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到野外打猎。魏惠王问：“齐国有宝贝吗？”齐威王答道：“没有。”魏惠王听后得意地说：“我的国家虽小，尚且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光照车前车后十二辆车，这样的珠子共有十颗，难道凭齐国如此大国，竟没有宝贝？”
齐威王别有意味地回答道：“我用以确定宝贝之标准与您不同。我有个大臣叫檀，派他守南城，楚国人就不敢来犯，泅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都来朝拜我国。我有个大臣叫盼子，派他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东来黄河捕鱼。我有个官吏叫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人对着徐州的北门祭把求福，赵国人对着徐州的西门祭把求福，迁移而求从属齐国的有七千多户。我有个大臣叫种首，派他警备盗贼，做到了道不拾遗。这四个大臣，他们的光辉将光照千里，岂止十二辆车呢？”
这段话既是对魏惠王有力的回答，使他羞愧难言，同时更是对自己臣下的极好赞扬。正是通过诸如此类巧妙得当的赞扬，齐威王在笼络人心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使一大批诸如田忌、孙膑。淳于登等杰出人才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于是，齐国大治，出现了“坐朝廷之上，四国朝之”的局面。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做法仍有实用价值。因为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需要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与肯定，而你发自肺腑，恰如其分地给予赞扬，是对别人热情的关注、诚挚的友爱、慷慨的给予和由衷的承认，必然会起到鼓励的作用和引发感激的心理效应，甚至他会把你当成知己，于是乎，类似“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效。
9．人心一真，金石可镂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中庸》
一个人的精神修养功夫如果能做到至诚地步，就可以感动上天，变不可能为可能，如邹衍受了委屈感动了上天，竟在盛夏降霜为他打抱不平，而杞植的妻子由于悲痛丈夫的战死竟然哭倒了城墙，甚至就连最坚固的金石也会由于真诚的精神力量把它凿穿。反之，一个人如果心存虚伪邪恶的念头，那他只不过是空有人的形体架势而已，肉体虽存，其实灵魂早已经死亡，由于心术不正，与人相处，也会使人觉得面目可憎而惹人讨厌；一个人独处时，会忽然良心发现，不由得面对自己的影子也会觉得万分羞愧。
《菜根谭》说：“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缕；若伪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
张良是韩国人，在西汉建立的过程中是很有贡献的人物。公元前230年，韩为秦所灭，他决心为韩国报仇，准备在秦始皇东巡车队经过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但因为判断错误没能成功，张良只能躲藏起来。一天无事，信步到邳桥上，碰上个老头，他走到张良所站的地方，恰巧一只鞋子掉到桥下去了。老头回头让张良把鞋子捡上来，张良听了，感到惊讶，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傲慢的人，但见是一位老人，不好发作，只好勉强帮老人把鞋子捡上来。老头又对张良说：“帮我把鞋子穿好。”张良觉得既然帮他捡了鞋子，就帮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帮他穿好。老头连一句谢谢也不说，边走边说：“孺子可教矣。过五天天刚亮的时候，与我在这里会面。”过五天，天刚亮，张良如约前往，老头已先在那里等着。老人说：“与长辈相约，你却后到，这是为什么？”说着扬长而去，临走，对张良说：“过五天再来，再早一点来。”五天后，张良还没等到半夜就去了。过了不久那老头来了，看到张良先到，高兴地说：“应该这样。”这拿出一册书来交给张良说：“读好这本书就可以辅佐别人完成帝王事业。”说完飘然而去。天亮了，张良看到那册书，原来是《太公兵法》。他感到非常珍贵，深入钻研，融会贯通，后来在西汉建立过程中成为有贡献的人物。张良得兵书的过程证明了“至诚感天”的道理。
华裔科学家丁肇中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在科学探索上有一种“执中”思想——既然有“物质”，难道没有“反物质”？也就是说有此端，该有彼端，他用这种思维逻辑进行大胆论证和实验；在为人处世上是“守中如一”。2004年10月，丁肇中教授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报告，有学生问：“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丁肇中坦然回答：“不知道。”又一个学生问：“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丁肇中说：“不知道。”另一个学生问：“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他仍然说：“不知道。”对此，很多人感到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南航学生所提的问题极为普通，绝对算不上刁钻古怪，不用说像丁肇中这样的大师，就是一般人也能敷衍搪塞过去。他即使真的不想说假话，也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和影响，怎么能“三问三不知”呢！
殊不知丁肇中教授坚守的是“中”，他以心说话，既然自己真的不知道，或者不能说得不偏不倚，还不如诚实地说“不知道”。在他看来“不知道”比胡说领八道误人子弟强。
