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顾炎武认为，在礼义廉耻四者中，耻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之所以不清廉，乃至于违犯礼义，做出种种不合乎道德的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知羞耻。如果为政者没有“耻感”，没有羞耻之心，就会背离党的事业，会干出丑恶之事，就会给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带来不良影响，甚至使国家蒙受灾难和耻辱。正如法国莫洛亚所说：“寡廉鲜耻，在任何时代都足以促使统治集团的灭亡。”康有为说：“风俗之美，在养民之耻。耻者，治教之大端。”一个人知耻，便可以反省自己，而廉洁自律是知耻的结果和升华。
二、恭敬中礼——兼容并包，扩大自己的内存
1．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和谐共事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
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它具有深刻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内容，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
“和而不同”首先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先秦，“和”与“同”是两个使用得很多的范畴。和与同的区别最早见之于两部古籍——《左传》与《国语》。《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齐侯与晏子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这话意思是：和与同是不同的。和好比做羹汤，用水、火、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经柴火烧煮过的汤，各种元素已融为一体。厨工根据人的口味，适当加以调和，太淡就增加调料，太浓就加水冲淡。
《国语·郑语》则这样说“和”：“夫和实生万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话出于史伯之口，他是对郑桓公说这番话的。其意是说：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就叫做和谐。这种和谐，丰富中见出统一，发展中见出方向。如果不是这样，把相同的东西相加，那用尽了也就完了。
“和”与“同”的三个重要区别：第一，“和”是众多的统一；“同”是单一重复。第二，“和”的统一是化合，各种参与“和”的元素并不消失，如盐放进汤中，盐味仍在，但元素原有的形态不存在了，它们以新的形态参与共同体；而“同”的统一是混合，事物原有的性质与形态均存在。第三，“和”具有创造性，“和”的统一产生新事物，故“和”是发展之本，前进之基，生长之根；而“同”只是同一事物的相加，不产生新事物，故不具创造性、再生性、持续发展性。
《周易》将“和”的这种众多的统一，归结为对立双方的统一—阴阳的统一，按周易哲学，阴阳统一是一种相应相感相交的统一，首先是相应，阴与阳应，阳与阴应；进一步则是相感；再进一步则是相交，最后实现二者的融合。《周易》咸卦就生动地记述了男女青年由相感到相交的全过程。开初，“咸（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感”）其拇”，仅触及对方的脚指头，属于试探性的行动，继而“咸其腓”，触及小腿肚，仍是试探，但有重大发展。身体的相感启动心灵的相通，于是，“憧憧往来，朋丛尔思”。最后身心相交，“咸其辅颊舌”——两人拥抱亲吻了。男女相交是生命之源，阴阳相交是万物之源。古老的《周易》将“和”的哲学发展成生命本体论哲学。
我们这个世界居住着各色人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俗……共处一个地球。这些人群必然有交往，有冲突，有矛盾。但是，他们只有实现了“和”即和平地共处一个地球之中，才能构成一个美好的世界。最小的社会也许是一个家庭，一个小组。家庭成员、小组人员不会完全一致的，必然有分歧，有矛盾，有冲突。这很正常，但同样只有在相互交感中实现了和谐，才有集体的活力产生。
孔子常常将“君子”与“小人”加以对比的。君子重义，故能尊重对方不同于己的意见，又能和谐相处；小人重利，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但一遇利益冲突或意见相左，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朋友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圈，如何交友，有许多重要的伦理原则。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和与同在这里的重要区别，在于原则性，承认原则性，就是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在伦理学上，“和”则是原则性基础上的统一。既然是朋友，当然要互相帮助，不分彼此，但不能因为是朋友就什么都干。原则性是必须坚持的。朋友之间只是讲“同”，就没有原则了。好事做，坏事也做，如若朋友中有人陷入罪恶，其他的人就很可能同流合污。
孔子深恶痛绝那种专搞小圈子“同而不和”的小人。欧阳修做《朋党论》，将孔子的思想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他指出：“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且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这种观点是深刻的。这种“同而不和”的小人，屡见不鲜。
