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亡的阴影
1923年，也就是《自我与本我》发表的同一年，死神再度向弗洛伊德现身，这一次除了夺去他一个外孙的性命外，还向他本人的健康发出重大威胁信息。这些灾难都是突如其来，所以让人格外难以承受。这之前，尽管弗洛伊德不时会抱怨肠胃不舒服，但他工作起来仍然干劲十足。一如以往，他热切期待夏天长假的来临，并把这段时间珍如拱璧，保留它来从事山间远足、矿泉区疗养、到意大利观光和思索精神分析的理论问题之用。他极少会在度假期间接受看诊的请托，尽管这时候会提出丰厚报酬相诱的人不在少数。例如，1922年在贝希特斯加登度假期间，他在信中就告诉兰克：“（我）回绝了一个铜业大王太太的求诊……尽管她愿意出的钱足以抵销我度假期间的一切开销。”被他回绝的还有一位美国妇人，“她肯定会愿意付我50美元一天的诊疗费，因为过去在纽约，她付给布利尔半小时的费用是20美元。”对度假时不诊的原则，弗洛伊德毫不含糊：“我不会把我在这里度假的时间拿来卖。”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告诉过朋友，他对宁静与休息有迫切的需要，而且，“为了顾及其他病人的利益与保持工作的效率”，他的立场绝不松动。
尽管这么强调自己需要休息，但他密密麻麻的工作安排、大量的通信和重要作品的源源不断发表，都反映出弗洛伊德有着让人嫉妒的旺盛精力和大体来说良好的健康。不过，在1922年的夏天，却出现了不祥之兆。当年6月，他告诉钟斯，自己本来一直都不觉得疲惫，“但随着政治局势的灰暗前景变得明显，情形已有所改变”。他希望，通过度假，可以远离维也纳喧嚣的政治纷争——至少是一段时间。而他在7月从度假地贝希特斯加登发出的信件，也足以反映出他真的有大大松一口气的感觉。他形容自己的度假时光过得“自由而美好”，又说这里有“灿烂的空气和水、荷兰雪茄、上好的食物，这一切——和中欧那个地狱相比——简直就像一首田园诗”。不过，他在8月从贝希特斯加登写给兰克的信中，语调却不再那么愉快，而且还要求对方帮他撒一个谎：如果有谁问起，就说弗洛伊德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宣告他的健康不对劲的明显信号。“我对自己的健康已经变得不太有把握，我不想瞒你，因为我知道你迟早总会察觉出来的。”但对于自己为什么对健康不太有把握，他却没有多作说明。
不久，他又有了其他值得忧愁的理由：他的外甥女加奇莉亚·葛拉夫在8月自杀身亡。年方23的加奇莉亚因未婚怀孕，无法面对这种不良名誉，决定以服用过量的巴比妥结束生命。在服药后写给妈妈那封凄美感人的遗书中，她没有把自己的死归罪于包括情人在内的任何人。“我以前还不知道，”她写道，“死是这样轻松的，而且可以让人如此愉快。”弗洛伊德在信中告诉钟斯说，这件事让他“深感震撼”。不过，还有更让他沮丧的事情等在后头：1923年春天，有一些证据显示，他可能得了口腔癌。
早在1923年2月，弗洛伊德就注意到，“我的颚部长出了一些黏膜白斑般的增生物”。黏膜白斑是一种因大量吸烟而引起的良性增生物，但弗洛伊德因为害怕医生会勒令他戒烟，有一段时间秘而不宣，没把这事情告诉任何人。不过两个月后，他在信上告诉钟斯，“自从因病（手术）失去了一星期左右的工作能力以后”，他口腔里的增生物已经被切除。早在1917年，弗洛伊德颚部就出现过疼痛的浮肿，讽刺的是，他在抽过病人请他抽的一根上好雪茄后，浮肿就迅速消失了。但现在，弗洛伊德颚部上的增生物已变得太大和太顽强，让他无法再掉以轻心。“我确信那东西是良性的，但天晓得你让它继续长下去，它会变成什么玩意儿。”弗洛伊德从一开始态度就很悲观。“我自己的诊断是上皮瘤（一种恶性肿瘤），但不被接受。吸烟被归咎为这种组织病变的罪魁。”当他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去面对不能抽烟的恐怖未来后，就去找一位相熟的皮肤病医生施泰纳就诊。施泰纳并没有要他戒烟，反而撒谎说他颚部的增生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几天后，也就是4月7日，弗洛伊德趁多伊奇过访之便，请他帮自己看看口腔（多伊奇充当他的内科医生已有一段时间）。“你要有心理准备，”弗洛伊德事前警告他说，“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不是你会喜欢的。”不幸被他言中了，日后多伊奇回忆说，他第一眼就可以断定弗洛伊德嘴巴里的增生物是个肿瘤。但他并没宣布这个恐怖的消息，而只是说那是“很糟的黏膜白斑”，他劝弗洛伊德戒烟并把增生物切除。
