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静之为衡，动之有序的最高法则。中庸，直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人的内在要求，即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结合点，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做，就会营造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
一、诚于中，形于外——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石
1．做一个讲诚信的人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
“诚”是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它是人无条件地依此规范而行的存在，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适规范，它能够将三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在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中庸作为实践伦理的大门。
子思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固执之”的主观精神——诚。诚作为一般概念，具有真诚、无妄、纯正、专一等含义。它也表示人们精神专一的状态。但诚的这种主观精神状态，又被子思夸大为贯通天人的绝对精神。他以“诚”为本体，认为“诚”就是天道。子思提出“诚”的概念是为了论证“天人合一”的思想。
“诚”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性”，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地，就能通达天德、懂得万物的道理，以及懂得什么才是最佳的为人处世方法，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人。
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有了真诚，才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神明之所以为神明。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的第一要素。有了真诚，才见人之所以为人，英雄豪杰之所以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
西魏时期，北雍州一带经常有盗贼出没，因为这一带山林茂密，盗贼进退很方便，官府拿他们没法子。本地的刺史韩褒心里委是着急，四处派手下暗中探访，结果手下人来报，盗窃行径全都是当地豪门大族家里的弟子干的。怎么办？韩褒假装不知道这些纨绔弟子干些什么勾当，对这些豪门大族还是挺客气的。
这天，他把这些大族家里的人都召集来开会，用恳切的语气对他们说：“我这个刺史是个书生起家，哪里懂得缉拿盗贼，所以，只好依赖诸位共同分担这个忧愁了。”说罢，便让那些平时在乡里为非作歹的弟子，一个不漏地临时做各处的主管，划分地段分别管辖。有发现盗贼而不捕获，按故意放纵论处。以此，被暂时任命的少年，没有哪个不惊恐害怕，都自首认罪说：“前时发生的偷盗案子，都是我们干的。”这些被任命为缉盗主管的盗贼，都变得积极起来，把所有党徒同伙的姓名全部列出。那些逃跑躲藏起来的，也都说出了他们躲藏的地方。
韩褒拿过名单，嘱咐那些主管一番，先打发他们回去。第二天便在州城门边贴上一张告示。让那些曾干过盗贼的，赶快来州府自首，马上免除他们的罪。过了这一月不自首的，除当众处决本人外，还要登记没收他的妻子儿女，赏给先前自首的人。
十天之内，众盗贼果然全部来自首了。韩褒拿过名单——核对，一个不差。韩刺史赦免了他们的罪，让他们改过自新。这招还真灵，这些盗贼从此再也不敢为恶了。
朱熹说：“不能感动人，都是诚意不到位。”程颐说：“用诚来感动人，人也用诚来回报你。用权来驾驭人，人也用门道貌岸然来对待你。”凡是自己用什么办法来对待人，人也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你，可以说是分毫不差，一报还一报。程颐还说：“人的毛病就是在于用智，在于用权，虽然是好事，但都是作为不诚无物的表现。”曾国藩曾经有所感慨地说：“天地之所以不停止，国家之所以建立，圣贤之所以高大长久，都是诚来体现的。”然而诚就是最真，最真就能达到最美，最美就能达到最善，这样便是天地的大德。
2．如何让人走出欺诈的极端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中庸》
荀子强调即使是普通的谈吐也一定要诚实可信，即使是一般的行动也一定要谨慎小心，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不敢自以为是，像这样就可以叫做诚实之士了。诚实是对别人而言的，也就是说诚实是有对象的。自己对自己是透明的，无所谓诚实与不诚实，就像含蓄一样，含蓄是一种对象化的装饰风格，当一个人愈是在乎另一个人，就愈是含蓄的淋漓尽致；当一个人面对自己或最体己的人时，他是用不着含蓄的。诚实就是彻底地卸掉所有的伪装或技巧，把自己像一朵花那样打开，自然、朴实、亲切。诚实的力量是一种敞开的力量。
