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解构中，方方也对这一群体自身的弱点进行了揭示。在他们身上既有知识分子传统的清高自负的人格气质，也不乏浮狂傲气和骨子里的倨慢骄侮。才华横溢使他们看不起本事不如自己的人，也不屑与趣味不投的人交往，尤其是一遇风浪，便显露出他们易折易弯、脆性较大的特性。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吴松杰选择了自杀，丁子恒认定一旦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农场就自杀。因一句话被打成右派的苏非聪，虽以辞职做了最后的抗争，却精神崩溃，难以承受艰苦的乡村生活。曾挺拔潇洒、傲慢而睥睨一切的孔繁正，在磨难中变得形神委琐、身躯佝偻，一脸恭顺和逊。神态洒脱、满腹诗文的刘格非更是不堪一击，不仅痛哭流涕丑态百出，而且血口喷己自我戕害，最终导致精神分裂。
在特定的政治语境的压力下，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也在分化。平庸无能的何民友本是个令人同情的弱者，几个孩子残疾，一个掉进了粪窖，却卑鄙地出卖同事，用吴松杰的生命做铺垫，爬上了文革委员的席位。沈慎之向平日关系不错的同事射出的一支支暗箭，还有王志福的拙劣表演更是形形色色，除却个人品质问题外，更主要的还因为有外在的诱因。“反右”、“文革”是个契机，把在常态下被抑制着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充分显露了出来，撕开了平日遮掩着的人格面具，使不同个体人格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得到了彻底的展现，这其中也体现着方方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
三、主体叙事的双层构架
小说的主体叙事是在两代人的生存层面上展开的，其中也隐现着上一代人的影子，这种全景式的构架，既写出了知识分子个性人格的内在传承性，以及几代人命运的互涉性，也可以更立体地探寻扭曲人物命运的历史因由与现实际遇。
新时期以来，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创作并不在少数，像杨绛的《洗澡》，张洁的《方舟》、《祖母绿》，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相见时难》，戴厚英的《人啊，人》，还有徐坤的《白话》、《梵歌》、《热狗》等等。在叙事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都具有直接的联系，多是对同一代人的一种透视与叙写。《乌泥湖年谱》则穿行在两代人的生活空间中，这与方方的生命体验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正像方方所说的，父辈“这段经历不是我个人的亲历，我那时还很小，不是我的亲历我不能自己置身其中，发表很多感受，那样可能有些感受是不准确的、不对的”，她只能站在历史的旁观者的视点上，以非体验的方式对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的命运做历史的追踪和复原，表达当代人对父辈知识分子的再度理解和再度言说。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子女，她又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父辈们经历的许多事使她从小耳闻目睹，深深地积存在她的童年记忆中，这对她的体验限度是一种补偿，同时也能充分地开掘属于她个人的生存阅历，这是一个更为开阔的能让她自由纵横的叙事空间，可以使她对自我的表象重组能力和阐释力得以全面的发挥，因此采用这种叙事结构，对方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丁子恒的家庭成为作家主要的观照对象，通过他的妻子与其他家属的交往，以及他的四个儿女与同学和玩伴的关系，铺开了小说另一叙事层面。从阅读接受上来看，将几代人的命运扭结在一起进行观照，更能体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并且可以提升撼人心旌的悲剧力量。不难看出，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命运除了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外，家庭、族系的影响也是极重要的因素，体现着一种内在的个性人格的传承性，江浙一带多才子，与当地书香世家众多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苏非聪、丁子恒的言行中可以体察到其知识分子父辈们的影响，同样地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林天问、洪泽海、大毛、皇甫浩这一代人身上。但令人痛心的是，代际命运的互涉性在小说中更多地是以其负面形式呈现的，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株连，不仅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而且也毁掉了下一代人的生活。苏非聪对自尊的维护使几个女儿失学成了农民；皇甫白沙在57年的坚守使皇甫浩失去了读大学的资格，最终死在但家凹。林嘉禾的右派身份葬送了儿子——一个极富才华的年轻工程师的前程；博学的孔蘩正因被打成右派，三个儿女都未能升学而去了云南或是去农村务农，一个则患了抑郁症。抄家使严唯正的儿子严晓文失踪，而丁子恒的一味地忍耐和承受只是怕牵连四个子女，这种骨血之情消蚀着他们最后的精神坚守，也使他们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困境。
