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唐）杜甫
（一）
杜甫虽然身在鄜州，但心系朝廷。至德二年（757）8月，胡人曾袭击凤翔，但未成功。9月，唐肃宗的长子李俶和郭子仪率兵15万进攻长安，还有4000多名强悍善战的回纥兵也协助唐军作战，由回纥怀仁可汗的儿子率领。
杜甫在鄜州的荒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无比兴奋。他好像已置身于长安人民中间，准备着欢迎唐军的到来。为此，欢喜异常的杜甫提笔写下了《喜闻官军已临贼镜二十韵》一诗：
喜觉都城动，悲怜子女号。
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
9月28日，唐军打败胡人，收复长安。10月18日，唐军又克复洛阳。10月23日，肃宗回到长安。杜甫听到这一消息后，又满怀喜悦地写下了《收京三首》。
11月，杜甫携带家眷离开鄜州，返回长安。此时的杜甫，心中充满喜悦，一路上所见之景在他看来也都呈现出一幅太平的气象，这与当时仓皇北逃、惊惶悲苦的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返回长安后，杜甫继续担任左拾遗。这一次，他首先经历了老朋友、画师郑虔被贬的惨然感受，原因是郑虔曾被安禄山任命为水部郎中。虽然他一直装病没有就任，但还是没有逃脱被贬黜的命运。
杜甫刚到长安不久，满头白发的郑虔便启程奔赴多山临海的台州。由于走得仓促，都没有机会与杜甫话别。当杜甫得知郑虔已走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在杜甫看来，这位曾共同饮酒、共同高歌的老朋友只有老死台州，二人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
于是，那些没能见面说出的话便集中在杜甫的一首诗中，表达了杜甫对这份友谊的珍重和对老友的同情与思念：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
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
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在中兴气象已显的好日子，在大批功臣、朝官受到犒赏的好日子，年老无辜的郑虔却不得不离开长安，以戴罪之身，奔赴自己冷落寂寞的长途。杜甫想起老友那白发如丝的老态，曾得到玄宗皇帝称赞的精良画艺，而今却落得这般结局，顿感痛心不已。
转眼到了乾元元年（758）春天，仍任左拾遗的杜甫生活比较闲适。这时，杜甫与中书舍人贾至关系比较密切。当时玄宗传位给肃宗的册文就是贾至所写，因此他甚得肃宗信任。
一天，贾至往大明宫上朝，欣然写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此时的王维官为太子中允，岑参为右补阙，与杜甫同在朝中为官，便一起作诗唱和。杜甫作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中的“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等句，将新朝中的景色描写得一派生平，欣欣向荣。尤其是后两句，手法流畅，珠圆玉润，在宫廷诗中堪称上乘。
回到长安之后的杜甫，生活中虽然也有各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心情相对平和了很多。因此，他也写了一些诗篇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生活，如《腊日》中写道：“还家初散紫宸朝。”《紫宸殿退朝口号》中写道：“昼漏希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在《题省中院壁》中，诗人不仅描写了省中“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的情景，也写出了自己的一片“纯臣心事”：“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
（二）
事实上，这时的杜甫也不是没有感觉到肃宗对他的态度冷淡。除了官冷无用和衰老的感受，他这时更经受着官微俸薄即贫穷的困扰。因此，当他处于比较松弛的私人环境中时，心里的委屈和冷淡感受也会寻机发泄。
比如初春的一天，在曲江边上，杜甫与朋友郑南史一起坐在柳条初芽、黄鸟啄花的沙滩上边饮酒边晒太阳时，便写下这样几句诗：
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尊恋物华。
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
——《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
在诗人眼中，春天虽然美丽，但老迈的自己却被排除在局外了——这是多么颓丧的感觉啊！
此时的杜甫还不知道，他更大的失意还在后头。当时，朝廷的政治局面并不像杜甫在颂诗中所称颂的那样太平。在看似一片升平的形势之下，也酝酿着深刻的危机。
是时，唐廷当中新旧两党，即随从玄宗的朝官和随从肃宗的朝官之间，矛盾日渐激烈。这主要表现为以皇后张良娣、宰相李辅国及阿附李辅国的副宰相崔圆为一派，与房琯、贾至和严武一派之间的矛盾。新贵容不得旧臣的政治地位。
而在长期不稳定的接班人身份中形成的好猜疑心态的唐肃宗，其容易摇摆的态度无疑又加剧了这一矛盾。这年春天，刚刚写过歌颂朝廷升平气氛的诗歌的贾至便由中书舍人被贬为汝州刺史，标志着这一冲突的表面化。
