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也是独特的。《彷生人》采取了让故事中不同人物分头进行叙述的结构方式，让不同人物叙述同一事件，产生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野的交融与抵触。每个人眼中的马雅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冲突的，但是作者将这些人的视角按照一定的节奏组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复杂斑驳的世界图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自身就充满了解构的力量，生活在世界中的每一个人只能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因而每个人的眼光都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世界就这样在理解的交互结构中存在。小说中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视野中看马雅，或者崇拜，或者鄙视，真相就这样被不同人物的叙述，不同视角的交叉给掩埋了。在刘继明的意识中，这个世界是不可以认识的，美的东西也是无法追求的，美只是一种幻影而已，就如同马雅是一个姿态高雅，风格卓越的指挥家，但他同时也是个滥情泛性的爱滋病患者一样，在他俊美的外表下面是一具腐烂的躯体，一切都在锈蚀当中。刘继明擅于使用这种不同视角之间的互相解构来达到他的叙事效果，他具有很好的对小说叙述的控制力。
处在这一时期的刘继明在表达上喜欢虚构，之前他就喜欢杜撰历史逸闻。进入创作高峰期后他变得更加钟情于虚构，他写案件，如《柯克或我所经历的九桩案件》，写科幻，如《仿生人》，写没有现实生活背景的故事，或许在刘继明的意识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虚构的产物，根本没有真实可言。一种强烈的不安、焦虑和晦暗的情绪在刘继明的小说中涌动着，他置身其中，必为其所伤。刘继明有他心灰意冷的理由，在《仿生人》的扉页上刘继明写道：“献给我的妻子孙远”。这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都有他的妻子孙远的影子，孙远得了癌症，还关心着《仿生人》的出版，眼见着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面前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他是想借死而复生的故事在想象中为妻子还魂，同时也将自己对世界“虚假”的认知，以及人们满足于这种“假象”的忧患传达给世人，使他们警醒。
在刘继明小说的历史或现实图景中，常潜存着一个想要去深度探寻的层面，比如精神的形而上的意义，比如当时社会的文化生态和知识者的境遇，这正是他的创作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也成为他未来创作的走向。
将小说返回到民间文学的本位
晓苏的《人性三部曲》80余万字，包括《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三部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晓苏的小说创作向来是以善于讲故事而著称的，而这部《人性三部曲》更是把他的这一特点推到了极致。
晓苏在湖北文坛是个很特别的个例，他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却难以将其归置到六十年代作家群中，其生存体验与文化心理更多地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趋近，但在创作风格上却不能归入“五十年代”作家的创作类型。他也并不是游离于两种代群文化之间，而是走上了另一条属于他自己的创作路径。晓苏的创作风格很民间化，是一种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小说叙述，他喜欢或说是擅长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进行小说的叙事。的确，他的小说叙事与现代小说观念显得有些背道而驰，人家是向现代或是后现代的潮流而去，或是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晓苏却是走向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重回民间立场和民间的故事叙事，以大众世俗化的观照视点，面向民间，面向底层，多从自己的故乡乡土中取材，挖掘民间智慧和民间精神这类民间文化，并且采用民间讲故事的表现方法，从乡间土语中寻找民间话语来完成小说的故事叙事。
将小说返回到民间文学的本位，还原它民间俗艺的本质，以此对抗在对西方文学借鉴中壮大起来并成为主导的当代小说，这恐怕并不是晓苏的本意，他未必会有这种自觉的对抗意识而去刻意而为。成就晓苏的是他出生成长的故土家乡“油菜坡”，那里天高地远，基本远离电视文化，讲笑话听故事仍然是农民最大的娱乐，晓苏从小就是在这种到处都是故事的环境中给“熏”出来的，那些来自田间地头的幽默、风趣、滑稽，甚至是庸俗的故事，成为他对家乡潜存的民间记忆。正是这些早年的记忆，成为他灵感的发源地，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
一、人性贯穿的成长的主题
《人性三部曲》第一部《成长记》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农村少年金门从6岁到16岁的经历，以及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小说开始时是1968年，金门只有六岁，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但是发生在金门身上的故事以及他所看到的周围的种种世态，却给他留下了磨灭不掉的记忆。故事结束是在1978年，整整十年时间，这个过程正印证了小说的题旨：成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金门和晓苏的年龄不相上下，他成长的经历是被晓苏所指认的，作为小说线索式的人物，实际上金门某种意义上成了晓苏的代言人。