北魏太武帝让崔浩负责编写魏国历史，太子的老师高允也参加了编写，他为了扩大影响，竟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阅读，这使皇帝非常不高兴，责问高允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又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我刚刚还问他来，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的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想救我的命。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也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菜根谭》说：“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诚实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诚实，一个常怀疑别人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已经先成为虚诈别人的人。
西晋时的石苞，面对不平，心底无私，使晋武帝终于自省，也消除了自己的不平之境。
石苞是西晋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晋武帝司马炎曾派他带兵镇守淮南，在他的管区内，兵强马壮。他平时勤奋工作，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占据长江以南的吴国还依然存在，吴国的君主孙皓也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常常伺机进攻晋朝。对石苞来说，他实际上担负着守卫边疆的重任。
在淮河以南担任监军的名叫王琛。他平时瞧不起贫寒出身的石苞，又听到一首童谣说：“皇宫的大马将变成驴，被大石头压得不能出。”石苞姓石，所以，王琛就怀疑：这“石头”就是指石苞。
毫无理由地怀疑他人，陷人于不平之中，实在是不义之举。
于是他秘密地向晋武帝报告说：“石苞与吴国暗中勾结，想危害朝廷。”在此之前，风水先生也曾对武帝说：“东南方将有大兵造反。”等到王琛的秘报送上去以后，武帝便真的怀疑起石苞来了。
正在这时，荆州刺史胡烈送来关于吴国军队将大举进犯的报告。石苞也听到了吴国军队将要来进犯的消息，便指挥士兵修筑工事，封锁水路，以防御敌人的进攻。武帝听说石苞固守自卫的消息后更加怀疑，就对中将军羊祜说：“吴国的军队每次来进攻，都是东西呼应，两面夹攻，几乎没有例外的。难道石苞真的要背叛我？”羊枯自然不会相信，但武帝的怀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凑巧的是，石苞的儿子石乔担任尚书郎，晋武帝要召见他，可他经过一天时间也没有去报到，这就更加引起了武帝的怀疑，于是，武帝想要秘密地派兵去讨伐石苞。
武帝发布文告说：“石苞不能正确估计敌人的势力，修筑工事，封锁水路，劳累和干扰了老百姓，应该免他的职务。”接着就派遣太尉司马望带领大军前征讨，又调整了一支人马从下邳赶到寿春，形成对石苞的讨伐之势。
王琛的诬告，武帝的怀疑，对石苞来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到了武帝派兵来讨伐他时，他还莫名其妙。但他想：“自己对朝廷和国家一向忠心耿耿，坦荡无私，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误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做事情应该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于是，他采纳了部下孙铄的意见，放下身上的武器，步行出城，来到都亭住下来，等候处理。
武帝知道石苞的行动以后，顿时惊醒过来，他想：讨伐石苞到底有什么真凭实据呢？如果石苞真要反叛朝廷，他修筑好了守城工事，怎么不作任何反抗就亲自出城接受处罚呢？再说，如果他真的勾结了敌人，怎么没有敌人前来帮助他呢？想到这些，晋武帝的怀疑一下子打消了。后来，石苞回到朝廷，还受到晋武帝的优待。
《说苑》中说：“巧诈不如拙诚”，巧妙的假话一流入人的智慧里，怎么能战胜得了天理？所以胡林翼说：“诚信的最好道理，能够挽救人走出欺诈的极端。一个人能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的事；能欺骗一人，不能欺骗所有的人；能欺骗一时，却不能欺骗万代。”说得多么透彻！
3．要诚实，不要虚假的诚实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管子》
《中庸》把“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倘若人自身表达的思想是忠诚，对待别人的态度是宽恕，那么虽有过失，也不会太多。人生中，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抱着一种求真的态度。我们往往追求代表真实的人和事物，因为它代表着最崇高的美德——诚实与正直。
