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晁错自认为其才智超过文帝，更是远远在朝廷诸大臣之上，暗示自己是五伯时期的佐命大臣，想让文帝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全部委托给自己。这正是功高盖主的表现。后来，晁错被处死了。唐宣宗初即位，看到功高权重的李德裕，心里忌惮，很不平衡，以至头发被汗水浸透了，这与汉大将军霍光为汉宣帝护卫车乘，而宣帝严惮心畏，像有芒刺在背有什么区别？功劳高了，人主震慑，这样的功臣当然会有自我矜傲的表现。
如何被他人尤其是上司认可与接受呢？
一要守法。从历史上看，循吏最易保全。《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就是遵循法规，忠实执行命令，能知时务大体的臣子。后世人们以为只有慈爱仁惠、和善愉快，以仁义为准则的官吏，才称得上“循吏”，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应该是遵守法令，严格地约束自己，这才是循吏的作为。
二不参与。即不把自己的私利参与在自己所执掌的权力中去加以实现。《论语》中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即舜和禹真是很崇高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一点也不为自己。把自己的私利参与在政事之中是很不廉洁的举动，似乎可得一时之利，但最终为人们所厌恶，他的功劳再多，苦劳再大也终会抵消。
三不长久。古人说：“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身居高位如同行走在危险的高崖之上，一天比一天更谨慎。位置越高，权力越大，怀疑猜忌的人越多，不可不防，不可不严格约束自己。
四不胜任。古人说：“懔懔若朽索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殒于深渊。”即身居高位所面临的危险惊心动魄得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所以千万不要居功自傲，要时时谦让，功成身退，可得善始善终。
五不重兵。在古代，功高的臣子如果能够主动交出兵权，那么对君主的威胁就减少了，所以“不重兵”，就是自我裁军，以求自保的意思。
六多请教。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作为你的上司，他必然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在做事之前一定要主动向你的上司请教，探听他的意见，这样在办事时就有所凭借。
14．不与时俱进就会绊倒自己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庸》
别人看来是机遇，当事人并不觉得是机遇，志向不同，对什么是机遇的看法就不同。想做千年王八的，不羡慕高飞的老鹰；有鸿鹄之志的，不甘于做低飞的小麻雀。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大红人，从光绪皇帝到维新派，无不寄予厚望。谭嗣同甚至深夜密访他，看中的无非是他手中的兵。
如果袁某人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那么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不亚于日本的西乡隆盛。但他没有那种眼力，他看好的是现有的名位，所以出卖六君子，致使变法失败。
转眼辛亥革命，袁世凯又再度面临历史机遇。这次他机灵地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如果沿着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宪帝制，他的形象与声誉相当于美国的杰弗逊。
那个时代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又想当皇帝君临天下。逆时代潮流，这种眼力真臭，不是找打吗？
袁世凯身为清廷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本来不够光彩，做上民国大总统，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好好做人，慢慢地会赢得人心。可他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民主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话，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储君”，单独伪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送上案头，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起兵护法，各省纷纷独立，袁的“皇帝梦”才被惊醒，但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他欺骗我们。”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宧、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他儿子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怪别人是没用的，眼睛长在自己头上，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判断呢？不会中庸处世，这种人现实中很多，有权有势时，身边人比苍蝇还多，嗡嗡嗡哼哼哼，以为是出谋划策的，是献金点子的，自己却没有辨别的眼力，到最后，身不由己，言行完全被别人掌控着，说啥干啥都有暗中有人为他点头，真窝囊！
15．看准了还要巧妙地做
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
——《韩非子》
心机过重的人，常常不得善终，因为思绪过度，每时每刻都在想如何去对付别人，战胜别人，活在紧张之中。还有人自以为料事如神，可后来却证明他的做法成为是人生的败笔，不得中庸处世要领，不得人心，不受他人支持，即使是好的想法与主张也难也实现，如果一意孤行，到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李斯在求学的时候，一天上厕所，看到粪坑里的老鼠，又小又瘦，见人惊逃的仓皇样子，十分可怜它们。
后来，李斯又看到米仓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看见人来，不但不逃避，反而瞪瞪眼很神气的样子。
两种不同的老鼠，使李斯同学觉得很奇怪，仔细一想，结果他悟出一个现实的道理来了。原来又瘦又小见人就逃的老鼠，是无所凭藉；而又肥又大见人不避的米仓老鼠，是有所凭藉的。区别在此而已。
凭藉，就是有本事，有靠山，或有本钱之类。李斯悟出道理以后，于是向老师荀子报告，不想读书了。
荀子问他不读书要去干什么？
他说要去游说诸侯，求功名富贵。
荀子说：“你还不行，学问不高。”
李斯说：“人穷到饭都没得吃，还去讲什么学问道德？”
这像什么话！老师说：“你这种思想真糟，你去吧！”就这样把李斯开除了。
李斯碰到了秦始皇，两个人搞在了一起，很快活。于是他们俩把一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李斯学老鼠哲学，注重现实，但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后，他自家性命难保。
李斯最后虽是因受赵高陷害，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但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他死时所受的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与他儿子押向刑场的时候，他对儿子说：“此时要想和你牵黄犬出东门也不可能了。”
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
李斯继承先秦法家传统的反儒思想，提出“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 “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并特别推崇商鞅、韩非的“重刑轻罪”思想。他援引韩非的“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的说法，论证必须把刑罚严加于应受惩罚者的身上。他还援引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深督轻罪，使吏民不敢轻犯法的说法，论证“必深罚”。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秦王朝覆灭，秦的刑罚一再加重，以至于后期出现了“劓鼻盈累，断足盈车”，“赭衣半道，断狱以千万数”的局面。他却不没想到自己死在酷刑上，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悲哀。
张居正也是个改革家，他的新政实施了10年，虽然他主导的改革成功了，但预示身后隐伏着危机。他去世不久，他的家就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
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10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
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张老师对学生说：“皇帝同学，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我想着手改革，行吗？”
学生敬佩老师，说：“你要改革就改革吧，我拥护你。”
张老师说：“说哪里话，怎么是你拥护我呢？应该是我拥护你改革，我只是个执行人而已。”
师生说话多是这种版本翻版，也就是老总处处听从老师的指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
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震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心里难过了一阵子，但接下来他喘了一口气，仿佛压在身上的大山被推开了，他说：“还是旧政好啊。怎么改革改到我头上来了呢？老张真不是个东西。”
这时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