小说由二十二个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联系的故事构成，通过主人公金门的口娓娓道来，金门是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经历者，这些故事共同的主题都与人性有关。《成长记》写了各色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的生活，在讲述他们的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地挖掘人性中最本质的内涵。年代成为一个符号，晓苏并没有刻意地去凸显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更多地是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有所提及，通过故事，通过人物行为、语言，表述得恰到好处。
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不同故事中的主人公身上所呈现出的人性特质，构成了这部小说整体的主题内涵。同时，在不同人物身上显现出的各异的人性，也对作为观察者、旁观者的金门的成长过程，产生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第二章开头写道，“一个由南瓜引发的故事震动了金门幼小的心灵”。金门的母亲玉嫂在门前的瓦缸里种下一棵南瓜，差点被“割资本主义尾巴领导小组组长”范正中割掉，有幸保留下来的瓜苗结出了又红又大的南瓜，最后一个挂在房檐下的南瓜却离奇失踪，引出了一段故事。小说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看似不经心的叙述，既交代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又让人印象深刻。被人瞧不起的私生子吴根被怀疑成偷瓜的对象，甚至最后因为到村长家偷东西被抓到。故事的结局却突转直下，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吴根去村长范正中家是为了找到丢失的南瓜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南瓜确实是被范正中偷走的，他却还理直气壮地要送吴根去少管所，更富戏剧性的结尾是吴根是范正中的私生子，他自己也心知肚明，这样的故事联系时代背景不能不引发人的思考。在那个连最基本的需求“吃”都无法满足的年代，人性中的恶便表现得一览无余，堂堂队长可以去偷别人的东西甚至还诬陷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这样离奇的故事情节更加显得真实而又发人深思。
在展现人性之恶的同时，晓苏更倾向于表现人性中善的成份。“启蒙时代”中善良的宋春老师，“干妈”中金门的母亲玉嫂，“羞涩岁月”中金门和宋老师，“代课老师”中的语文老师阎璜等等，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善良的一面才显得更有价值。“干妈”可以说是个传统老套的故事，主题也并不新鲜。自小体弱多病的未卜在算命先生的指点下，硬是认了金门的母亲玉嫂做干妈。善良的玉嫂对待干儿子比亲生儿子还要好，自己从来舍不得吃也不给金门吃的鸡蛋都留给未卜，过年时候金门穿的是旧鞋，却给未卜做了双新鞋。最终因为金门父亲的缘故未卜告别了玉嫂，去公社当上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找了县城里的姑娘做妻子，却完全忘掉了玉嫂对他付出的一切，不再称玉嫂为干妈，甚至退回了玉嫂寄给他的鞋，“玉嫂看了信和鞋双眼顿时潮湿了”。而未卜的生活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犯经济错误被开除公职押回原籍劳教，妻子也离开了他，此时，玉嫂却以一颗最普通却最伟大的母亲的胸怀包容了未卜，原谅了他之前的过错。小说在多个章节中着力表现人性中善的力量，在叙述的过程中采用对比的手法凸显人性中高贵的品质。未卜的忘恩负义是那样的卑劣低下，更显得玉嫂身上那种包容一切的善良的高贵。
“代课老师”中的阎璜老师上过师范，但看起来“与那些捡破烂的农民毫无二致，他弓腰驼背，蓬头垢面，裤子的膝盖处还打了一个十分显眼的补疤”，但是他教的班级成绩远高于其他班，放弃回家的时间辅导金门写作文并取得优秀成绩，可以说教师应有的品质在阎璜老师身上都能看到。但阎璜的才能却被只有初中文化的会计周官所嫉妒，他利用各种机会想尽各种方法坑害阎璜老师，最终为了保护金门，阎璜老师不得不离开学校。小说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让人性中对立的东西直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去评判，生活是多面的，与之相应的人性也应该是丰富、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是非善恶判断能够表现得清楚的。《成长记》一方面宣扬了人性中高贵的品质，另一方面是展现了人性中丰富的内容，而这与单纯的“善”或者“恶”的道德价值观判断无关，这才是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二、以“笑”集合拼贴的文本
