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体现新意的地方是它的题旨“姐儿门前一棵槐”，这是一首流传于鄂东浠水地区的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嘞，手扒槐树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嘞，我望槐花几时开……”这首民歌在当地可能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或许就是这首歌启迪了何存中创作的思路，由此而演绎出这个故事。
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被引用、插入小说文本，对故事的叙事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它不仅仅是首被嵌入的民歌，以帮助小说叙事达到一个生动的效果，营造一种气氛。通常情形下，这种插入的文字，与小说中的基本叙述属于不同的话语层次，而在何存中的这部小说中，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具有了一种“介入性”，直接参与到叙事中去，在小说中有着不同形式的作用，对此可以做出不同的分析。
其一，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作为地域性的民歌，提示和强调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即黄麻起义的发生地。这里被称为将军县，曾有不少将军从这儿走出去，就如小说中的主人公牛儿，他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姐儿门前一棵槐”又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当地民俗，家里生了女儿要在门前栽种一棵槐树，小说中几次栽槐砍槐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作为鄂东地区作家的何存中，是有意地将凸显地域性的文化或民俗，当作自己创作的一种追求。
其二，小说的情节是依据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发展的，民歌成为小说叙事线条的主线。“姐儿门前一棵槐”本是一首男女恋爱时的情歌，由这样一首歌来定调，就把这个有关中国革命和战争，还有革命军人的故事，从残酷的战争那一端，而移向了爱情，于是锻打牛儿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战火硝烟、雪山草地、绝路恶仗都不是叙事的重点，小说中很少有直接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对战争的的叙述几乎是被何存中一带而过，将军满身的伤疤就算是对战争最直接的描写了。而贯穿小说始终的是由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串起的人物的感情线索，着重展示的是战争中一对曾经的夫妻之间数十年的爱恨情仇。
在小说中，主人公牛儿也就是后来的将军陈将儒，与凤儿相亲相爱，新婚三天因一时手痒赌博输光了钱，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地参军走了。牛儿的父母因是红军家属，被当地土豪郑维新所杀，凤儿被迫用自己换来棺材葬了公婆，又被土豪报复性地强嫁给当地有名的憨子，生了女儿，在门前种下槐树。当了营长的牛儿回来私自违抗军令杀了土豪郑维新，知凤儿改嫁愤恨之中砍了她家门前的槐树，自尊的凤儿找到部队让牛儿又重新给栽上。牛儿后来娶了郑维新的女儿郑秀云为妻，并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将军。几十年后将军回到故乡，给每户人家都带了礼物，唯独没有给凤儿家任何礼物，两人的爱恨仍在纠结。
其三，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成为连接几个主要人物命运的扭结，有很强的暗示性和一种宿命感。小说中三个主人公牛儿、凤儿、郑秀云因民歌走到一起，作为夜校老师的的郑秀云教学生唱民歌，这歌成了牛儿和凤儿的媒人。真挚的爱情让凤儿推掉了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嫁给了牛儿，从此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伴随他们一生。同样地，牛儿和郑秀云的结合也是因为这支民歌。解放后将军衣锦还乡找到凤儿还是想听她再唱一次“姐儿门前一棵槐”，这是他们恋爱时的情歌，唱得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老泪纵横。这其中有对凤儿的愧疚，有对曾经美好的感情的追忆，也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直至将军陈将儒临死前在病床上还唱着这支歌。
何存中借民歌“姐儿门前一棵槐”支撑了小说的叙事，也依凭民歌塑造了小说中的人物，凤儿虽然不识几个字，却是个有个性的女人，面对土豪的逼婚，凤儿要三口棺材作为聘礼，葬公婆，也给自己留一口。对牛儿、憨子，她都表现出一个女人所具有的贤惠和善良，承受着生活的屈辱和重负，她对牛儿唱歌、拒礼，将老区妇女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和自尊、宽容的胸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是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人物。
