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将小说创作的视点聚焦于知识分子，是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对知识分子的书写，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或是职业的区分，创作目标也不是一种直奔主题的建构，不在于直观地描述知识分子在历史或现在时态中的生存经历和情感意绪的波动，停留在他们对一时一地生活形态的记录上。而应更多地诉诸于他们对人类生存，对自身命运这一恒大而又包蕴无穷命题的追踪与思考，在思想视阈上应显示出一种大视野、大境界，体现出思想的力量。
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刘继明的《江河湖》等长篇小说，写了几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对五十年代遭受恶运的知识分子人生晚年的叙写，对那些才学博深、恪守自身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的现实生存的关注，对当下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所产生的观念上的困惑等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展示和开掘，在人物及思想内涵上体现出一种续接性。这些小说对几代知识分子生态和心态做了深刻的理解和诠释，对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格精神的力量，给予了充分的张扬和尊重，对他们自身的弱点做了透彻的理解和剖析。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充满了对现实近距离的关怀，他关注着那些人类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关注那些在自己生命中留下深深印记的东西，并对此做出自己的思索和的反思。池莉、小涢合著的《江河水》把关注的目光集聚于共和国的治水史，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展现了长江水患和共和国兴修长江水利的历史进程。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和心路历程。苏群的《风雨编辑窗》以编辑生活为题材，写了《五月》杂志编辑部平淡无奇的生活，着力刻画了默默为他人做嫁衣的女编辑赵兰的形象，表现了编辑窗内的风风雨雨，以及编辑们的精神境界。汪洋的《无爱的情歌》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旬，被视为校园文学的拓荒之作。这部30余万字的长篇是新时期比较早地反映大学校园生活的作品，在当时引起过反响，汪洋对大学生活有着细致地体察，对高校知识分子生态和心态也有着透彻的了解，所以小说对大学里文人的刻画鞭辟入里地，对他们所表现出的多重人格，多副面孔，以及玩的各种卑劣的手腕，进行了讽刺和无情地揭露。另外，以教授身份来写校园生活的有涂怀章的《人殃》。
历史困境中的迷惘与坚守
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于岁月沧桑中绵延着历史，她便在这种历史绵延中写着父辈知识分子和自己的故事。小说采用了编年史这种最直接地表现历史的形式，将创作视点集中于对知识分子生存和命运的关注上。很明显，方方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对一时一地的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记录上，描述的也不仅仅是某一类知识分子人群在政治运动中的思想及情感的波动和变化，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深刻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乌泥湖”、“三峡设计者”这些具体的环境和人物的框定，实际上这部42万字的鸿篇巨制，是对中国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体所做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审视，他们中一些人的痕迹“都随云而散，随风而逝，随雪水而遁入土中，随忘却而埋进尘埃。”而人们的目光总是落在表面，“根本无法看清历史究竟是什么，也根本无从了解历史曾经有着怎样的过程。”这也许正是方方想通过《乌泥湖年谱》的叙事所要传达的内容，从中体现出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理性的思辩意义。
八十年代以来，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话题源源不断，从对“反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到知识分子启蒙身份的逐渐丧失的忧虑，再到90年代有关“人文精神”的论争，知识分子一直是整个社会话语的关注中心。尽管90年代汹涌而至的经济大潮的冲击，已使知识分子从时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位置退至边缘，在日渐边缘化的过程中饱尝失落之痛和难以言表的焦虑，但他们仍会通过不同的言说方式，建构自己的话语中心的位置，来体现知识分子话语的力量，方方便是以小说这样的文学载体，表达着她对知识分子生存和命运的一种思考与阐释。
她的短篇《言午》、《幸福之人》、《金中》、《禾呈》，是对“反右”“文革”中遭受厄运的50年代知识分子人生晚年的叙写；中篇《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定数》揭示了高校知识分子在90年代商品大潮冲击下所产生的观念上的困惑，以及所处的现实困境；《祖父在父亲心中》写了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心路历程。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则将知识分子父辈和子辈互涉影响的人生作为观照对象，力图通过探求历史进程对知识分子个体命运，对其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来完成对知识分子自身以及对历史的检视。由30年代壮烈殉国的祖父为开端，到90年代高校青年学者严航，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展现了三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命运的变化，这不仅使她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体系，而且也为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考空间，明确地体现出她坚守知识分子写作的身份立场。《乌》成为这一系列中构架最大的一部作品，并且以其所具有的宏大历史叙事的潜质，而显示出深存于作家脑际的整体构筑规划。