弗洛伊德本身是医生，四周围绕着的也多是医生，照理说，他决定要动手术前，应该去征求一个著名专家的意见，不然至少也应该找个口腔外科医生主持手术。但奇怪的是，弗洛伊德找来为他动刀的，却是一个鼻科医师哈耶克，更奇怪的是，他早先就说过一些不信任哈耶克医术的话（这个事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哈耶克乃是另一个弗里斯）。他女儿安娜在多年后回忆说，这是一个只有弗洛伊德才会做的选择。最后，哈耶克完全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疑虑。事实上，不但他建议弗洛伊德做的那种手术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他对这种手术也只有一知半解，他还草率地选择以自己医院的门诊部作为动手术的地点。进行手术时，只有多伊奇陪在弗洛伊德身边，而且不是全程陪伴，这一点，似乎是出于他一个一相情愿的想法：只要不把这手术看得有多么大不了，手术就会顺利完成。但显然有什么重大差错发生在手术台上，因为手术结束后，弗洛伊德大量流血。事后，他不得不在一张帆布床上躺着，“在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因为没有其他房间有空床位”。他唯一的同伴是另一个病人，而据安娜日后的形容，那是一个“亲切、友善”的弱智侏儒。
事实上，说不定就是这个侏儒救了弗洛伊德一命。手术前，哈耶克告诉玛尔塔和安娜说，弗洛伊德说不定需要在医院过一夜，叫她们回家带点必要的东西过来。不过她们回来后，却发现弗洛伊德血迹斑斑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稍后，由于午餐时间访客是不允许留在病房里的，院方就叫玛尔塔和安娜先回家，并告诉她们弗洛伊德的情况稳定，不必担心。不过，当她们在下午再回到病房，才知道她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弗洛伊德伤口曾大量出血。当时，弗洛伊德曾经按铃求救，但电铃却坏了，这让他变得孤立无援。全靠同房的侏儒冲到外面找来护士，弗洛伊德才转危为安，不过护士也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血止住。
听说了这件让人魂飞魄散的事情后，安娜再也不肯离开父亲半步。“那些护士，”她回忆说，“因为电铃故障一事问心有愧，所以对我们非常好。她们给我端来黑咖啡和一张椅子，就这样，我和父亲及侏儒三个人共处了一夜。父亲因为失血而极为衰弱，虽然服了药物而陷于半麻醉状态，伤口仍然极其疼痛。”当晚，安娜和护士越来越为弗洛伊德的情况担心，最后决定派人找哈耶克过来看一看，但哈耶克却认为她们大惊小怪，没有动身。第二天，当哈耶克和几个助手来巡房时，安娜躲了起来。哈耶克对他拙劣的、甚至差点要了人命的手术毫无愧疚之色，当天稍后就让弗洛伊德出院。
尽管已经无法再把自己的健康情况向朋友隐瞒下去，弗洛伊德仍然用乐观的病情报告去误导他们（相当程度上也是在误导自己）。“我乐于向你报告，”他在5月10日（他生日后四天）写给莎乐美的信上说，“我已经可以再次说话、咀嚼和工作了。甚至吸烟都是被允许的——当然是少量和拘谨的，也就是只能仿效小资产阶级的抽法。”稍后，写信给住在曼彻斯特的侄儿时，他也说：“两个月前，我切除了一个软颚上的增生物，它本来是应该已经变坏的，但却没有。”
事实上，虽然没有人告诉他真相，但弗洛伊德显然还是知道得比别人以为的要多一些。例如，当哈耶克建议他采取疼痛和徒劳的X光和镭射疗法时，他就认为，这印证了他对自己的增生物是癌症的怀疑。尽管如此，哈耶克还是没有告诉他真相，而且为了掩饰事实，故意同意他如常去度暑假，只要求他常常写信回来报告身体状况以及在7月回维也纳一趟检查伤口。弗洛伊德先是去了巴德·盖太恩城，然后又越过奥意边界，去了拉瓦罗内。这个假期并没有让弗洛伊德得到松弛，疼痛更是让他坐卧难安，最后在安娜的坚持下，同意请多伊奇到巴德·盖太恩城一趟来看诊。多伊奇火速赶到，没有耽误任何时间。他的诊断结果是：弗洛伊德有必要进行另一次更彻底的手术。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把全部真相说出来。
多伊奇这个善意的隐瞒，就像很多做法相同的人一样，都是出于对这个巨人的敬畏和不愿意接受他是个有限之躯的事实。然而，多伊奇还有其他不愿吐实的理由，他担心弗洛伊德会承受不了事实的真相。他多少期望着第二次手术可以彻底除掉弗洛伊德口腔中的癌细胞，这样，弗洛伊德就可以继续活下去而无须知道自己得过癌症。不过除此以外，他也是担心弗洛伊德知道真相后有可能会寻短：因为在4月7日的那一次关键性会面里，弗洛伊德曾要求他，如果自己注定是要忍受漫长的痛苦的话，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体面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多伊奇担心，如果弗洛伊德得知真相，会把轻生之念付诸实行。