《姐儿门前一棵槐》的故事很简单，叙事线索单一，简短明快的对话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使得作品的主题在人物的对话中慢慢展开。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简单明了却又内涵丰富，这体现出何存中多年创作所磨砺出来的功底。但问题是，何存中除了采用民歌加入小说的叙事外，并没有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有新意的内容，虽是一部长篇，但意韵不厚，确切地说是部中篇的规模，只是有意拉长了篇幅。
播撒在历史征途中的种子
在表现红军长征的小说中，邓一光的《走出西草地》绝对是一个特例，长征——这场举世无双的历史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毛泽东的有关长征是播种机的形容深深地留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所以邓一光会这样去想“长征的所有参加者——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运者，他们都是一些种子，是一些具有顽强生命力和繁衍力的种子。”“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种子，……我们只能看到更高大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森林。”对于小说的作者来说，种子就是历史。这就是邓一光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
小说写了长征中一群与众不同的人，是被我们忽视而看不到的一些种子，那些因极左路线的历史错误而被划入改正队的挑夫们，“他们有经历，有资历，指挥过大部队，打过无数仗，杀过无数人，胜过也败过，宠过也辱过，后来他们成了红军中的异端分子，被革了职，缴了械，关进了牢里，有的判了刑，有的正在甄别之中。”像副军长朱成元，团长方红娃，师政治部主任柳棣，桂全夫，副师长等等，过去他们是红军中的高级将领，身经杀场，英勇善战，都是从血光满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现在却成为这场集体大迁徙中最负重的挑夫，“行程二万五千里甚至更长，阻截和剿杀的枪炮声日日不曾断过，自然条件恶劣到使人难以生存，饥饿寒冷疾病像不散的阴云时时刻刻笼罩着”，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撤退，不知目的也不知未来，拖家带口，征途漫漫，险象环生，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失败的屈辱，不被承认的孤独。这一切都把这一群行走在路上的人时时刻刻逼入绝境里”，仅是这些对他们来说还不算最坏，最糟的是他们被自己的同志时刻监管，是革命的“敌人”，他们要一路忍受最不公平的待遇，忍受被误会、被误杀的耻辱，从前指挥过千军万马，手上握着生杀大权，打起仗来气吞山河，一下子成了被小兵们管束押解的囚犯，生杀大权落入他人之手，只等着他人发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耻辱，一般人都难以承受。作为红军中最优秀的一群人，凭他们的智谋和膂力，完全可以一走了之，避开这难忍的耻辱，也可以保全生命，但他们却做到了能伸能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而是坚不可摧的信念支配下的自持行为。在逆境中，他们不卑不亢地坚守着自我认定的精神指向，不会因红军局部的错误和个人所受的奇耻大辱，去报怨革命。正是长久地坚持心中理想的信念，他们才可能表现出如此的宽容和大度，始终朝着目标走，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成为那里的灵魂和核心。
桂全夫是小说中重点塑造的悲剧英雄的形象，他个性沉隐而不外露，多数时候是不动声色，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达到了目的，虽然个性内在却咄咄逼人，时时显示出具有支配力量的素质。百丈关之战，凭着一双战咯家的眼光，他已清楚以后的结果，就他当时的身份，一般人都不会讲实话，与看得见的胜利唱反调，但桂全夫却照实而谈。他在百丈关一役中打得惊心动魄，神哭鬼泣，他的命运充满悲绝，令人落泪。
成为囚犯生着重病的柳槺仍不忘一路用最生动、质朴的形式来教战士们认字，自觉地为党作宣传工作，鼓舞士气，在雪山上被耗牛拖着的柳槺把最后的生的希望让给了黎红妹。在小全川，桂全夫、朱成元带头扑下河去救落水战士，以镇定的指挥安定混乱的场面。在各种危急时刻，他们都能挺身而出，以明确果断的判断扭转局面，也能够在混乱状态下发出正确的指令，指出明确的方向。这种杰出的素质，使他们在任何场合和任何背景下，都能显示出他们存在的重要。他们虽是些削去职务的“囚犯”，但却坚守着红军必胜的信念和革命到底的理想主义，也用行动证实着他们对红军的忠诚和永不放弃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为着信仰，他们并不惧怕牺牲，决不半途放弃，哪怕是倒在自己人的刀下，象朱成元最后仍然证明着自己的革命立场，要求节约一颗宝贵的子弹去消灭敌人，而宁愿选用大刀处决自己。桂全夫背负着误解和耻辱，仍坚守着革命战士的操守，英勇做战，冲锋在前，体现出非同一般的品质和毅力。被打断了手和腿的瓦哥几乎是支离破碎，他把生命的能量推向了极致，最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未能到达目的地，但却在长征的过程中展示了生命的刚性和硬度，他们内在的气质与精神，是对崇高与悲壮的最完美的体现。
新旧更迭中艰难崛起的江山
邓一光的《江山》在打江山、守江山的历史的交点上，完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叙事，再现了人民解放军接管政权后铸造新中国的这段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小说选取了1949年至1952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线段，以南方临江的盘龙市为背景，以建国初期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的斗争为叙事主线，以三个家庭的命运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表现繁复的社会历史和人文内容。
