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1923年夏天多伊奇所必须面对而又不敢面对的处境：弗洛伊德就像其他人一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会死的。多伊奇最初能够商量的人只有兰克一个，稍后，又扩大到弗洛伊德的禁卫军——也就是“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小群弗洛伊德的密友（亚伯拉罕、艾廷冈、钟斯、兰克、费伦奇、萨赫斯）为此事在多洛米蒂山的圣克里斯多夫会面（圣克里斯多夫离弗洛伊德落脚的拉瓦罗内只相隔一个长长的山坡）。但这六个人早有心结，而且是战后就开始的。即便从1920年10月开始，弗洛伊德推行了连环信的方式，但帮助并不大。这种连环信的目的，是为了把弗洛伊德分处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和伦敦四地的几个密友能够保持稳定的联系。当连环写信措施即将要展开之时，弗洛伊德写信对钟斯说：“我急切想知道这个措施的效用如何。我预期它会相当有用。”但大概在同一时间，钟斯创立了《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并因此和兰克产生了矛盾。事情的起因是钟斯有鉴于美国的反德情绪日渐高涨和急于想表现美国人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所以特别青睐美国的投稿者，但也因此接受了一些在他的维也纳同人看来不够水准的稿子。兰克得知这件事情以后，马上要求钟斯纠正，钟斯却认为兰克专横地干涉他的编辑工作，为此愤恨难平。弗洛伊德认为，这种龃龉将会危及精神分析领导核心的团结。由于兰克在推动精神分析事务上是弗洛伊德离不开的左右手（他在钟斯面前赞扬过兰克不止一次），所以这一次的事件，他选择站在兰克的一边，温和地斥责了钟斯。“当兰克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几乎感到自己无依无靠和几近残疾。”他在1919年下半年致钟斯的信上说。稍后不久，又说：“我感觉你对兰克的言辞有一点点尖锐，让我想起你对亚伯拉罕也有同样的情绪。即使在战争期间，你的用语还是要比较温和。我希望你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他责怪钟斯不应该情绪失控，并说自己期望事情会有所改观。
但事情并没有朝弗洛伊德期望的方向发展，“委员会”成员间的敌对情绪仍然在继续。“兰克的大铁锤再一次敲了下来，”钟斯在1922年夏天的一封连环信上说，“这一次是落在伦敦，而在我看来，那是很不公平的。”虽然钟斯与兰克的关系变坏，但他与亚伯拉罕的关系反而有变好的趋势（亚伯拉罕对兰克在分析技术上偏离正统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高兴）。在这个紧密的七人小圈子里，弗洛伊德最亲密的是兰克和费伦奇，但他一样少不了其他人。现在，在1923年仲夏，弗洛伊德饱受疾病与丧亲之痛煎熬之际，只希望那个争吵不息的“委员会”，能至少维持表面的和谐。“我太老了，老得舍不得放弃老朋友，”他稍后写道，“换成是年轻一点的人，大概会觉得这样做反而可以维持良好的关系。”
8月26日，钟斯在一封写给太太的信中，描述了“委员会”在圣克里斯多夫开会时的硝烟味和焦虑气氛。“最重要的消息是F（指弗洛伊德）得了如假包换的癌症，这癌症会慢慢增长，也许会持续很多年。他本人并不知情，所以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至于他和兰克的争端，他在信中说：委员会“花了一整天去反复讨论‘兰克一钟斯事件’。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我希望我们的关系会因而改善”。但钟斯又同时意识到，这种改善并未在望，因为一个不愉快的插曲让他和其他成员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我早已预期费伦奇不太会跟我说话，因为布利尔也来了，比我早到一步。他告诉费伦奇，我在背后说兰克是个犹太骗子。”钟斯自己部分否认这个指控，说布利尔的话是夸大其词。
不管钟斯说了兰克些什么，都可以肯定那是深具羞辱性的。两天后，钟斯又写信告诉太太，“委员会”花了“好几小时在争吵，我只觉得自己是在疯人院里”。大家“都认定我在‘兰克一钟斯事件’中是站在错的一边，甚至认为我实际是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他是成员里的唯一外邦人，也对自己这个身份特别敏感。“一个犹太家庭会议对一个罪人进行审判，当然是大事一件，但想想看他们五个人坚持要当场一起分析我的情景！”尽管钟斯宣称自己“有够多的英国人幽默感，可以对此事一笑置之”，没有为此而动怒，但他仍然向太太承认，那是一个毕生难忘的经历。
