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阊关、白虎关、铁铃关，都建于明嘉靖年间，约在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1551—1557）之间。金阊关和白虎关，是任环为抗倭而建。铁铃关，《苏州市志》称（又名枫桥敌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巡按御史尚维持为抗御倭寇窜扰苏州城，创建敌楼三处，一在木渎镇，一在葑门外，一在枫桥即铁铃关。现仅存铁铃关一处。”可见，此三关建造年代相近，设关目的相同。而浒墅钞关，始于明景泰元年，比阊西三关的建立要早100多年。设钞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抽税”。
我国古代，认为东南西北四方都有神灵镇守，称为“四神”，分别是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姑胥掌故》所言白虎关和青龙关遥遥相对，却把东西方位颠倒了。
总之，倭患和抗倭是明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是苏州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与苏州抗倭相关的“苏州三关”，在民间留下深远的影响且流传下来。但由于战火劫难，时过境迁，当年的“三关”已仅剩铁铃关，其余二关已无存。
6.寒山寺古钟之“谜”
名刹听钟，为寒山寺一大特色，凡到此游览的游客，都想看一看唐张继诗中“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钟。据《寒山寺志·志钟》中介绍（唐钟炼冶超精，云雷奇古，波磔飞动，扪之有棱。”但那口钟早已下落不明。后来，明代本寂禅师重铸一口巨钟，唐寅曾为此作《姑苏寒山寺化钟疏》，并有愒曰（姑苏城外古禅房，拟铸铜钟告四方；试看脱胎成器后，一声敲下满天霜。”此钟声音洪亮，音闻十里，但早已失落。有一种传说，认为已流人日本。日本明治年间的篆刻师山田寒山在其国内曾大力搜寻，遍访名寺古刹，均未找到，就发起募捐，精工铸成仿唐青铜奶头钟两口，一口送中国寒山寺，至今完好，一口悬挂在日本的馆山寺。刻有伊藤博文写的铭文（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尝闻寺钟传人我邦，今失所在，山田寒山搜索甚力，而遂不能得焉。乃将新铸一钟赍往悬之。”这本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却不料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纷传日本浪人盗走古钟，赔偿新钟。这种传说后来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而愈演愈烈，类似的民间传说也较多。有的说，当时寺僧向日本人夸耀钟鸣声闻十里，日本人午夜在北寺塔顶果然听到。日本人想得到古钟，威胁利诱和尚不成，乃击毙和尚抢走古钟。有的说，多名日本人来寒山寺与和尚交往，毒死全寺和尚盗走古钟。但这些传说均未见于任何记载，只有寺中康有为的石刻“七绝”言及此事。据说，康有为于民国初年包了一条小火轮驶抵寒山寺专程观光，见到清代新铸钟与日本奶头钟并存。听了介绍说古钟已流人日本，遂愤而离去。寺僧知道康的身份，便持文房四宝赶到河边，请求题词留念。康氏信笔一挥，写成七绝，便喝令开船。诗曰（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风’勿使丰干又饶舌，他人再到不空空。”康氏题诗的含意很明显是指钟已被日本人盗去，但也有逢场作戏的性质，很难作定论。
另一种说法，根据清代《百城烟水》中记载：“明嘉靖间，僧本寂铸钟建楼。钟遇倭变，销为炮。”
现在寺内六角钟楼上悬挂的大铁钟，高2米许，外径1.45米，厚6厘米，重约1800公斤，是光绪三十年江苏巡抚陈夔龙重修寒山寺时铸的，并建造了挂钟的大觉楼（钟楼）。据说钟有乌金成分，故撞击时钟声洪亮，悠扬不尽。
在苏州建城2500年之际，爱国华侨捐资铸了一口金灿灿的青铜大钟，叶圣陶老人亲手题“寒山寺”三字于其上。钟高2.5米，直径！64米，重5000公斤，明代的形制，唐代的雕塑，撞击一次，余音绕梁长达120秒之久。
7.除夕夜听钟声的由来
除夕之夜“撞钟迎春”，是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的传统习俗。至于为什么要撞钟，又为什么要撞108下，这要从古说起。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钟声，动也。”古人认为钟是聚集在地下的阳气。敲钟，就是把在地下的阳气唤起来，滋养万物。隆隆的钟声是阳气跃动的象征。所以我国如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等古都，都有钟楼和鼓楼。从汉代开始，古人夜晚敲钟，白天击鼓；敲钟唤阳，击鼓避阴。从古人看来，除夕为一岁之末，是一年中阴气最盛、阳气最衰的一天。到除夕的零点，阴气盛极，所以家家户户要守岁、放鞭炮、贴对联年画、击鼓，都是为了避阴和迎接新年第一天的阳气。
根据我国佛教教典和风俗！08下钟声有3种含意：第一种含意是因为1年有12个月，24个节气，72候（每5天为1候，是风速、温度、湿度及夹带物质综合成的气候，是一种自然现象，据此可以安排农耕）加起来是108下，所以要撞108下钟声，表示一年的总结，有回顾旧岁、迎接新春的意思。第二种含义是表示怀念佛门108位长老。第三种含义是因为人生祸福相依，沉浮无常，一年中有108个烦恼，每撞一下钟，即消除一个烦恼，所以原来的习俗是，在撞钟时要全体同诵《击钟仪》：“闻钟声，烦恼净，智慧长，菩提增’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每诵到“洪钟初叩，宝偈高吟，上彻天堂，下通地府”，巨钟应诵而响，连敲36下，然后再复诵“洪钟二叩……”、“洪钟三叩……”共108下。现在寒山寺敲钟，为了迎合日本人的习惯，并不同时诵经，只是每年除夕夜半，连续敲击108下，以此除尽烦恼，化凶为吉，听钟者互相祝福，高高兴兴地迎接新年到来。