一、当代人对历史的再度言说
一种历史的理性的意识和思考，支配着方方小说创作的主体审美倾向，这使得她在创作上，主要在小说的整体构架和深度内涵上，表现出一种更知性的审视态度和审美理解。《乌》在视角上体现出多向度探入的特点，历史的理性阐释、当事人自我的检视，以及后一代人对上一辈的返视观照，这几种视角的交互穿越，完成了对历史的再度言说。
尽管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常常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呈现，像《乌》这种年谱的表达形式更易让人把它视作历史的顺年度记录。但小说绝不是纯粹地书写历史，在小说中虽然能看到历史的倒影，却都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再度言说，体现着当代人的历史观和审美传达。这种当代性的理性思考不仅使作家将自己置于历史观照的至高位置，让这种观照获得了某种超越性的品格，逾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既定的社会内容，也使小说中更多地容纳了理性之光的穿越，作家所做的这种超越历史的努力，几乎在几种不同的叙事视角中都有所体现。
年谱从1957年排至1966年，小说所截获的这一时段包括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遭受重创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57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许多知名学者文化名流一夜之间便被忝列另类行列，成为被放逐的异类。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则让所有的人在劫难逃，不论是挨整者，还是整人者都先后付出了代价。更让人忧从中来的是，这十多年的遭际，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体自我的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都开始产生了置疑。
《乌》中所描写的人物都属于技术型知识分子，他们以实用型科技谋生。相对于经常站在批评者立场上进行人文批判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是疏远社会批判的，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兴趣。作为高级水利工程师，他们一生关注并想要做成的事就是建三峡大坝，但却未能获得一个很好的能施展技术的空间。由于特殊的国情，知识分子成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干部。这种干部编制使他们对体制有很强的依附性，而不具有独立性。苏非聪为捍卫自尊愤而辞职，看似脱离了掣肘着他命运的单位体制，不再吃体制的皇粮，但这种选择并未获得个人自由的空间，仍未能摆脱体制与社会重合的现实结构的制约，这不仅使他只有在体制内才能发挥效力的专业技术一无所用，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更无奈的境地，而且还搭上了妻儿的命运。苏非聪的遭遇对未坠入罗网的丁子恒们成了一种现身警示，即使成了体制内的另类，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不能也不敢脱离体制，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本身就已限定了他们个人选择的自由向度，他们所供职的“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本身属于体制内的一个重要而庞大的机构，而他们穷毕生精力所要完成的事业——构筑三峡大坝，是整个国家重要的计划经济的规划项目，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必须在体制中生存和发展，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不如以小手艺吃饭的匠人享有更大的生存选择自由。正是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丁子恒们必须努力地将自己融入到体制之内，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改造，去承受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为此他们诚惶诚恐，甚至也不乏虔诚，并且最终默默地认同了这种对他们的改造。像丁子恒极认真地一遍遍写着学习体会，苦苦翻寻自己的错误，金显成长达数小时的检查做了六次，仍然是通不过。作品中使用了一部分当时的批判会记录、检讨书、学习的心得体会，这些由方方父亲留下来的文本资料，最真实不过地向我们展示着岁月的荒诞和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本是些技术骨干却无法搞业务，却整天违背意愿地写检查交代，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人，“生命中最富创造性的年华都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消蚀了”。57到66年只十年光阴，一个个曾雄心勃勃、才智超人的水利专家们整天如面临一枝在弦之箭，气质萎缩人格退化。《乌》通过对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理性反思，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这一群体所承载过的历史重负，以及历史所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小说中，许多对历史的审视是以人物的自省或是在对他人的检视中完成的。这种审视既是当事人的，也体现着当代叙事者对历史的反思。作为叙事主体的丁子恒，在小说中更多地承担着自省者和审视者的角色，方方常常有意无意地放弃了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的声音，而是通过他的眼光来进行叙事，不仅真实地传达出了历史境遇中的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状态，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醒者面对历史的无奈和痛苦。