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定，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2．要学会容纳别人
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
——《荀子》
智和愚，善和恶，这都是截然对立的东西，但是，对这截然对立的东西却不能用截然相反的态度去对待，因为对智愚和善恶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往往会落于俗见，给具体问题的处理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荀子·非相》中提出了“兼术”思想，意思是：君子贤能而能容纳不贤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笨的人，博学而能容纳浅薄的人，精纯而能容纳杂驳，这就是所谓的兼术。
这里所说的“兼术”指的是包容，即一种好的美德能包容不好的东西，只是因为君子立身正直，所以这种包容不仅不会损害自己的美德，反而会给君子的美德增辉。
“知而能愚，博而能容浅”，这事实上也反映一个人的胸怀，也是做人处世的雅量。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所谓“辨材要待七年期”，就是说人是变化的，只有通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把一个人真正地看清楚，所以成长为什么样的，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后天因素。
蔡元培到北大的那一天，北大师生照例列队相迎。像往常一样，工友们向新来的校长鞠躬。出乎人们的意料，蔡元培立即给工友鞠躬还礼，这么一个名人、大校长给工友鞠躬，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此举震惊了北大校园。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蔡元培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但对儒家思想特别精通，在为人处世上，通达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双虚心，对不同主张、不同才品的人都能兼容并包。
中庸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孔子认为君子是可以对不同的人进行调和，因而是大公无私的。蔡元就是这样的君子，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在延聘教员时，不完全依据资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由于重视延聘挺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
3．宽恕是文明的责罚
记人之长，忘人之短。
——张九龄《敕渤海王大武艺书》
中庸之道的关键，是要找出一个“中”来，只有找到了这个“中”，然后依此而行，才能取得成功。中庸之道关于找“中”的办法很多，包括既不这样，又不那样；或者既这样，又那样。还有预测法、包容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个人应该晓得如何饶人，绝对不能坚持一种仇恨、忿怒的态度去斤斤计较。否则只会增强他人的敌意，损伤身边人的心情，对自己的事业带来损失。有人认为“宽恕是一种比较文明的责罚”。只有在有权力责罚却不责罚的时候，才是一种宽恕，在有能力报复时而不报复，才是一种宽容饶恕。如果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屈辱，却假冒宽大以自欺欺人，替自己装门面，便毫无价值与意义可言了。
掌管人的一大宝典，就是要有这种容饶宽恕的德性。孔子说：“有盛德的人不轻佻、欺侮，轻佻、欺侮的君子，会蒙蔽人心；轻佻欺侮的小人，欺罔而尽人力。”一个人不能做到仗势欺人，没有愿意请谋害自己的魔鬼吃樱桃的德性，是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的。这种内在的优良德性，发挥出的，便是常人所说的“大度”。
测度一个人的成功大小，必须以容饶宽恕的大度去衡量他，只有能宽恕人，才能容饶人；只有能容饶人，才能掌管人、使用人。只有能掌管人、使用人的人，才能成就他的事业。
班超，他有显赫的武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度。当他决定把事业的基础建筑在西域是便统兵远征，李邑就在汉帝面前进他的谗言，说他西域的远征难以成功，并说他携着爱妻，带着爱子，在国外享受安乐，没有归汉的心思，又说了他子虚乌有的故事，请皇帝下诏书让他回国。事情被班超知道后，他便遣送妻子回来以示归汉之心。后来李邑因事奉旨到西域，诏书中说班超可以留李邑为从事。如果常人来处理这样的事，就认为李邑确实是班超事业前途中的一个敌手，奉诏留下李邑，就可以追究他从前的谗毁之罪，又能免除朝廷的心腹之患，但是班超并不因这些事耿耿于怀，斤斤计较，反而让他护送家属回京师。当时除干劝班超按照诏书的旨意，留下李邑，以免再为自己添加麻烦。班超说：“我从内心省视没什么内疚的，何必顾虑他人的说法。”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班超为人之大度。