这种风俗后来传到日本，日期改变为每年阳历的12月31日晚。这是民俗传流过程中的一种变迁、延伸，其内涵仍是避阴唤阳。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日本友人到苏州旅游观光，寒山寺是他们必到之处。1979年日本友人提出要组织人员到寒山寺过除夕、听钟声。主随客便，为了给他们助兴，于是寒山寺在12月31日晚组织了听钟声、祈祷世界和平、祝愿人民幸福的撞钟活动。当年日本人漂洋过海来了120多人，还一起参加念经、拜佛等宗教活动。钟声结朿时，两国人民同庆元旦、恭贺新禧。1980年来了600多人，1981年1000多人，之后人数越来越多，活动规模也越来越大，性质也从宗教活动变成两国民间的友好活动和旅游活动，并且年年举办，欲罢不能。国内其他城市眼见寒山寺听钟声能吸引如此众多参加者，如此火热，也就在各地寺庙掀起了听钟声旅游活动，一时间竟在祖国各地敲响了除夕钟声，这是苏州市旅游部门和寒山寺性空大和尚所始料未及的事。
8.《枫桥夜泊》诗异文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诗句自古有异文。其一是枫、封之别。叶昌炽《寒山寺志》“志桥”据明卢熊《苏州府志》“枫桥”条目所引《豹隐纪谈》说（旧作‘封桥’。王郇公居吴时，书张继诗刻石作‘枫’字，相承至今。天平寺藏经多唐人书，背有‘封桥常住’四字朱印。知府吴潜至寺，赋诗云（借问封桥桥畔人’，笔吏言之，潜不肯改，信有据也。”但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普明禅寺”下称（枫桥之名远矣，杜枚诗尝及之……旧或误为‘封桥’，今丞相王郇公顷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王郇公即王珪，字禹玉，宋成都华阳人，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岐国公。嘉祐年丁母忧，居吴下，故有书诗勒石之事。以上二说各言其是，但都说明“枫桥”曾写作“封桥”，何者为准，已难判明。其二是“江枫”与“江村”之异，俞樾在所书《枫桥夜泊》诗跋语中说（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筱石中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嘱余补书刻石。”碑阴另有附记云（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此诗宋王郇公曾写以刻石，今不可见。文待诏所书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属余补书，姑从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没也。因作一诗，附刻以告观者（郇公旧墨今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按寒山寺前面枫江上有两座桥梁，北为枫桥，南为江村桥。“江枫”与“江村”一字之差，涉及诗句含义的解释，自古以来，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又王直方《诗话》引欧阳修的话“唐人有‘姑苏城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则诗之末句又有“城外”、“城下”、“夜半”、“半夜”的变化了。不过这些异文似都难以动摇流传至今，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今本诗句。
9.西园寺的御赐牌楼匾额为何空白
西园戒幢律寺山门牌楼建于清光绪年间，四柱挺立，隔成三门，中门高阔，左右门略低，既对称又有起伏。中门横额题“敕赐西园戒幢律寺”，为宣统元年（1909）时任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所书。在牌楼顶部正中留有一个长方形的空框，原准备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亲题“钦赐西园戒幢律寺”匾额安放其中。当时的住持广慧和尚为此赴京奉迎，并已取得匾额赶回苏州。及至抵苏，辛亥革命已经爆发！1月5日程德全宣布独立，并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在此历史变革关头，皇帝已经下台，御赐匾额自然不便再挂，时至今日，那里的长框仍是一片空白。
10.“臭马路”始末
阊门外山塘街星桥之北，有一长街原名臭马路，1952年10月24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改称清洁路。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不能不说到苏州的“粪段”。相传这条马路在元末张士诚据吴时为养马之处，建有供跑马习射用的箭道。从乾隆《姑苏城图》可见此处有“马路”的标注，故最早人称“老马路”。后来由于“粪段”业的兴起，马路沿河成为粪船集中之地，屎尿横陈，臭气熏天，遂有“臭马路”之称。所谓“粪段”，是旧时苏州独有的一种处理粪便的行业和制度。其方法是将居民的粪便按地区划片分段，由粪段主据为己有，包括粪便的出清、运输和销售，借以牟利，其历史可上溯至明代。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的粪段主约有300家，雇佣倒粪工人1000余人。其中大户都设有粪行，约百家之多，内有40余家集中在“臭马路”。粪段主原无团体组织，民国三年（1914）始成立壅业公所。倒粪工人都是南、北园和近郊农民，子承父业，世代相继，向无组织。由于粪段主的封建盘剥，劳资间矛盾日多，亦发生“罢倒”事件，名曰“竖扁担”，盖彼时出粪全靠肩挑也。解放后粪段制度被废除，粪便清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臭马路”不再成为粪船集中之地，遂应当地居民的请求，将这一存在数百年之久的“臭马路”易名为“清洁路”。