这件事不仅损伤了在册封肃宗过程中有过功劳的贾至的心，对杜甫等人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就像是一片叶子的凋落感觉到秋天的到来一样，杜甫那刚刚分沾到“皇恩”的欣喜心境也随之改变。这从他送别贾至时所写的诗歌中便可见一斑：
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
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
宫殿千门隔，云山紫逻深。
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
——《送贾阁老出汝州》
然而，还没等杜甫从这种悲伤的心境中走出来，不久后他就被作为房琯一党遭到了贬谪。
这年5月，被皇后张良娣与宰相李辅国合谋控制的唐肃宗，终于对排斥异己的新党一派明确表了态，将曾投降唐王室的史思明在4月的再次叛变归罪于现任宰相张镐，因而将张镐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将原宰相、现任太子少师的房琯逐出朝廷，贬为邠州刺史。同时被贬的还有所谓房党京兆尹严武、国子监刘秩等。
到了6月，曾与房琯交好的杜甫，也作为房琯一党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主要负责管理华州地方的祭祀、礼乐、学校、选举、考课等文教工作。从这次离开长安后，杜甫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
这次离开长安时，杜甫的心境是十分凄凉的。他甚至不能“从容陪笑语”地供奉皇帝，觉得自己是个被遗弃的人。所以，他在金光门前写下这样的诗句：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当时，杜甫只认为这次贬黜对他的仕途是一个打击，但他并未意识到，从此他将从那种狭窄的天地中解放出来，这对于他的诗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契机。由此，他才得到机会，再次接触到战乱中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因而恢复并扩充了他那广阔的诗歌国土，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诗人的岗位上来。
（三）
华州距离京城长安约180里，大概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当杜甫来到华州时，正逢7月的苦热天气，夜间蝇蝎出没，白天苍蝇乱飞，连饭都吃不下去，而文书又堆满案几，不容休息，杜甫一来就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苦热的天气让杜甫很痛苦，但他在华州却处理了不少重要的文件：他替华州的郭使君写成了《进灭残寇形势图状》，陈述了敌我形势，唐军该如何避实击虚，剿灭盘踞在邺城的胡人；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中，他还提出在变乱中关于赋税、交通、征役、币制等需迫切解决的具体问题，表现了求实而有为的政治态度。
在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杜甫说：
“欲使军旅足食，则赋税未能充备矣；欲将诛求不时，则黎元转罹于疾苦矣。”
这说明，杜甫此时已经看到了这场战争中政府和黎民百姓利益之间的对立性，而且黎民也是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当时，两京刚刚收复不久，物价腾贵，一斗米要七千钱，长安市上的水酒每斗要三百青铜钱。大街上不是乞丐，就是饿殍。国家财政支出到了极点，朝廷想尽办法，甚至将官爵作为商品出卖，也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
这年7月，唐肃宗采用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建议，铸造了一当十钱的“乾元重宝”。第二年3月，第五琦任宰相，又铸了一当五十钱的新币，造成了贞观以来不曾有过的通货膨胀。
回纥最初在派兵帮助唐军反攻长安时，唐肃宗曾与回纥约定，若两京收复，土地人民归唐所有，金帛妇女都任凭回纥抢夺。所以打下洛阳后，回纥便在市井村坊间抢夺三天，搜刮走大批的财物。肃宗为酬答回纥的“功劳”，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回纥，并每年送绢两万匹。
同时，吐蕃还趁着唐王朝边疆防务空虚，占领了西方的一些要塞。后来，大食（阿拉伯）也从海路登上南方海岸，围攻广州。所谓的大唐盛世，没几年的时间便从征服外族变为被外族侵略了。
这种民生凋敝、遭受侵凌的景象，杜甫只有在离开了皇帝的“天颜”时才能看清楚。他后来写了一首《洗兵马》，将当时的政治情况说得十分沉痛。在这首诗里，他称赞了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张镐等人，并说在这些人的努力下，胡人是不难歼灭的。但另一方面，杜甫也写出了他不能忍受的一些事。他想到了那些无功受禄的官僚，写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尤其是肃宗晚年与他的父亲一样，迷信神仙，国家的灾难还未消除，各地郡县便又争先恐后地呈现祥瑞了：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而此时人民的生活却是：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
这首诗反映出杜甫当时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揭露了朝廷的昏庸与黑暗。
