新奥特在社会转型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铸成了新奥特的事业。虽然宽厚有时也宽容了“小人”与“庸人”，但宽厚更能留住贤人、能人，让许多人才走了又回来。当然，新奥特的宽容是以企业根本利益和法律为底线的，不是无边的，这正是正方形的对称性与制约的体现。
新奥特“平民化”产生了亲和力，他们不自以为是，比较沉得住气。很多人说新奥特有“运气”，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玄妙的“运气”，而是平易近人带来的人气，福气。你待人真诚、平和、友善，人家自然就愿意帮忙，与你合作。 1999年12月30日下午，集团执行总裁田千里焦急地等待着天津分公司经理周丽归来。周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经理，对她的使用存在争议。根据几个月以前与周丽的约定，如周在1999年12月30日下午5点前回款8万元，则视为天津分公司全部结清款项。其间直到12月28日还多次商议回款办法。29日周又来电，说30日上午，还要争取再签一个单子，下午5点前一定赶到。直到4：36分，走廊里终于传来周丽独特的声音：“田总，我到了！”说着掏出一份上午刚刚签订的45万元的合同和刚刚从银行取来的一包8万元现款。
要允许彰显个性，要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团队是要求一致性，但也要允许员工有自己的个性，称职的上司要能够把各种能人聚拢在自己的周围，人人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都有成就感，这样企业才能发展，工作才能搞好。
2．不能津津有味地唱独台戏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
《孔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这句话恰好符合儒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理论。领导和群众相同的欲望和需要，自然就会结成“命运共同体”，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人和”的局面，什么事做不成呢？中庸碌处世，“和”的道理，在于能“容”，“容”的道理，在于能“恕”。从政的道理，以和为贵。所以《中庸》上说过以和为天下的通达道理，并且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官鉴》说：“官员之间所以不相和睦的原因，就在于争宠夺能。却不懂得世间的事，不是你一个人能独自处理得好的。独就显得无光，并立就有功，古代的名人，都以相比翼而有成就。没有听说过只手孤拳，能凌驾在上的。中间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这不就英雄贤人的光明之处，并不是平心无我，只是勉强抛却，嫉妒的根本还在，惟恐有决裂。这里正需要有学问修养了。”
一个团队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而凝聚力取决于领导的行为，一是要团结下属，爱护员工；二是要惟才是举，人尽其才。纵观历史，再看现实，发现凡是没有作为的官，多半不能容忍人才，总是被自我之见所连累。古人总结道：“疏远贤人容易，亲近贤人就能，容纳下贱容易，容纳尊贵困难。容纳暂时的容易，容纳长远的困难。什么原因呢？因为气相触，才相抵，名相倾，势相轧。依一己之见，是非之见，曲直之见，利害之见，与派系之心，排挤之心，倾轧之心，陷害之心，都是由这一成己之心而滋生，这样上下便难得雍容和睦相处了。”
一个领导能否成事，决定于有无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济济的则取得成功，缺乏或无人才辅佐的则招致失败，而人才的有无，决定于能否惟才是举而用之。
据《战国策》记载，纵横家苏代在和燕昭王的谈话中，论述两种人的不同作用：一种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当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苏代认为像曾参、孝己这样的孝子，只不过是善养其父；像尾生高这样讲信用的人，只不过是不欺骗人；像鲍焦这样廉洁的人，只不过是不偷人钱财。一种是具有才能的人。这种人有进取心，想有大作为，苏代说他就是这种人。苏代将这两种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前一种人，只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虽然他们德行完善，却缺乏进取之心。而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业宏愿，才能辅助君王成大业，才于国于民有利。
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深知人才的重要。在当时动乱的年代里，宇文泰知人善任，反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而“不择贤良”的做法，主张选才“当不限荫资，惟在得人”，提拔重用了有真才实学的苏绰等人。苏绰，陕西武功人，才华出众，经人推荐，担任了行台郎中。宇文泰通过接触和了解，感到苏绰有才学，就找了个机会把他留下来交谈。过后，宇文泰对属官周惠达说：“苏绰真乃奇士，我将把政务委任给他。”不久，苏绰被擢升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国家机密要政，越来越受到宇文泰的宠信和厚待。后来，苏绰成为宇文泰的重要助手，帮助他大力改革官制、颁行均田制、创立府兵制，从而使西魏一天天强大起来，为北周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举荐人才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惟有真正爱才的人，才会有举才不遗余力，力荐反复。许多人才也就是在这种反复曲折的过程中才被发现任用，发挥才干的。被人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宰相赵普在宰相位几十年，曾对北宋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荐贤用人上，他也是不遗余力。一次，赵普举荐某人为官，宋太祖不许；第二天复荐，仍不许；第三天再荐，宋太祖大怒，撕碎他的奏章，掷之于地。赵普脸不变色，默默地跪在地上，把残牍碎片一一拾起，然后还朝回家。第四天，他补缀好旧牍，更奏如初。宋太祖明白了赵普的苦心，终于任用所举之人。又一次，有几个臣僚应当升迁。宋太祖一向厌恶这些人，不予批准。赵普却再三请命。宋太祖很生气，说：“朕偏不准这些人升迁，看你有什么办法？”赵普据理力争，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宋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走入后宫。赵普紧跟不舍，来到寝宫门前，恭立等候，久久不肯离去。宋太祖无奈，只得谕允其请。
赵普为了国家利益，不依君主一时好恶和个人得失，再三举荐人才，使真正的人才得到了重用，留下了力荐举才的美谈。
3．大胆启用各类人才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孟子》