在后一代人对上一辈的历史观照中，也交互穿越着几种不同的叙事眼光和叙述声音，这其中既有作品中人物以童年时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目光来进行叙事，也有现实中长大成人后的历史的经历者对往事的返视，即“做为一个旁观者，以现在这种成人的感觉来描述”，体现出隐含着的小说叙事者的眼光，于是感性与理性，幼稚与成熟，混沌与清醒构成了一种叙事上的对比，从而更立体全面地完成了对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透析和思考。
二、群体与个体形象的解构
《乌泥湖年谱》以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做了集中的展示。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丁子恒、苏非聪、皇甫白沙、吴思湘等一大批高级工程师的形象，他们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甚至家庭遭际，都具有相当普泛的概括性和象征意义，成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整体命运和生存的一种缩影。
作品的独特意义在于，在以往类似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文本叙事中，尽管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一个数度受到重挫的群体，但他们从整体上仍保持着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理念的启蒙者和实践者的身份，仍在艰难的挺进中努力地实现着知识分子的道义承担，其批判锋芒大都是指向社会和历史的，对知识分子群体则表现出激赏或哀挽的情思。《乌》并未完全认同这些惯有的叙事立场，而是以不同的审视角度，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进行了理性的解构。我们看到，在特定政治语境下的深度透析中，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其复杂而又真实的一面，也使个体的人格人性的多样性与多变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皇甫白沙应属于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开朗爽直，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不论遭受什么磨难，始终富于激情和理想，“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依然不改变一贯的追求”。刚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施工室，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挺身而出，以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震慑人心。和许多知识分子固守清高难以接纳世俗的性格不同，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有领导才能，“文革”中虽然再次遭受打击，仍然坚信乌云终将过去，还有更为重要的大任在后面。这些科技型的知识分子，虽然属于高智性的人群，但并不都具有政治上审时度势的清醒，即便清醒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金显成的见地总是切中肯綮，却陷在无奈的自我批判中。吴思湘的清醒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醒他的下属们避开潮头，免受更大的打击，却没法去保护他们。恃才傲气的苏非聪虽继承了哲学家父亲的睿智，天生目光敏锐，看问题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他能替人解惑，却终是看不清自己的命运。性格苦闷内向的吴松杰从他只想做一个有用的工具，或皮尺或标杆，而不愿做整治他人的笔、皮鞭和枪棍的诗歌表达中，仍能感到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良知和清醒。他们两人个性上完全不同，内在精神气质却相似，都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惯有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气质，不惜以离职和生命的代价来捍卫最后的人格尊严。丁子恒是一个智性高而又相当严谨理性的科技型知识分子，他始终能够清醒地审视自己，审视身边的每一个人，他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及他人身上的弱点和优势，从具体的人和现象中透析出其内在的本质。但这种清醒并不会让丁子恒像当时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那样，用生命去承担思想的重量，反倒是愈清醒，愈使他走向了麻木中的痛苦的沉沦。因为身边一个个不同个体命运的痛切的警示，以及妻儿的身家性命，都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违心而又痛心地做着自己不愿做而不得不做的事。像丁子恒这一类型在知识分子人群中具有普遍的概括性，他们只能在内心最后坚守着独立的人格和思考，始终处在良知和现实矛盾冲突的搏斗中，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消耗着他们的生命，在不断地改造中没了傲气也磨蚀了傲骨，日渐变得麻木而卑恭，这既是个人的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后来的一些社会批评话语中，曾有过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种种指责，诸如懦弱，不讲真话，不坚持真理，丢弃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等等，但是当我们置身于小说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时，会痛切地感到这种指责缺乏对生命处境体认上的宽容，也透露出其对特定历史情势缺乏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