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它是适宜的、合适的、恰到好处的。为人处事不能走极端，但必须把左右两个极端把握住，即“执其两端，用其中”，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状态。如果你去掉了其中任何一个，那都是偏颇，过了和不及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善于平衡各种力量，各种倾向，对事物洞察了解，清醒明智地，选择最恰当和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为人处事。
一、执其两端——权衡之后拿捏最有胜数的处世办法
1．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所为绊倒。例如获取成功的道路数不胜数，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但它们都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行之有效的成功法门，并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一切成功之道的智慧、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只有中庸。
孔子说：“舜帝真可算得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人了吧！他喜欢向别人求教，而且善于对那些浅近的话进行仔细审察。听到不合理的恶言便包涵起来，听到合理的善言便加以表扬，他度量人们在认识上两个极端的偏向，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他们。这就是虞舜之所以能成为舜帝的原因啊！”这是说舜用最美好最高尚的道治理百姓。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所以说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刘备与关羽、张飞等人肝胆相照，与诸葛亮鱼水相得，同曹操比较的确可称忠厚，但也并非心无芥蒂。当年攻取四川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涪县会见，刘璋部下从事张裕在座。张裕脸上多须，刘备拿他开玩笑：“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县令说：“诸毛怎么都绕涿而居呢？”张裕回敬说：“从前有人作上党郡潞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
后来张裕归刘备。他对天文、占卜都很精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证明张裕预言不准。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这完全是借口。处世说话不当，却引发了一场战争。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他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礼加三层，让一般人等冷落一分，则会刺伤后者的自尊和面子，失去一大批人。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让人感觉全心全意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吃得半空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有余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作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2．营造有利于处世的大环境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朱熹
社会环境是由人们共同创造的，但政府行为一向被儒家思想所重视，所谓“政通人和”，“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等等都强调的是政府行为的作用。而如何引导政府行为呢？《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这里的“中”就是指国家在制定制度出台政策时，要考虑大多数人利益，不可倾斜于少数人。
在当代，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个方面的重大议案的确立，国内外都注重体现民意和民主，普遍采取投票选择的方法，一般规定以赞成票不少于总票数的2/3（0.667）或3/5（0.6）为基准，而且这两个基准点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将这两个基准点与黄金分割率进行比照，不难发现，这两个基准点反映了前者是处于黄金分割率之上的决策，后者则是趋近于黄金分割率的决策。实质上，这种做法体现出了中庸——决策临界值的应用原理。
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推广的优选法，是以较少的试验次数，迅速地找到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最优方案的方法。其中，最常用的黄金分割法就是黄金分割率在优选法中的应用。这说明黄金分割率可以有效地应用于生产和科学实验最优方案的选择。而这种最优方案的选择实质上就是一种决策，将其推广到一般的重大决策是可行的。
在现实社会中，经常听到某领导“和稀泥”的说法。当着两个以上意见对立且又各自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时，领导采取“和稀泥”的方法就具有合理性。因为这时的领导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所谓“旁观者清”，可以清楚地发现对立者的正确与错误，提出一个采纳正确意见、消除错误因素的“和稀泥”方案，有利于调整、化解对立意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从决策临界值分析，将两个以上意见或方案折中，使决策点趋近于决策临界值时，可以有效地降低决策风险，并且比较容易为各方面接受。当然，如果两个以上意见中有一个或几个明显是错误的，则应另当别论。
可见中庸思想符合黄金分割率，它可以数化为决策临界值，既符合民主决策和美学的基本原理，又简单易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所以，在重要决策中，用临界值取代当前决策过程中的计票基准点（0.5！简单多数）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再来看个测验。一个人得了心脏病，做手术会改进他的身体状况，但这种手术是有风险的，手术失败后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研究人员请了一些测试者给这位患者提一个建议，请他们在如下的手术成功率中做选择：10%、30%、50%、70%、90%。被测试者在选择时平均认为，成功率在50%时可以接受手术。现在，找7个人来讨论一下再给患者一个建议会怎么样呢？
经过小组讨论，最后被测试者给病人的建议是，有30%成功率就可以动手术，等于风险率增加到了70%，出现集体冒险现象。这在组织行为学或者组织管理学中被称为“冒险转移”。
这与中庸又有什么联系呢？一般认为，群体决策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小组讨论的结果应该比个人决策更为合理、有效，但是集体在决策时，由于出现责任分摊、社会比较作用、领导倾向作用等因素，群体决策往往比个人决策更趋于冒险和过激。
所以，我们的行为无不在贯彻着中庸的精神。我们甚至在基尼系数里也能发现“中庸思想”的闪光。
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希望有这样一个理想状态：一个社会中10%的人口平均占有10%的社会财富，90%的人平均占有90%的财富。以社会财富百分数和人口百分数做纵横坐标，这种理想状态就是一条45度的直线。但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绝对平均的情况，总有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财富多一些，一些人人少一些。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以这个坐标系的右下方根据实际收入分配画出了一条曲线，并找到了判断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45度的直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下方的面积为B。以A除以A+B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比值就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总是在0∽1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社会财富分配越平均，越高则说明社会贫富差距越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给出了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量化标准，可以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克服了其他方法的不足，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可行方法，与中庸思想真是“百虑而趋一致”。
3．行动失度就会乱套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中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中庸》
洪应明在《菜恨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为人处事的美德。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千秋。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可以消除欺诈。
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因为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漫天要价，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不同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扰乱天下。
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饮食无度，便会伤身；荒淫无度，必致误国；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会伤感情，有时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我们常人应该是自由的，其实，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看，这自由，归根结底，还是度中的自由，也只有在度所圈定的范围内，我们才能享受自由。
作臣下的，最忌讳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凡是这种人，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当年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喜好虚荣，爱听奉承，这是人类天性的弱点，作为一个万人注目的帝王更是如此。有功归上，正是迎合这一点，因此是讨好君上，固宠求荣屡试不爽的法宝。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总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劳自己表白虽说合理，但却不合人情的捧场之需，而且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280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致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每当想到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豪强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便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以及被人冤枉的悲愤，有时感情激动，也不向皇帝辞别，便愤愤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4．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见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是说要看到问题的各方面，然后“兼权熟计”，作出正确的判断，使各种矛盾现象不至于互相掩盖以淆乱真正的道理。荀况要求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而不顾它可能藏着危险，就会陷于“偏伤”，没有不失败的。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他在变法时运用严刑峻法，只看到它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祸患，最终连自己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谦也因对人太苛刻，做事好极端，违背中庸而被人陷害。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可同僚们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震惊世人，不仅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而且整座京城也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同仇敌忾，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官、内外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在无奈之际，被迫放归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