在《论语·子路》篇里，子贡曾经问孔子说：“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怎幺样？”孔子却说：“还难说。不如一乡中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在《卫灵公》篇里，孔子又概括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我们不难发现，孟子在这里对齐宣王的论述几乎就是孔子思想的翻版而加以扩展。只不过，孔子是就一般人品或人才的识鉴发表看法，而孟子则是具体到为国家选拔人才，提拔干部的问题，所以又揉进了他“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要求国君听听国人的意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意见。
从理论上说，孟子的论述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要听听“国人”的意见，而由“人大”任命政府各级干部正是选拔任用人才听“国人”意见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坚持的干部考查制度也就是听取群众意见，“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当然，从实践的操作来看，我们也不能对孟子的论述作拘泥刻板的理解。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大可能就某一个人的情况而听到“国人皆曰”，全国人民都谈论他。除非他是围棋国手、体育世界冠军、顶尖级的电影明星或歌星一流的人物。而这一类人物多半又不一定适合做政府部门的领导人。所以，“国人皆曰”也是相对的。我们应该把握的精神实质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盛田昭夫说“我从与员工共同的学习过程中发现：一个经理人应发展出耐心和体谅的特点，不能有自私的举动或亏待他人。这些观念始终盘踞在我心头，协助我发展经营的理念，使我和我的公司在过去以及将来都能一帆风顺。”
在索尼公司，鼓励挑战，允许犯错误，如果得知一个员工拥有想干什么的强烈愿望时，大家都会理解并帮助他，把挑战作为公司理念，绝对没有因为一次两次的失败就不用某个人。
4．以人格魅力凝聚人心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
孟子认为“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以德”和“以力”的不同。“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他所谓“力”即暴力，法家主张对内用刑赏推行法令，对外以武力进行兼并，这都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这些都被孟子贬为“霸道”。像儒家所宣扬的，用礼乐教化对老百姓说服教育的一套，孟子誉为“以德服人”，称做“王道”。孟子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孔丘所讲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那两种统治术的不同。
儒家法律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可权力专制和法律控制都是错误的。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他们所突出、关注的不是贵族威严，而是平民意志；不是贵族权益，而是平民命运。具体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表现在：
首先，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 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污吏欺榨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认其政治地位的。
其次，天命即人命，人民的意志便是统治者合法性的惟一依据。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比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定条件，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这说明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
第三，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摄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而“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统治策略中是远比法律程序更为重要的因素。
5．时刻注意负面“影响力”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孟子》
上面的人有什么喜好，下面的人常常仿效，而且往往搞得更厉害。
齐宣王好听竽，而且每吹“必三百人”。王权之下既有这样的世风，只要会吹竽，就能讨得好生活，因此才会有那样多的人学习吹竽。三百个吹竽手当中，天份自有高低，南郭处士竽吹得不算好，也不能全怪他。等新王上了台，开始喜欢新的花样，南郭处士辞职不干了，这总该说还是有自知之明。
是齐宣王的好听竽毁了南郭处士，可到头来反倒让南郭处士捱了几千年的奚落，韩非子对他的结局居然还用了一个“逃”字，实在是有失厚道。
齐威王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一位国君，曾因褒奖即墨大夫、烹杀阿邑大夫流芳千古，成为察奸辨忠、褒优惩恶的治国贤君。齐威王能够褒奖忠于职守、不搞歪门邪道的即墨大夫，敢于惩办不干工作、专门讨好上边的阿邑大夫固然可敬，可是他的左右毫无顾忌，竟敢在他面前指鹿为马、颠倒是非、胡乱“奏本”，又让人感到十分可气。
如果齐威王洞察秋毫，能够把那些说假话、搞诽谤者早作处置，不仅不让他们得半点好处，而且让他们多吃些苦头，这样他的左右有谁还会瞎“奏本”呢！正因为齐威王对这些左右的“奏本”不辨真伪，睁一眼闭一眼，一高兴还给他们不少好处，才会形成“毁言日至、誉言日至”的风气。如果说，诽谤和捧场一个人，既能得到下边的贿赂，又不受主子的惩罚，那么，这些心术不正的人何乐不为呢？自己的左右如此受贿枉理，昧心谄言，难道齐威王真的被蒙在鼓里，一点都没察觉？不会这么简单。作为齐威王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没有过失，实在不能称为治国的贤君。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领导者对下属有相当大的表率作用，如果领导能以身作则，那么下属也会安分守己；如果领导本身就贪赃枉法，又怎能做好下属的工作呢？所以，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首先要对领导者加以约束。
6．用感情去笼络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