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丹尼斯·韦特莱博士说：所谓“因果定律法则”，无非是一个人的诚实与否，经过一段时间后所显示出来的结果。一个人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就无法真正拥有成功。用蜡塑成的人或房子，在某些情况下会融化。内心不诚挚的人，最终必将显露真面目。诚实是财富，诚实是最宝贵的财富，诚实是人的良好意愿和人的尊严方面的财富。在这方面进行投资的人虽然不能在世俗的物质方面变得富有，但是，他可以从赢得的尊敬荣誉中得到回报。
诚实使一个人保持正直，给他以做事的力量和耐力，并且，诚实也是一个人精力充沛的主要动力。朱熹说：“君子所具备的性，虽然大行却不添上没有的东西，虽然贫困却不损伤自己。”
宦官石显虽不能位列三卿，但也充分利用皇帝对他的宠信而日益骄奢横逸，滥施淫威。在皇帝面前他却显出一副柔弱受气的小媳妇神态，不露一点锋芒，以博得皇帝的同情和信赖，藉此却又更加胡作非为。严嵩是一代奸相，可谓赫赫有名，恐怕要永留大名于青史了，他奸也是奸得很有水平，把个皇帝玩得团团转。奸贼在皇帝面前往往是以忠臣的面孔出现的，总是显得比谁都忠于皇上忠于天朝；而在皇帝背后却欺凌百姓，玩弄权术，恶名昭着。正是这种人才善于委手腕，以他的所谓柔来战胜他的敌人，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往往长于不动声色，老谋深算，满肚子鬼胎，敌手往往来不及防备便遭暗算。
日常生活中有的人总是毕恭毕敬的模样，一般而言，这样的人与人交际应对，大都低声下气，并且，始终运用赞美的语气。因此，初识之际，对方往往感觉不好意思；但是，交往日久，就会察觉这种人随时阿谀，给人虚伪不诚实的感觉。
诚实作为人性中第一美德，懂的人多，做的人却极少。有些人喜欢用诚实来装饰外表，而内心总在欺骗别人。表里不一的人，虽能取巧于一时，终究难行久远，难成大器。
曾国藩曾经说：“勤能医治懒惰，慎能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的前面，必须有个诚来立足根本。立志要把这事懂得透彻，辨得明白，专心诚意去做，就是坚于磐石的难事也能做到，鬼神也会避让，这就在于自己的诚意了。除尽自己的私心，对待什么事都能推心置腹，让人们都明白无疑，这是待人接物的诚实。以诚字为根本，以勤字为实用，大概可以免除罪过吧。”
4．以和待人，以礼待人
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
——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相交相处，都要以诚心待人，以善意待人，以和气待人，以礼貌待人。不管对师对友，对上对下，总得以诚实相处。也就是古代的哲所说的：“诚可格天，诚可感人。”“给人以诚实，虽疏远也亲密；给人以虚伪，虽是戚谊也疏远。”
遇到欺诈的人，以诚心感动他；遇到残暴的人，用和气薰陶他；遇到贪得无厌的人，把廉耻送给他；遇到倾邪的私曲的人，以仁义气节激励他。这样，天下就都在我的陶冶中了。
著名学者台静农先生是一个重“身教”的人，他是以人格和性格的魅力教化学生的。他温良恭俭让，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在家事母之孝，在校理事之忠，处世待人之诚，有口皆碑。他执掌中文系20年，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任何人进去不必喊“报告”，儒雅、祥和。他的朋友说：“中文系是一个大平等，是一个大庄严；是一个庄严的平等，是一个平等的庄严；更是一个和谐的秩序，是一个秩序的和谐。”他对学生像待儿女一样，亲切、谦和又富耐心。有一次，一位学生向他诉说，想看泱泱五百卷的《太平广记》中某一册。台静农说：“下次我带一套借给你看。”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以为老师在说笑话。下周上课时，同学们果然见台老师捧来了一函十册《太平广记》。
1937年6月，周恩来在峡山遇险，护卫他的十多名警卫战士光荣牺牲。事后，周恩来和另外三个虎口脱险的同志合影留念，周恩来在照片背后写上“峻山遇险，仅余四人”。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他贴身的衬衣口袋里，直至病逝才被人发现。
“滴水之，当涌泉相报”。这就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难怪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难怪会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长夜无言，天地同悲的动人一幕。
陶觉说：“凡是待人接物，必须是自己作主，千万不可因人起见。如果他人薄待我，我也薄待他；他人怠慢我，我也怠慢他；甚至他人毁谤我，我也毁谤他，这就是与他一般见识了。最好是他薄我就厚，他傲慢我就恭敬，他毁谤我就称誉，才能扭转人，而不被人扭转。”
《宋史》中记载：王旦经常荐举寇准，而寇准数次说王旦的错处，真宗告诉了他，王旦反而称赞寇准是忠臣。几次以后，寇准也自叹不如了。这就是以德报怨的实例。
中庸处世待人，能在有过中寻出无过，在不可宽恕中寻出可宽恕的东西，在不可原谅中寻出原谅。恪尽他的忠诚，容纳他的婉曲，小错予以包涵，使他受感化而无怨恨，使他改过从善，这就是敦厚之心，盛德之事。
李西沤说：“攻击人的过错不要过于严厉，要考虑到他能否接受；教育人从善要求不能过高，要使他能做到。称赞人的善，应当根据他的事迹，不应该苛求他的心；攻击人的过失应当原谅他的心，不应当拘泥于他的劣迹。”这都是留有余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