（四）
758年冬末，杜甫离开华州，返回洛阳看望家人。自从洛阳陷落后，杜甫已经有几年未回了。一路上虽然风尘弥漫，但杜甫的兴致很高。
当杜甫回到洛阳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虽然故园的花鸟依旧，但已是人烟断绝，眼前一片荒芜了。在洛阳，杜甫写了不少五言诗，如《得舍弟消息》、《不归》、《赠卫八处士》等，其中有的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有的刻画了祖国险要的山河，是杜甫诗歌艺术里的一个伟大成就。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则是他从洛阳返回华州路上所写的“三吏”和“三别”。
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再次背叛朝廷，于魏州（今河北大名）自称大圣燕王，并于2月引兵南下，以救邺城之围。这时，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领20万大军围困邺城已有数月，肃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元勋，故而军中不置元帅。由于缺乏统帅，邺城久攻不下。史思明引大军直抵城下，与唐军展开决战。
3月，唐军步骑60万在安阳河北摆开阵势，史思明亲率精兵5万前来应战。阵势尚未摆开，大风忽起，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两军大惊，唐军纷纷向南撤退，叛军则向北退去。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退保洛阳。唐军失利，洛阳百姓惊骇，纷纷逃入山谷。原来留守在洛阳的官员也纷纷逃往别处，诸节度使则各自带着残余溃回本镇，只留下郭子仪、王思礼坚守洛阳。一度缓和的形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在这种形势之下，杜甫也只好匆匆离开洛阳，先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再到石壕村（今河南陕县），经潼关回到华州。
一路上，但见兵荒马乱，民生涂炭。统治者为补充兵员，实行毫无章法的拉兵政策，不分青壮老幼，见到就抓。这让杜甫万分震惊，心中异常痛彻，遂将一路所见的拉兵惨象写入“三吏”和“三别”两组诗中。
其中，“三吏”是以地名命题的，依作者西行的路线，三首的次序依次为《新安吏》、《石壕吏》和《潼关吏》；“三别”则以事件的形式命题，分别为《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
这六首诗自成一组，是杜甫诗歌中的杰作，从白居易开始就不断被人称赞为诗歌的典范。它们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影响了后代的进步诗人。这六首诗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也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种矛盾并不像在长安时期的诗中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矛盾，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
此时，国家正遭受胡人的侵略，人民遭受胡人的摧残，要想拯救国家和人民，杜甫只有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李氏朝廷身上。在他那个时代里，他还不可能对帝王制度有所怀疑。然而，他所拥护的朝廷，平常就是剥削人民的；到了国难时期，却既不能发动人民抵御胡人，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人民搜刮物资，乱征兵役。这让杜甫这位正直的诗人感到极大的矛盾：若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人民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他又不能不看、不说。
因此，“三吏”和“三别”中的六首诗与他在长安时期所写的《兵车行》也不同。《兵车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侵略战争。而现在的杜甫除了替人民诉苦外，还不得不考虑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总之，“三吏”、“三别”所写的人生酸楚事，以其血泪积蕴强烈地震动着善良人们的心，使人一经读起便终生难忘。也只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在亲眼目睹了那样的乱离景象之后，才能写出这种催人泪下的诗来。
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异常丰富，但其中记载的多是将相王侯的生平、宫闱政变、会盟征伐、郊庙祭祀等，对于各个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感记录颇少。但杜甫却能真实而生动地描写这一时期普通百姓惨痛的生活状况和情感经历，使得无数身处动荡、困苦之中的百姓的实际情状有了真切而具体的记录。从这点上来说，杜甫的“三吏”、“三别”等诗歌享有“诗史”称号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