《江山》仍是延续了邓一光的创作传统，采用了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对五十年前共和国所经历的历史场面进行了重构。解放战争胜利后，接管了盘龙市的人民解放军又经受着更严峻的考验，城市满目战争创伤，百废待兴。新政权接手了一个烂摊子，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粮食危机，引发饥民抢粮；资本外逃，造成经济的瘫痪；潜伏的特务，到处伺机破坏；还有猖獗的土匪等等，在看似没有炮火硝烟的战争中，却暗流涌动，斗争激烈，矛盾冲突此起彼落，经过了一系列的斗争和大量的工作，最终新政权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赢得了这场战争。小说场面宏大，情节曲折，人物关系复杂，读来引人入胜。
通过《江山》，可以看到邓一光创作上的一些变化。首先在叙事上突破了邓一光以往家族小说的狭小视域和简单的构架，他写了三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像老资格的革命家庭文家，工商业主的史家，底层无产者的杜家，其中文、史两大家族浮沉的历史成为小说主要的结构框架。文家兄妹与史家，与杜小欢，与林然之间的情感，这里面既有家族仇恨和阶级对抗，也有爱恨情仇的错综纠葛。还有像杜来峰兄妹四人的特殊关系，两人是解放军，小妹是名妓，小弟是敌特，命运坎坷，分离聚合，血缘亲情、敌我冲突纠合在一起。可以说《江山》比之邓一光以前家族小说的构思要复杂得多，这其中集合了多重对抗性的元素，敌我之间、父子之间、兄妹兄弟之间、上下级之间、情侣之间、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多种冲突交错展开，整个叙事波澜起伏，由此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风云画卷。
其次是邓一光创作中人物身份的转型。《江山》仍然是写战争，写军人，但战场变了，没有炮火硝烟，看不见战线，却依然斗争激烈。所写的军人的身份变了，由出生入死的夺天下者转为守江山的执政党，一攻一守，人物塑造的主体特征完全不同。在《我是太阳》中人物性格取向较为单一，是在战场上勇打硬仗，不怕牺牲的武将。《江山》中的人物则要复杂得多，主要是写谋略，写人物智性的沉静，在另一种从未经临的战场上与成份复杂的对手斗智斗勇。过去在战火厮杀中成就的武勇，不一定能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赢取胜利，像曾立下赫赫战功的文达，就令人痛惜地在城市香风的熏染中倒下了。在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人物是林然，一个共产党的高层谋略者，邓一光在这个人物身上融入了更多的思想的重量，使林然成为执政党执掌江山的理论探寻者和实践者。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建设政权和巩固政权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决策者的林然，他面临着多重压力，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难题。他要正确地界划敌我阵营，团结工商业者和小资产阶级成为新政权的支持者。他必须以理性的判断，来制定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的政策和策略，处理好各种前所未遇的问题。林然作为一个思想者，拥有前瞻性的思考和眼光，他的一些超前意识，甚至不被自己的同志所理解，而最终是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写林然，对邓一光是一种提升，塑造决策者，首先要熟知各种政策，以及出台前后的时代背景，主人公高深的谋略，狡猾的对手的计谋，往往是由邓一光思想的纵深决定的。
《江山》中塑造了许多身份多样，性格丰富的人物，有些是邓一光以前从未写过的，像史鸿儒和史鸿庭两弟兄，都是商人，但为人处事却有很大的反差。小说中也花费了很多篇幅写妓女改造等问题，这是城市新生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开的问题，邓一光写了不同类型的妓女在走向新生的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表现。在写人时邓一光特别注意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展现人物多重复杂的人格，使角色刻画比较丰满。突破了以往简单的类型化的塑造，比如林然、文达、杜来峰都是军人，但他们却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小说写出了军人的层次感。
邓一光一直秉持着一种主导话语的创作姿态，这是由他的生命本质和生活积累所决定的，就如《江山》的题旨，明白地显露了他此在的立场，这个“江山”是有隐含而明确的定语的，是共产党的江山，是父辈打下的江山，要由我们这一代人继续传递下去的江山。邓一光出身于老红军家庭，从小对父辈戎马生涯革命经历的自豪和仰慕，无形中造就了一种先天心理上的优越感。军队大院、军人父母、军人兄弟姐妹，邓一光首遇的社会环境和首属的群体都与军队相连，他的人生意识、情感倾向成为影响他创作人格及思维方式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且把这种观念和感觉倾向渗透到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中。正像他说的“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是和我们的生命共存的，是生要带来、死要带去的”，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