《苦笑记》是部很独特的长篇，以“笑话”来架构小说，“笑话”既是形式，又是内容。从形式来看，《苦笑记》抓住“笑”这个核心元素，串联起99个民间笑话故事，用一种集合拼贴的形式来结构小说。晓苏讲述故事的方法采用的是民间笑话的路数，写作上比较从俗从众，在具体表达上运用笑话、戏说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意地去制造一些圈套和噱头，很有民间文学的味道，诸如主人公名字叫黄牛，黄牛吃黄草，所以他的老婆就叫黄草，两个黄配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儿子叫黄又黄，小说的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黄村，看到这里就先让人发笑了，“黄”有时候是有其特殊含义的，所有这一切与“黄”有关的地点、故事、人物，都是晓苏刻意设计出来的。
在内容上，“笑话”成为小说塑造人物、展开情节的特殊载体。是故事里外的各种“笑话”，造成了人物起起伏伏的命运。主人公黄牛解放前40年代时是个长工，他天生是个爱说笑话的人，黄牛因为会讲笑话，由此当上了羊镇文化站的站长，再后来又因为“笑话”的缘故，升迁为县里民间故事收集整理研究室的主任，整理出版了一部《黄牛民间故事集》。这个过程本身就有点荒诞可笑。“笑话”从表面看是些流传于民间的，通俗的口口相传的俗文化，却让黄牛的命运，在时代的动荡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是因为“笑话”，让他得意，并且从中得益，而倒霉或是惹来了杀身之祸，也是缘于“笑话”。从长工——文化站站长——研究室主任——《黄牛民间故事集》——民间笑话专家，黄牛的经历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和必然性，在中国的乡间，是有一些这样的人，文化不高，或是一些民间小知识分子，天生喜欢讲故事、讲笑话，最后成为民间故事家和笑话大王。在湖北就有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只幼年上过两年私塾，粗识文字，10岁开始帮工谋生，一生酷爱讲故事笑话，他心记口传的512则故事笑话，最后结集为故事集《新笑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也被授予“民间故事家”称号。但在小说中，黄牛的故事却有一种时代的荒诞感，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小说正是通过主人公黄牛等人的命运为叙事基本线展开叙事，由此表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也由书中那些富有现实感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展示了中国平民百姓丰富的人性内涵。
《苦笑记》集聚了近百个笑话，但这些“笑话”的真正的讲述者，或者说是收集者、创作者却是晓苏，不论是从作品，还是从中考察作家的个性特征，三部长篇中最能体现晓苏风格的就是《苦笑记》。小说中的99个笑话，不是晓苏自己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用类似于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的方式，搜集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在民间流传的一些个笑话，其中有些是从自己的家乡故土来的，经过加工、改造，和再创造的方式完成的。他在写《苦笑记》时，俗为雅用、邪为正用，充分利用了民间文学的资源，并且按自己的创作意图去深入开掘，赋予了大俗的民间笑话以新的社会寓意。
《苦笑记》尽管是以“笑”作为基本酵素，引人发笑。但冠之于“苦”，便从“笑”中品出了故事中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滋味，“笑”在调侃和讽刺中就有了批判的锋芒，在讲述者和听者笑声的背后，更多的是人生的无奈和辛酸。
第三部《求爱记》写一个误入风尘的女青年试图重塑自我而不能的故事，读后令人叹息不止。不管是《成长记》、《苦笑记》还是《求爱记》，晓苏无一例外地关注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命运。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时代，世俗社会的变化会更加剧烈，相应地处在时代潮流中的小人物们也必然经历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变迁。金门从一个天真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大学生，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周围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各种特性都对他产生着影响。在晓苏看来，即使是有周官或者余水这样人性中相对阴暗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是善良伴随着金门的成长。《苦笑记》中的民间故事专家黄牛同那个时代很多人一样起落，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恶劣环境中用笑话慰藉自己和周围跟他一样的人。
晓苏的《人性三部曲》尽管标示为长篇小说，有长篇的篇幅，但不论是架构方式，或是具体的叙事，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因为它没有传统长篇小说的构架，缺少一般的长篇小说所应有的一条或几条贯穿全书的主导情节和叙事线索，没有牵动小说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人物，这和《人性三部曲》的成书方式有关，它本身是由一个个故事拼贴起来的，晓苏很会讲故事，这是晓苏的长处，但这是小故事，采用的是个人化民间视角下的小叙事，若晓苏今后趋向于这种习惯化、格式化的模式，就极有可能会成为他创作长篇小说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