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并屡为同事们所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他的阿谀奉迎不但被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还被指责为徇私。于是，石亨由恩生怨，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终于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老总的位子。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小之手。
5．你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孟子用的是逻辑上的归谬法，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亲口对此加以否定，然后把宣王自己的做法加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宣王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还有些不清楚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这就是“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的区别。“挟太山以超北海”是不能，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该权衡，貌似小事，实际上牵涉到利益互动的大问题。比如说为老年人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但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老是要去强坐，要随地吐痰，要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呢？
在交际活动中，有时候某个意思不便详细说，也没有必要详细说，否则有强出口之祸，只要恰当设计并突出某种交际情境，便会意义全出，实现交际的意图。这即是种权衡。l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偕夫人在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陪同下，乘专机抵达北京，首次访华。下飞机时，他特意让警卫把守着机舱口，不准随行人员跟随下飞机。尼克松只身走下舷梯，就急忙伸出手主动同周恩来长时间握手，在场摄影记者赶紧拍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时间，1972年；地点，北京机场；加上中美两国领导人紧紧握在一起的两只大手，这就构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境。既让人意会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造成的心理鸿沟，由尼克松填平了；又让人意识到中美两国的交往，“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这里交际情境的运用，适切、典型、具表义作用，胜过若干的言语。
对对方失当的言行，不当面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等到以后，选择或设置一个适当的情景，向对方做出与之相似的言行，然后再稍加点拨，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图。
回到孟子的话题上来，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出心理学方面的本事，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是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最后还以“霸道”的做法、军国主义者的行为来加以反衬，刺激齐宣王逼他做出惟一正确的选择--实行仁政，推行以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
俗话说：“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谁能够造出这权衡度量人心的公平秤和标准尺子呢？
6．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却不同他谈，易失人；不可以同他谈的同他谈了，是失言。聪明人能努力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毕竟偏于消极，是宁拙勿失。要不失言，除了少说话外，更要想话说，甚至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干坐着不行，要能想话说；想话说当然主要是想想再说，比如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坐在人家那儿无话找话，但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只有这样“想说话”的人，才真正算是“不失言”。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在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取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若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矢口否认。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洗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地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是如人所言那般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昭然若揭，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中，不是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7．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国君的左右，没有一个敢于直谏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大臣，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君主的对错为对错，以君主的黑白为黑白的人，只是一味承旨顺意，只知道歌功颂德。国君自以为圣明在上，群臣自然称圣明在下，于是里里外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以致败亡。像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比比皆是。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考察他们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于平时完全相信左右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诌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如自私、营利、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再有愚蠢错误的偏见，也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的第一艺术就是知人用人；第二艺术就是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的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惩罚。”这就是所说的注重于考核人才。所以明断而分析左右，听信人言而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听他人的话，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这几种言辞，如果在心中形成，在政治中就会产生危害；在政治中出现了，就会对国家产生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领导辨言辞是：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不能听取的。
8．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一般人同流合污作坏事，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作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因为人世间发生的悲剧的遗憾实在是太多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没有人不喝水吃饭，但很少有人能品尝出它们真正的滋味。
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长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给事官”李乐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儿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上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怕也难脱连累。
9．处事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