但是，这种叙事层面的结构安排也暴露出小说文本明显的缺陷，在对父辈知识分子的叙写中，方方依凭的是一个理性的视野，体现着深邃的历史超越性目光，整个叙事是浓缩的，不仅为我们精练地勾画了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并且从中也包容着对历史的洞察和对历史的反思。但在另一叙事层面，则进入到了作家感性的自我世界。方方明显地偏爱于这一视域，熟悉方方的人都会发现这其中有她自己家庭生活的影子，由于熟悉，也由于不自觉中流露出的情感倾向性，使这一叙事层面显得有些过于铺陈。因为挖掘童年记忆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再度体验自我生命成长的过程，回忆中的往事因时空的置换，以及心理审视距离的拉大，而产生着新的美感，哪怕曾经是痛苦的经历，在回味中也具有了别一的价值意义。小说中大量显示着动感的情节和场面，细致具体的细节描摹，对小孩子稚拙的语言思维和特殊的情感方式的重新模仿，体现着童心和童趣的对话等等，使这一层面的叙事既生动又丰满，也为小说沉重的底色增添了亮度。尽管作品中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但读到这一部分内容时仍给人很多快乐，嘟嘟讨人喜爱的神态，三毛令人忍俊不禁的话语，都令人印象深刻，这也为丁子恒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活着做了最好的铺垫。但由于方方过于沉湎于重新体验童年经历的快感中，而在叙事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节制，事情写得太细太长，从而使这一层面过度膨胀，在小说的篇幅上所占的比重已超过了前一层面。实际上，小说中最具份量最能体现意义的部分是在前一叙事层面，本应加强这一部分的叙事密度，进一步提升其深度内涵，从而实现创作上的新的超越，但由于叙事的粗疏反倒削弱了这种超越的力量。这说明方方在叙事层面份量的把握上，在对理性和感性视野的调整上，存在着明显的疏漏。此外，在叙事手法上两种叙事简繁疏密差异明显，也显得叙事风格上不够协调。
《乌》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理性精神，对知识分子群体所做的审视和反思，使其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意义，这注定使它不会成为应时之作，而会在历史和文学的座标上留下刻痕，小说尽管以十年为限度，但已显示出其潜在的宏大构架，至少还有后三十年空间的纵深可供继续探入，在创作的整体意义上已凸现出“史”的意蕴，这种潜在的未完成意义，向我们预示着其未来庞大而有序的体系。
价值信仰的询问与认知
《江河湖》，一个很大气的书名，先入为主地标示出了刘继明这部长篇小说恢弘的大气势、大格局，这是一部与江河湖，与三峡大坝建造有关的小说。的确，在我们这个拥有着大江大湖，又屹立着三峡大坝的省市，作家往往会更强烈地表现出对筑坝这一地域性的历史、经济、文化的大事件进行书写的热情。
这部近50万字的巨制，积淀了刘继明5年的思考，也透达出他创作的韧性，从中体现出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理性的思辩精神。在看似宏大叙事的框架中，能清晰地看到刘继明所坚守着的、从未曾放弃过的精英化的个人写作者的立场，他不是以主流话语去演绎可歌可泣的筑坝雄奇，而是以个人的理性与睿智的态度，去介入历史、政治事件，反映时代的症候，对知识分子群体从运命之维和精神之维上去进行观照和反省。在叙事写人时，他秉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批判的姿态，字里行间中闪现出思想的锋芒，这既是对写作者文化身份的一种标识，也使《江河湖》在貌似传统的叙事中流溢着精英文学的气息，与当下弥漫着浮躁之气的写作拉开了距离。
一、历史命题下的价值关怀
《江河湖》的意旨具有很大的容括性，小说所呈现出的厚重内涵，并不受“长江”、“黄河”、“三峡大坝”这些具体的地域背景的框定，其寓意已超越了三峡大坝。
在人们很难再读完厚本小说的今天，阅读《江河湖》，之于我却是一次极佳的收获之旅，一种特殊的当代体验。尽管小说是虚构的文本，但在阅读中，却能感觉到曾与我们的生命之旅息息相关的一份真切的存在。小说在三峡工程这一世纪性的命题下，展示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景观，调动起了我们所有的历史记忆，“反右”、“文革”、“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还有中国水利建设、三门峡工程、黄万里、水文生态问题等等，这是一份长长的历史的记忆清单，可以从中把握当时社会政治的信息，可以分享思想的资源，重温生命的体验，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回想中，延伸我们对文本的种种联想和深度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初，刘继明以《前往黄村》、《海底村庄》、《六月的卡农》、《蓍草之卜》、《异城之役》、《失眠赞美曲》等作品被誉为“文化关怀”小说的代表作家。“文化关怀”是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学话题，《上海文学》策划并提出“文化关怀”这样一种创作理念，旨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为文学创作提供一种新的介入生活的角度。“文化关怀”要求小说应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使文学在当今这个重经济、物质的时代能拾遗补缺，去更多地关怀一些经济来不及顾及，或者不可能顾及到，然而又是人的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使人们在文学——人类的精神家园中感受到被理解、被抚慰、被宣泄、被呼喊的关怀。