对丁肇中来说，“不知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他一直牢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条古训，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事情，绝不“强不知以为知”。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采访时，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也一连说过几个“不知道”。在其他重要场合包括级别很高的学术交流会，他对自己不清楚或没有把握的问题，都内心坦然地说自己“不知道”。人们常常为他这种可贵的精神而感动，给予热烈的掌声。
10．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是恕。前者尽于自己，后者推己及人，从而成为孔子伦理道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在外就像会见贵宾一般，役使民众就像承办大祭那样认真。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施加于别人。在官府里做事无人怨恨，在家族中办事也无人怨恨。”
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明，请相信我一定要奉行这些教导。”
孔子的回答似乎与颜回问仁的答案是两回事，其实是有联系的。这里的仁，着重于敬、恕。“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个人修身而言，这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从为政治国而言，它限制了过分残暴的政措。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行为。
孔子认为弟子冉雍有帝王之器，在学生当中可以当大领袖的人物。他来回仁，孔子告诉他的仁，就是由内心修养的道，发挥到外面做人做事的用，尤其是在政治领导原则下的“待人”之用。他告诉仲弓说：“出门如见大宾”，这在仁的修养就很难了。出门到外面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处仁的道理：对任何一个人要恭敬，有礼貌，不能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看到任何一个人，都像看到贵宾，很有礼貌，很诚恳的，尊重任何一个人。尤其作为一个领导人，更应该如此，这是领导人的学问。当一个小小干部，马马虎虎还不要紧，当主管的则对任何一个人，即使对下面也应如此，非常尊重人家，这是很重要的修养。
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也替人家想想。我们普通一般人，大概都是这样：自己不愿意的，都推给人家，这是普通人的心理，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大错。不过假使我们要行“仁”道，扩充于为政之间，处人处事之际，那就不同了。你自己不愿意的，就要想到别人也不愿意。怎样使得人、事至于平和，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说过：“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个“怨”字包括两点：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别人。这是人生哲学。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好多的怨，即使对别人没有怨，也会怨自己的命真不好，碰到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这是对自己的怨。
人与人相处，同事相处，上司与下属相处，彼此之间无怨恨心，没有什么遗憾的事，这个非常难。在原则上要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做的，也应替部下设想，在他也是不愿意做的。譬如一个任务交下去，要告诉他，这是很痛苦的，要抱牺牲精神的，你愿意不愿意？这是在行政之间。当然，领导部队作战时，那情形又不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为什么有人会如此友善地考虑其他人呢？
真正的原因是：你种下什么，收获的就是什么。
播种一个行动，你会收到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到一个个性；播种一个个性，你会收到一个命运。播种一个善行，你会收到一个善果；播种一个恶行，你会收到一个恶果。
《文子·符言》道：“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你有权利非公平地对待其他人，但你这种非公平的态度，将会使你“自食其果”。而且，进一步说，你所释放出来的每一种思想的后果，都会回报到你身上。因为你对其他人所有行为，以及你对其他人的思想，都经由自我暗示的原则，而全部记录在你的潜意识中，这些行为和思想的性质会修正你自己的个性，而你的个性相当于是一个磁场，把和你个性相同的人或情况吸引到你身边。
确切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文明。一个人真正成为文明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这是很高很难做到的要求，所以我们目前的社会总是在反复提倡“精神文明建设”。
人能像考虑自己、为自己着想那样来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就可以进入“文明”层次了，就真正有点精神文明了。这一点推广开来，对于整个社会，意义是很了不得的，那样就实现了全球一家，实现了理想国。
我不愿别人加到我身上的事，我也不加到别人的身上。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孔子的弟子子贡说他能做到，孔子却说：“非尔所及也。”子贡在孔门弟子中是一个全才，他比孔子小31岁，出身于商贾之家，后来在鲁国季孙氏手下做了不小的官，据说孔子晚年生活得以维持，子贡出不了少的力。孔子死后，子弟们多是服心丧三年，即待师如父，内心服孝三年，子贡却在孔子的墓旁搭了一茅棚子，亲自在那里守孝三年。在风水先生中还传说，孔子的墓地原先选在葬少皋帝的地方，但子贡看了后认为那只是一个帝王的风水，孔子是千古圣人，那处风水不行，然后才选了曲阜孔子坟墓所在的那块风水圣地。孔子不称许子贡，可见推己及人之难。
