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威武不能屈”。1946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也遭到各种卑鄙下流的诬蔑和恐吓，处境十分危险。别人劝告他暂时隐蔽，他却表示：“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万一怎么样，我也顾不了”。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礼堂亲自主持会议，请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殉难经过，两三干听众潸然泪下和一小撮特务抽烟说笑形成强烈对照，闻一多压抑不住心头悲愤，“拍案而起”，即席发表演讲。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也被反动派暗杀。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闻一多：“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文章用敌人的凶残表明“威武”，以“拍案而起”、“不愿屈服”表明“不能屈”。
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六、道不远人——如何让自己被他人接纳与认可
1．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中庸》
子思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充分地发挥，把“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中”与“和”乃是宇宙中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遵循着这一法则，让事物平衡、和谐地发展，就可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荣兴旺。由于这样，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因为“道不远人”。但要认识这个虽“不远人”、但又“费而隐”的“中庸之道”却又是不容易的：“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有所不能焉”，这就要求人们必须融进社会、融进群体。
怎样去实行“中庸之道”呢？子思提出“率性”以行的方法。这是对孔子的“内省”、曾子的“自省”思想的发展。“率性”以行是“中庸”的前提，是“天命之谓性”，即肯定“中庸”这种“至德”原出于人的天赋本性。这种本然之性的最佳状态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人们的思想感情，当蕴藏于心时是中正不偏的，表露出来又合乎节度，无偏激之蔽。所以当人们循性以求时，就会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和”这个天地间最根本的普遍法则，这叫做“率性之谓道”，把握好了这一点就会被人接纳。
子思认为本然之性的最佳状态是不可能自发实现的，所以要戒慎恭谨，按伦理道德以律自己，以保证自己的行为不背离“中庸之道”这个普遍法则。这就要求人们既要尊重天赋的德性，又要努力于后天的学习，这就叫做“修道之谓教”。只有通过这样的主观道德修养，就可以做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神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把天赋本性中的普遍原则和学问思辨、为人处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一言一行都无“过”与“不及”，随“时”以处“中”。这样，“中庸之道”这个普遍原则就成为“君子遵道而行”的行动指南了。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给两个人100元，由甲决定自己拿多少，乙决定自己是否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如果乙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则双方按照方案各拿各的钱；若乙不同意甲的提议，则两个人都一无所获。
如果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自己拿99元，给乙1元，而且告诉乙应该接受这个提议，毕竟得到1块钱比没有钱要好，但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提议往往要遭到乙的反对，而使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甲这样的提议是反中庸的，档次拉得太大，它使乙非常气愤而加以反对，宁可自己得不到这1元钱，也不让甲得到那99元。因为乙觉得这种分配方案虽然能够给自己带来1块钱的好处，但不公平程度太高，所以宁可不要这1块钱，也不让甲“吃独食”。乙这样做不仅考虑了利益问题，还着重考虑了公平问题。
这个实验里，双方都能够得到钱而且都很高兴的分配方案，是甲提出来两人平分，这是最公平的分配。但大多数人的方案都在70：30和60：40之间，很少有人提出99：1的方案。这说明作为甲的一方，除了考虑自己的福利增加问题之外，也还得慎重考虑公平问题，也就是权衡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公平程度。
因此，要真正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仅有自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利他。所以想得到利益，必须付出。为别人付出看起来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种不能最大化，是在显示公平的条件下不能最大化。在兼顾公平的情况下，虽然不能实现自己利益理论上的最大化，但比起显失公平条件下自己利益的最终损失，自己的利益还是能有所增加。所以，要爱自己，还要爱别人。
在美国CNN的大股东泰德·特纳在1997年9月，宣布要捐出10亿美元，这是他当时净资产的三分之一。他要送给素不相识的人，指定这笔巨资的受益者是联合国，要用于处理人口控制及传染病防治等事务。特纳为什么要给联合国捐助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发现，我越是做好事，钱进来得越多。”他这样说没有任何羞耻感，也表示他捐助慈善事业的动机不纯。特纳相信，在给联合国捐助了10亿美元之后，自己的财富只会有增无减。他这次出手很大方，而且看起来毫无私心的捐助使他赚得了无法计量的人缘。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自从他给联合国送了这笔大礼以来，他的财富直线上升，光是美国在线并购案就带给他单日30亿美元的增值。到2001年的时候，他的身价已经达到90亿美元，是他1997年9月决定给联合国捐助10亿美元时家产的整整3倍。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即使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记得，除了利己，还要利他。这是中庸的智慧。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富裕到可以随意给别人捐献巨资的程度，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地给别人以关爱，使自己的生活因彼此之间的关爱而充满幸福和快乐。
2．好人缘比能力更能成就事业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个城池，内城城墙方圆三里，外城城墙方圆七里，包围着攻打却不能拿下。既然能够包围着攻打，交战双方必有得天时的；如果得了天时仍没有打胜，证明这一方的天时不如另一方的地利。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不是不锋利，盔甲不是不完备，但是却放弃了城池，逃走了，证明地利之便，不如人和重要。因此说，欲让民众安居乐业，不在于划定边界，限制来往；欲使国家稳固，不在于山川河流的险要；欲威震天下不在于武器设备先进无比。得道的人自然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失道的人自然会受到众人的摒弃。失道到了极点，就连亲人也会背叛他。得道到了极点，整个天下都会归顺他。带领整个天下的归顺之人去攻打那众叛亲离者，贤人君子不打则已，如果攻打，肯定获胜。