在这一片争吵声中，“委员会”也为弗洛伊德罹患癌症的消息感到震撼，他们面临的两难处境极为尖锐。弗洛伊德需要接受一次彻底的手术是很显然的，但该怎样跟他说（或该说多少）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弗洛伊德本来已经计划好，接下来要带安娜去游罗马，所以“委员会”不愿去破坏这个他计划已久的行程。最后，“委员会”的几个医生成员（亚伯拉罕、艾廷冈、钟斯、费伦奇）决定要采取中庸之道：郑重要求弗洛伊德意大利之行以后要再接受一次手术。然而，他们仍然不敢把全部真相告诉他，多伊奇也一样。多伊奇为他这个不明智的体贴将要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失去了弗洛伊德的信任和失去作为其私人医师的资格。事实上，他既低估了弗洛伊德接受坏消息的能力，也低估了弗洛伊德对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受保护的小孩的愤怒。“委员会”的成员也为此而让弗洛伊德相当不悦，多年以后，他在发现他们的善意欺骗时，感到怒不可遏。“你们凭什么权力这样做！”他在信中向钟斯怒吼说。弗洛伊德认为，没有人有权欺骗他，哪怕是出自最善良的动机。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多么骇人，才是最大的仁慈。
在多伊奇向“委员会”报告弗洛伊德病情那次聚会结束后，安娜跟众人一起共进晚餐。饭后，她在月色的照耀下，与多伊奇一起爬上山坡，要回到拉瓦罗内去，途中，她从多伊奇口中套出了真相。她用半开玩笑的口吻问多伊奇，要是这一次他们父女俩在罗马玩得太愉快了，决定要多留一阵子，他会有什么想法？多伊奇听后面露惊惶之色，极恳切地要求安娜万万不可有那样的想法。“你们绝对不能那样子，”他激烈地说，“答应我，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那样做。”安娜在多年后回忆听到多伊奇答话时的想法：“事情再也清楚不过了。”但是，弗洛伊德携幺女游罗马的计划还是如期进行。而就像他期望的，安娜一如她自己的习惯那样，对罗马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观察入微。弗洛伊德在9月11日从罗马写信告诉艾廷冈：“安娜把罗马品味得淋漓尽致，她懂得自己找门道，而且也对它的各种层面都同样具有接受力。”回到维也纳以后，他又写信告诉钟斯，“在罗马的那段灿烂时光”，他的幺女“确实显示出自己受益良多”。
不过，到了这时候，弗洛伊德怀疑已久的真相已逐渐向他显明。9月24日，弗洛伊德以带点朦胧的语气写信告诉他住在曼彻斯特的侄儿说：“我并未克服对上一次口腔手术留下的后遗症，感到极为疼痛，吞咽困难，前景未明。”两天后，他的立场明朗了。他写信告诉艾廷冈：“你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我今天就可以满足你。我决定要接受第二次手术，切除部分的上颚，因为那里已出现了可怕的新增生物。手术将由皮契勒教授主持。”皮契勒是著名的口腔外科医生，由多伊奇所推荐。弗洛伊德告诉艾廷冈，皮契勒“是这方面最好的专家，而且会为我制作事后所需要的上颚假体，他保证我在手术后四到五星期就可以进食和说话”。
事实上，弗洛伊德要接受的手术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分别在10月4日和12日进行。这两次手术大体上是成功的，但因为那是一种组织损伤较明显的切除术，所以弗洛伊德手术后有一段时间无法说话和吃东西，只能靠鼻管喂食。不过第二次手术后一星期，弗洛伊德尽管还在住院，但已迫不及待写给了亚伯拉罕一封行文像电报的信：“亲爱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今天换过了棉塞，打扮过，但仍然像黏附在衣服上的残肉。谢谢你捎给我的消息、信件、问候和剪报。一等不用注射就可以睡觉，我就会马上回家。”九天后他就获准出院了，但他跟死神的角力赛，却还没有过去。
这场角力赛是累人的，而对手则狡猾而无情，弗洛伊德做好了最坏的打算。10月底，考虑到身体状况有可能会让他无法继续执业赚钱，他为遗嘱写了附件。他最关心的是妻子和女儿安娜：他要求几个儿子为母亲着想而放弃遗产的继承权，并把安娜的嫁妆提高为2000英镑。然后，在11月，他又做了一件有点奇怪的事，他做这件事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不如他修改遗嘱那么理智。他接受了一次睾丸的小手术，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对两边输精管的结扎”，被认为是由具争议性的内分泌学家施泰纳赫所首创。这种手术因为据信可以让男性重振雄风，所以颇受欢迎，但弗洛伊德接受它的理由，还是因为有些专家认为，这种手术可以强化身体的抵抗力。弗洛伊德相信这种手术的有效性，希望可以凭借它预防癌症复发，甚至可以改善他的“性功能、他的一般健康状态与工作效率”。动过手术后，弗洛伊德对它的效果不再那么深信不疑，但至少有些时候，他觉得自己似乎确实变得年轻一些和强壮一些。