有时，我们发现，那些经历过贫贱、困难、挫折、痛苦的人，因为自己对这些东西有体会，所以为别人着想还容易一点。一帆风顺的人、条件优越的人、有名望地位、才高力大的人，办起事来碰钉子时少，走起路来抬轿子的多，自己达到目的很容易，为别人着想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只要有一点权力的人，在运用这点权力时，为别人着想都不太容易做到。机关坐办公室的人，想不到前来办事的人的困难；超市站柜台的人，不愿体会购物者的心情；医院做医生的人，不善体贴病人……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有，不过前者更普遍些罢了。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也是一切道德，特别是公共道德的基础。如果人们心中都只有自己，完全不顾他人，那也就不会有公共道德”。现在社会上许多不良现象，都与缺乏恕人的思想有关。这一点也是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所普遍适用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应该普遍遵行的基本的公共生活准则。
有一个企业讨论什么是“文明”的标准，他们的回答是，时时想到他人就是文明。这个回答通俗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文明的本质。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有了社会生活，就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要求人们自觉遵守这些规范，使自己的行为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社会生活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人们时时想到他人、想到社会，这也就是文明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准则，正是反映了文明和这个最基本的精神。
社会生活愈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愈密切，对文明的要求也就愈高；就愈要求人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到社会中，想到自己言行的社会影响，想到社会和他人。在现代世界已经愈来愈成为地球村的情况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与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11．保留一颗敏感的知耻心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庸》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贵有“羞耻之心”。知羞耻，是为人从政的崇高美德。一个人只有知羞耻，才能风霜高洁。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心。”可见做人、为政，不可一刻忘却耻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以廉洁从政、艰苦奋斗为荣，以贪污受贿、奢侈腐化为耻。
《诗经》是我国西周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民歌和朝庙之乐的选编，其中有廉耻之说。如《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其大意说，看那老鼠还有一张皮（喻为脸皮），人岂能没有尊严廉耻；如果一个人不识尊严廉耻，还活着干什么？
儒家认为，人不论做任何事都要有羞耻之心，尤其是那些为政者，如果失去了廉耻，那将是非常可怕的。羞耻之心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耻”的基本义项是“耻感”，就是指人在做了自己明知不应该去做或被人劝说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时，心里就涌起逆向情感、逆向意识，感到脸面愧怍，甚至无地自容，继而翻然改正。
儒家既然坚持人应当践行“仁、义、礼”伦理体系，“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如果有人“言过其实”，行为背离了“仁道”，儒家便认为他们应当感到可耻，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孟子也认为人应当坚持道德，不可以油嘴滑舌，“为机变之巧”：“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儒家赋予士一种“以道济世”的使命感，认为“士应当追求“以道济世”的目标，而不应当追求物质的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论语·里仁。
所以，孔子赞扬子路“衣敝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以为耻〈子罕〉。值得一提的是：儒家重视的是“乐道”，而不是无条件的安贫。儒家以为：个人出仕的主要目的是以道济天下。在邦有道之时，个人理应出仕；如果无能出仕，而身居贫贱，那是可耻之事《论语·泰伯》。反过来说，徜若邦无道而个人身居富贵，领取国家俸禄（谷），却尸位素餐，一无作为，“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或甚至是浪得虚名，“声闻过情”，更是十分的可耻。
儒家鼓励人们用“好学、力行、知耻”的方法“修身”，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践行“仁道”的“君子”。
在中国和外国文明史中，许多贤能圣哲、志士仁人，对“耻”有精辟的见解。管仲把“耻”字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四字是治国的大纲，如果没有了它，这个国家就要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