就像觉得这些理由还不足够似的，老天爷在1923年夏天又给了多伊奇另一个守口如瓶的理由。弗洛伊德当时正为他挚爱的外孙海内尔的死而哀伤，后者是在6月夭折的。弗洛伊德女儿苏菲的这个幼子死时才4岁，死前几个月曾到维也纳探望过外公一家，受宠备至。“我的小外孙是同龄小孩（4岁）中最乖巧的，”深情的外公在1923年4月写给费伦奇的信上说，“但也是同龄小孩中最瘦弱的，全身上下仿佛只剩一双眼睛、一把头发和一个骨架子。”这是个深情告白，却已暗含着不祥之兆。到了6月初，当海内尔病危时，弗洛伊德又写信给费伦奇说：“我的长女玛蒂尔德和她丈夫等于已经过继了他，而且深深爱上了他，深得超过任何人所能预期。他确实是（was）——”弗洛伊德这里用了过去式，表示他已不对海内尔的康复抱希望，“一个迷人的小家伙，而我自己知道，我从未爱一个人——又尤其是小孩——爱得如此之深。”
有过一段时间，海内尔除了发高烧和头痛以外，别无其他症状，这使得诊断变得困难。不过到了6月，他得的是粟粒性肺结核已确定无疑，而这表示，“我们已失去了这个小孩”。海内尔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但偶尔会醒来一下，“这时候，他会与原来的样子完全没有分别，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弗洛伊德感受到的难过，远超过自己所能想像。“这个丧失对我来说极其沉重，我相信我从未受过更严重的打击。”他表示自己固然还在工作，但那只是机械式的，因为“基本上所有事情对我而言都没有了价值”。
他相信，他对海内尔病危一事反应会如此激烈，是自己的疾病在推波助澜，不过不管怎样，他对这个外孙的关心是要多过对自己的关心。“不要企图永远活着，”他在信中引用萧伯纳在《医生的窘境》序言里的话说，“因为你不会成功的。”海内尔的大限在6月19日来到。听到外孙的死讯，从不流泪的弗洛伊德哭了。当费伦奇在7月专顾自己且突兀地责问弗洛伊德为什么没有恭贺他的50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回信说，他是不会对一个普通朋友忘记这种礼节的。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在报复什么，“相反的，那是与我现在对生命失去品味有关。我以前从未有过消沉的时候，但这一次，我确定无疑是陷于消沉了”。这是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因为一直以来，弗洛伊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消沉的心绪侵袭，但现在，他却只把他对外孙之死的伤痛形容为消沉，这代表，他这一次感受到的消沉，是厉害得异乎寻常的。“我仍然被我的口腔所折磨，”他在8月告诉艾廷冈，“而且强迫性地思念着那个可爱的孩子。”他形容现在的自己是“生”的陌路人和“死”的候选人。写给终身挚友里依的信中，他表白自己无法从海内尔的死亡中平复过来。“对我而言，他代表的是未来，因此，他的死把我的未来一并带走了。”
至少那时候弗洛伊德是这样的感觉。三年后，当宾斯旺格8岁大的儿子死于结核性脑膜炎，写信向弗洛伊德倾诉哀痛时，后者在回信中忆及了1923年的伤心事。他说，他不打算“说一些表面的慰问话，除非那是发自内心的冲动。对，我要说的真是发自内心的冲动的，因为你的信唤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不，不是唤起，因为这些回忆从未沉睡”。他回忆起他所丧失的所有亲人，特别是在27岁就殒逝的爱女苏菲。“不过，”他说，“我还是撑了过来，因为那毕竟是1920年，也就是我曾经准备好随时会失去一个甚至三个儿子之后。因此，顺服于命运是面对不幸的最好心态。”但接着他却指出，海内尔的死彻底打破了他的自持。“（海内尔在我心中）代表的是我的所有小孩和所有孙子女，而自他死后，我不再关心我的孙子女，也不再觉得人生有什么欢乐可言。这也是我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面对自身生命危险的原因——别人还以为那是出于我的勇敢。”对宾斯旺格的丧子之痛感同身受的同时，弗洛伊德觉得自己的回忆把旧伤口撕开了一遍又一遍。尽管他稍微夸大了海内尔之死对他造成的影响（接下来的年月可以证明他身上留着的精力和柔情仍然很多），但海内尔始终是他的最爱，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海内尔的哥哥恩斯特曾经在1923年夏天和弗洛伊德一家同住了两个月。且不论别人怎么想，至少他的老外公认为：“对他一点安慰的作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