因此“文化关怀”小说要求突出两种主题，一是对弱者的关怀，主要着眼于对他们生存境遇的关怀，二是对强者的关怀，要更多地着眼于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共同在文学家园中寻找到温暖。刘继明的创作就成为《上海文学》这一创作理念的具体印证，他推出了一系列“文化关怀”小说，受到当代文坛的广泛关注。“文化关怀”这一说法是否能够成立，无须去过多地探讨，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可能就是杂志的一种话语策划，但“文化关怀”与刘继明连在一起，却有其内在的连接点和必然选择。因为刘继明的小说体现了较多的文化含量，他喜欢探究文化的特质，因此在表达上喜欢虚构或是寻找历史的典故，他的故事常从引证的典籍开始，小说构思也常呈现出一种文化寓言的意味。刘继明的小说是写给文化人看的，在许多虚构杜撰的历史逸闻或现实图景中，常潜存着一个深度层面，甚至有着令人费解的理性意义的指向，但他的这种看似迷惘的探寻却是严肃的，体现着终极意义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文化人的境遇。
90年代后期，刘继明的《请不要逼我》、《被啤酒淹死的马多》、《火光冲天》、《刀下》、《茶鸡蛋》、《送你一束红花草》，以及《父亲在油菜地里》和《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等中短篇小说，又被纳入了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在这里提及“文化关怀”和“底层文学”，是因为在其中都可以看到刘继明的思考，以及他试图在文学中赋予精神深度的探寻。尤其是后一类小说，使他的思考不再是内在的，像“文化关怀”时期徘徊在内心世界中，而是跟特定的时代和现实境遇联系起来，与现实发生联系和碰撞，让他在与现实世界的互相缠绕乃至对峙的过程中不断前行。
《江河湖》成为刘继明走向一个更开阔的创作天地的印证，体现出他对世界的整体认知能力的提升。2003年，刘继明在三峡坝区挂职，回来后写了《梦之坝》这样的巨型亚文学文本。显然，这些成为他写作《江河湖》的底气和根基，至少为这部小说做了前期的扎实的写作准备。三峡大坝在它勘探、立项和建成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空间中，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太多的梦想、担忧、痛苦和欢乐，这项为世界所瞩目的水利工程，成为这个时代最诱人的文学主题之一，有不少作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写过。湖北就小说而言，就有方方的《乌泥湖年谱》，邓一光的《家在三峡》，所以比之“写什么”来说，“怎样写”才是体现作家才情和作品品质的重点，也是创作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之所在。
《江河湖》借助于筑坝三峡之历史大事，折射出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刘继明关注的重点是人本身，尤其是人的精神层面。可以说，他是通过有关三峡大坝的文学叙事，把文学的聚焦点集中到了人的身上，写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历史、时代、政治的视角下，对他们的生存和精神异化状况做了一次探究性和批判性的考察。如同小说题旨“江河湖”一样，作品的容量是超越了“三峡大坝”这一具体的地域背景的，它展示出的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所曾发生过的一切。
二、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询问与认知
《江河湖》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观照对象，通过叙写他们整体的命运兴衰，以及个体生命的挫折经历，艺术地再现了历史艰难曲折的延伸与挺进，形象地还原了三代知识分子生存的生命进程和心灵秘史，小说的厚重思想和深邃也由此而显现。
小说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甄超然、沈福天、甄垠年、甄士年、倪爽、甄可昕、沈如月、邱少白等一批知识分子，涵盖了在20世纪近百年的历史跨度中三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重点表现了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分化，演绎着他们相似或相近的命运和自我追求，也描写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历程，甚至命运遭际，都具有相当普泛的概括性和象征意义，成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整体命运和个体生存的一种缩影。
传统小说在刻画人物时，作家一般都会采用对比或是烘托的方法来写人，十分注意安排两大对立的人物阵列，通过人物之间的鲜明对比，或是写足他们之间的对立以及激烈的矛盾冲突，来树立起主要人物的形象。在《江河湖》中，沈福天和甄垠年成为两个不同的人物阵列的中心，他们的关系从小说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二人的命运纠葛也成为小说叙事的结构线索，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