但就在同一个月，皮契勒却发现弗洛伊德口腔里有残余的癌细胞组织，并坦然相告，而弗洛伊德也以同样坦然的态度接受了手术。不过他仍然承认，这个消息让他极度失望。很显然，皮契勒承受了弗洛伊德颇大的压力，因为弗洛伊德一直是把他当成神医看待的。弗洛伊德在11月下旬告诉兰克，自己在“感情上相当依赖皮契勒教授”，不过，这最新的一次手术已经把他的无保留依赖给粗鲁震醒，让他的“同性恋纽带松弛了下来”。不管弗洛伊德对他的外科医生的感情有多复杂，至少直到1936年为止，皮契勒没有再在他口腔里发现过癌性的增生物。
不过，自1923年以后，弗洛伊德的口腔还是会反复形成黏膜白斑（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有癌变的可能性的），所以他还是得一再接受治疗或切除手术。皮契勒技术高明而友善，然而，前后30次左右的小手术（有些并不是那么的“小”），还有上颚假体无数次的装设、清洗和重装，还是让弗洛伊德苦不堪言，更别提有时它们会让弗洛伊德剧痛难忍。可以想见，弗洛伊德已必须抗拒抽烟的诱惑，毕竟，每一根雪茄都是一个刺激，都是迈向另一次疼痛手术的一小步。我们知道，他坦承自己嗜雪茄成癖，又说过，吸烟归根究底只是所有癖好的原型的替代物。但明显的是，他心灵的一些深处，是他的自我分析所无法达到的，而他的一些心理矛盾，也是他自己从未能够纾解的。他始终无法戒烟的事实，强烈印证了他认为人有时会处于“知而不知”状态的主张。所谓的“知而不知”，是一种尽管有着理性的认知却不愿采取适当对策的状态。
在1923年底，弗洛伊德就像个受了伤而急着康复的运动员。一度是个出色的讲演者和健谈家的他，再一次努力训练自己说话，只不过，他的声音从未能完全恢复往昔的清晰与嘹亮。手术也影响了弗洛伊德的听觉，他抱怨自己老是听到一种“持续的奔腾声”，而慢慢地，他的右耳变得几乎全聋。为此，他把病人躺的沙发从一边的墙移到另一边，以便自己可以用左耳聆听。进食也为他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困扰，他尽可能避免在公众场合用餐。据钟斯形容，弗洛伊德所戴的上颚假体——也就是把他的口腔隔离于鼻腔的装置——是一个庞然大物，状如“一副加大码的假牙”。不管戴上或取下上颚假体，都是一种折腾，常常会让人感到烦躁，更多时候是感到疼痛。在他的余年里，弗洛伊德换装过这种加大码的假牙不止一次，像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就为装一副新的上颚假体而前往柏林。某种程度的不舒服始终没有离他而去，但他却没有自怨自怜，而是努力去适应自己的新处境，有时候还会流露出一点点悠然自得的味道。“亲爱的撒缪尔，”他在1924年1月写给曼彻斯特的侄儿的信上说（信是他口述，安娜执笔），“我很高兴可以告诉你，我正在迅速康复中，预期将可在这新的一年重拾我的工作。我的说话能力受损了，但我的家人和病人都说他们完全听得懂我说些什么。”
弗洛伊德辛苦赢得的镇定沉着是有价值的，他固然见证了家庭成员的死亡，但新生的成员又重新把家族挤得满满的。他三个儿子都在扩大家族人丁一事上做出了贡献。“恩斯特通知我们，他的第三子将在4月24日诞生，”他在1924年春天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说，“而另外两个小孩现在也在路上了，分别是马丁的次子和奥立佛的长子。因此，我们的家族就像植物一样，荣枯互见——这是个你也许可以在老荷马那里找得到的比喻。”1924年10月，亚丽克丝·史崔奇写信到伦敦告诉丈夫詹姆斯说，海伦娜·多伊奇“给了我有关弗洛伊德最令人振奋的健康报告。他已再一次坐在协会的座椅上，而且健谈如昔，情绪高昂”。五个月后，亦即1925年初，她又告诉丈夫，尽管弗洛伊德说话仍然有困难，但“安娜说他的健康情形已经好得让人没敢再多求什么”。
二、安娜
安娜在父亲心目中地位的膨胀，并不是始于1923年，不过在弗洛伊德于1923年动过手术后，她的地位就变得无可争议和无可挑战了。毕竟，弗洛伊德接受完魂飞魄散的手术后，在医院里陪伴他一整夜的，就是女儿安娜而非他太太。这件事，标志着安娜成为弗洛伊德情感重心的起始。不过，他对安娜的感情依赖早见端倪。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3月，当安娜为照顾姐夫哈尔伯史达特和两个外甥而离家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费伦奇：“现在我们家里一片孤寂，因为安娜到汉堡去了，要四个礼拜后才会回来。”那之前三星期，安娜也去了汉堡一周，当时弗洛伊德写了一封深情的信给她：“有人非常想念你，没有你，家里变得极其冷清，根本找不到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