二、商市忆旧
1.盛世滋生图》与阊门
乾隆二十四年（1759），监生、吴县（今苏州）人徐扬创作了《盛世滋生图》长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作者希冀通过该画描绘出当时苏州市面繁荣的景况，来颂扬“国家治化昌明，超軼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的“乾隆盛世”。
乾隆年间，苏州已成为我国东南的经济中心，交通发达，“商贾辐辏，百货骈阗”，城区有10万户居民，如果每户以五口计，不下50万人口。徐扬将其平日耳闻目睹的事实，通过《盛世滋生图》反映出来。作者运用我国传统绘画的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以太湖和城西诸山为依托，由西而东而北，穿过水乡村庄、市镇，巡礼了城西胥门、阊门内外和万年桥、吊桥一带最繁华的地段，经过著名的山塘街，至姑苏名胜虎丘结朿。重点描绘了一村（山前）、一镇（木渎）、一城（苏州）、一街（山塘）的景况。画上人物接踵摩肩，熙来攘往，粗略统计约有12000之众；河上运粮船、货船、客船、木筏、竹筏、帆船如云，计近00艘。街上商店林立，市招繁多，可以辨认市招的共有230余家，形象地反映了18世纪中叶苏州高度文明繁荣的情景。
《盛世滋生图》基本上是写实的。该画苏州阊门内外和万年桥一带的繁华景象，可以考诸史籍。明代苏州“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故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清代，这种相异的格局仍然突出。乾隆《元和县志》提到“阊胥地多闡阓，四方百货之所聚，仕宦冠盖之所经”。可见明清苏州城人口密集和商业繁盛当首推西北部，特别是阊胥一带商业的发展已经冲破了城垣的限制，形成与城内呼应的带状商业网。若以阊门的虹桥（吊桥）、渡僧桥为起点，则分为两线（一线由西偏北至虎丘，一线正西方向直通枫桥。其中南北濠、上下塘、枫桥都是喧闹非常的商业区：“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孙嘉淦《南游记》）
乾隆年间，在苏州经营烟草的河南和福建商人建立了烟商会馆，时人称为“公和烟帮”。他们将“阊门外昌四图三码头”名为“公和烟帮码头”，并严禁外来货船在公和码头停泊，可见势力之大。从《盛生滋生图》上就有3家标出“浦城建烟”的招牌，证实了福建浦城县是苏州烟草的供应地。《盛世滋生图》中还有许多钱庄字号，参列于繁华街道的商铺之间，这也是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证明。
从《盛世滋生图》画卷上林林总总的店铺看，占大多数的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商行业（如棉花、棉布、染坊、医药、杂货等），一些为四方巨商大贾提供服务的行业也较为齐备（如酒楼、饭馆、花木、珠宝、玉器、古玩等）。
清初，清政府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但私自出海贸易者一直不断。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止海禁。清人纳兰常安的《宦游笔记》一书记载了开禁后苏州的内外贸易盛况（南廒（濠）在苏州阊门外，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陕西会馆碑记》描述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从《盛世滋生图》看，市招为“洋货行”的虽只有两家，但并不排除杂货、医药、首饰等行业有洋货供销。图中河上400只舟船排筏，绝大部分是运货的，是运销国内外商品的主要交通工具，上面不乏有许多“外国所用之货贝”。
由于明清以来苏州工商业的发展，闲居的缙绅地主自动流向城市，富商大贾有意识地云集在繁华的阊胥一带，“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这些仕宦冠盖“所思者广，所习者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淫佚之俗多矣”，真是“豪门贵室，导奢导淫”。明清时期，苏州官绅士大夫三日一宴，五日一请，酒必名酿，茶必佳品，穷极豪奢。文人结社更助长了盛宴之风愈演愈烈。每逢游春或中秋赏月，士女乘画舫去虎丘，因城河狭窄，女眷的肩舆需抬至阊门等处码头上下舟船。白日去时“花香徐拂”，晚上归来“衣香灯影”，冶游的盛况可见一斑。用具“极人工之巧”，被志于富侈者奉为效法的楷式，“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虎丘各式盆景名闻遐迩，价高者一盆可数千钱。“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馆，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而“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兴旺的各行各业，为众多的城市居民，如店员苦力、工匠负贩、优伶乐工、僧道术士以及衙卒仆隶等提供了就业和发迹的机会，谋生的，寄食的，钻营的，熙来攘往，再现一幅幅活生生的姑苏繁华景象。
2.沐泰山堂药铺股权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