民国七年，孙中山重游欧洲，兴中会准备在柏林开会，同志王发科受到一个满洲学生的恫吓，说要报告政府，取消他的官费，甚至有生命危险。王发科窘迫不堪，来到巴黎想办法。在他来到巴黎后，又征得新加盟同志温芗铭的同意，等孙中山外出后，便到他房间盗取加盟的名单，跑到驻法国大使馆哭着告密，以此作为自首的礼物。却不知道当时的大使孙宝奇，瞧不起他的行为，又害怕发生驻伦敦大使馆同样的笑话，便呵斥他赶快交回名单，不然先撤销他的官费。王、温惊惶失措，狼狈地奔回旅馆，向孙中山痛哭流涕，说出了盗取名单的事。孙中山没有半点责备之词，反而好好地安慰他们。
松下幸之助说：如果我们能承认品质各有差异的客观存在，便会对彼此的差异感到快乐。你有你的思考方式，我有我的思考方式，若是我们都能互相学习，彼此宽容，冰能一团和气。
无论彼此有何不同，你我都有各有长处与缺点，如果我们能学习别人的长处，赞美别人的长处；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含蓄地指出别人的缺点，即可共同提高水平。不必去批评责难，也不必去互相排斥，更不用怀疑别人是否出了毛病。能做到此境界者，才是真正的君子。
砂糖是甜的，精盐是咸的。它们是味道的两极，互为正反，如果想要使食物尝起来是甜的，只要加点糖就可以了。然而事实上若我们再加入些盐，反而更能增强砂糖的甜度与味道。这是因为调和了互为正反的两种味道而产生的一种新鲜滋味，这正是造物主绝妙的安排。
事物都有对立，都有正反。有对立的关系，我们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才能体会得出那种类似砂糖里加入了盐的滋味。
所以，与其苦思如何去排除那些挥之不去的东西，还不如苦思如何去接纳、调和它们。如此，必能产生新的天赐美味，而康庄大道也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一般人往往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来促成或断绝。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意志”或“希望”所能左右的，而是由一种超越个人的意志或希望的力量来决定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应该珍惜自己的人际关系，心中常怀感激之情，在任何不平或不满之前，先以谦虚的态度想到彼此的缘分，然后以喜悦的心情，热忱的态度对待对方。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必然可以产生坚强无比的力量，使社会由混乱变成和谐。
4．不要直接地攻讦他人
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
——《荀子》
孔子提出“两端”即承认事物都有它对立的矛盾，他称赞舜的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量度以取中，无过无不及，采取折中的办法，不要作得太过，也不要作得不够。史墨曾提出过“物生有两”的命题，不但承认事物是存在着对立面的矛盾，而更强调的是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转化的必然性。“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无论自然界和现实社会，他都看到了矛盾的双方向相反方面转化的现象，并且都给以肯定。孔子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承认事物有矛盾的“两端”，却希望用适当的办法加以和解。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呻吟语》中说：“责人要含蓄。”在指责他人过失时，最好不要一次把心中想要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这是为人处世的名训。《菜根谭》中也有“攻人之恶，毋太严”的教训。
此外，《呻吟语》还具体地指出：“指现他人之过，需要稍作保留。不要直接地攻讦，最好采用委婉暗示的譬如，使对方自然地领悟，切忌露骨直言。”并举例说：“即使是父子关系，有时挨了父亲的骂，也会无法忍受而顶嘴，更何况是别人呢？”父子血缘关系，不能割舍，但朋友就不是这样了，过激的言辞很可能就会断送友谊。
有一个青年，婚后有了孩子，在别人眼里，这是个多么美满幸福的小家庭，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家庭与他见到的豪门望族相比，显得太土气了。于是，他告别了妻儿老小，终年在各地谋生，处心积虑地挣钱。年长日久，他妻子到家庭毫无生气，尽管有了更多的钱财，却无异于生活在镶金镀银的墓中。小孩子长大了，却不知道叫爸爸。后来，爸爸终于回来了，可是，却成了一个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的人。他在一次大赌博中破了产。孩子望着这位泪流满面的“陌生人“，惊异地说：“要饭的，我妈妈不在家，待会儿，她买好吃的回来了，再给你吃吧！”
妻子回来了。她是位忠贤惠的妇人。丈夫走时除了留下些钱外，留给她的更多的是无尽的思念与牵挂。孩子醒了，她把含泪的目光定格在天花板上，心被空虚和担心咬噬着。别人的家庭笑语欢声，而她的家里却冷清沉寂。
丈夫泣不成声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心血全被那帮赌徒吸干榨尽了，我没有活路了，我的路走完了，我后悔死了。”
妻子听完丈夫的话后，没有责备他，轻抚起他的头发，脸上露出了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微笑，说：“不，你的心终于回来了。这是我们全家真正幸福生活的开始。只要我们辛勤劳动、安居乐业，幸福还会伴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