得天时比不上得地利，得地利比不上得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事实如此。
中国儒家学说奠基人孔子历来主张“和”。它将先哲“和”的思想，用于政治、经济方面，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于倾。”。其中“和无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做到“和”，则在经济上“贫”不致缺乏。孔子的弟子冉有亦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才中，孟子重人，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孟子重“和”，还在于它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系统的“天人和一。”观点，这是中华民族深邃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儒家的“三才之道”至少可以追溯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后来的荀子也说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还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易传》则明确讲天、地、人三者的统一，提出“三才之道”。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吸收了这一思想，其中说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要求遵循天时、地宜的自然规律，而不赞同仅凭主观而违反自然规律的“任情返道”，这就是要实现天时、地利、人力的三者统一。
3．成就别人，成就自己
亲戚不悦，不敢外交；近者不亲，不敢求远；小者不审，不敢言大。
——《大戴礼记》
任何事物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高明的人认为，要了解事物的成长发展方向，只要看它产生时就可以了，因为刚产生的事物虽然弱小，却已经蕴含了它如何发展，将发展到什么程度的诸多因素。知道了一个事物的发展趋势，就可以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对此《中庸》有这样的说法：
《诗经》中说：“身穿锦衣，外面却罩着粗麻衣。”这是厌恶文绣太明显。所以君子之道，看起来很暗淡，却一天比一天明显；小人之道，看起来很鲜艳，却一天天衰亡。君子之道很淡泊，所以不被人讨厌，简约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知道要致远必从近处开始，要教化别人先要从自身开始，知道微小的东西将怎样显著，这样就可以具备德行了。
《尚书》说“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曾几何时“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四处可见，现在提得很少了，甚至有一些人一听到这句话，就认为是“虚假”。实际上，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实现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关系准则，只不过许多人没有想到这一层意义。
就拿经商来说吧，做买卖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经商，但是做生意却沟通了商品流通，活跃了市场经济；就每天上班工作的人来说，上班是为了拿薪水，从而保证自己的生活需求，但是，工作完成了社会所需要的任务，促进了工厂效益、社会效益。还有……，这都不是“我为人人”吗？反过来说，社会满足了我的生活需求，不也就是“人人为我”吗？当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但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要努力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纵然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和本领，至少也不要做有损于社会、有损于他人的人。
《中庸》中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越是为自己的人越难以成就自己，而那种忘我无我的高尚精神，却能产生绝对有我、绝对伟大、绝对无限的光芒。因为这样的人既能涵盖一切，又能承载一切；既能超越现实，又能成就现实；既能忘却自我，又能成就自我。使自我的精神与天地万物相融合，进而贯通古今与后世。世俗观念与空间观念、时间观念，是相对的、有限的。拥有超人智慧、超世智慧的人，他的世俗观念与空间观念、时间观念，是绝对的、无限的。所以做人必须完成有限到无限的转换。有，只是有限的，相对的；无，才是无限的，绝对的。所以成就的伟大，也是无限的、绝对的伟大。
能做到无我的人，也就无物，无一切等差观念。能做到超越自我的人，也就能超越现实、超越世界，即超越现实生活，超越物质生活。因此无我的人，也就不会变成只图物质享受的享乐人生观，自然能绝对地将精神渗透到无限的伟大之中。因此庄子说：“道的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没有自己，达到神仙境界的人没有功劳，达到圣人境界的人没有名声。”有我就有限，有功就有限。只有“无”的人才能无可称道，无可测度，无可比拟。
李白在《古风》中写道：“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争又有什么用？有又什么益？抛弃现实中的小有，就能成就一个无限的大有。
一个人的生存时间是有限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智慧的秉赋是有限的，权威的发展是有限的，事业是无限的，学问是无限的，科学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以有限去同无限抗争，必然不能成功而往往处于危险境地。这又有什么可拘泥而不能通融的呢！因此，我们不能将伟大放在小我之上，应该把伟大放在大我之上。不能把伟大放诸现实，应该把伟大放诸永恒。
历史上大部分伟大人物，都是在他们死后才显示出伟大，并不是在生前显示伟大。生前的伟大是有限的，只有死后显示出来的伟大才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不必去计较生前的是非得失、毁誉成败、功名富贵，这些仅仅是过眼烟云，一现昙花。
4．做错了事要敢于忏悔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
——程颢《遗书》
子华说：“圣人贵在中，君子抱守中，作为中庸之道，这就是尽达到了。”东方朔说：“智慧的人为人处世，没有不崇尚中的。”做人处在世道之中，能做到把守这个中，合乎常情常理，就可以说没有过失，合乎大道了。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自从孔子以后，可以说世道衰微，人心衰微，如日落西沉，每况愈下。所以有人感叹说：“中庸之道已经完全失去了，民间少有中庸之道已经很久了。”接着又说：“天下国家可以舍弃，官爵俸禄也可能放弃，刀山火海可以蹈踏，中庸是不可能失去的。”
为人处世，若适合于中道，就能秉承天下的大公，居处天下的大善，就能服天下千万大众，就能成就天下的大事。
人的行为一旦偏离轨道，就要自我校正。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吾三省吾身”，达到“慎独”的境界。
作家巴金怀着忏悔的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他的《随想录》字字读来都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巴金在审视自己在过去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是中庸思想中“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再现。
人们对巴金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爽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