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死后也做不完的事才应该拖到明天。
——毕加索
（一）
到了马德里后，毕加索很快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美术学府——圣费南度皇家美术学院。
带着无限的期望，毕加索兴冲冲地来到圣费南度皇家美术学院上学。但在学院上了几天课之后，他就感到失望了。
圣费南度皇家美术学院虽然是全国一流的美术学府，但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是墨守成规，被浓厚的“学院风”所主宰着。并且，教授们在课堂上所教授的那些课程，毕加索早已领会和掌握了。
毕加索想在更高层次上提高自己的愿望落空了，他感到十分苦恼。他给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巴斯写了一封信，将学院里所有教授他的老师都贬得一文不值：
亲爱的巴斯，这都是一些什么画家啊！我们简直就没有一点绘画的常识！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他们都只会唠叨那一套套的老生常谈，绘画上就是威廉莫里斯，雕刻上就只有米开朗基罗，如此而已。
莫里诺和卡波奈罗在教我们画写生的第二天夜里对我说，我画的人物完全合乎比例，也合乎素描的标准，但又说我应该用直线条，那样更好。因为要做的一切就是装箱（但愿不是“装腔”）。他的意思是说，构图就是一个箱子，可以将所画之人装进去。对他们的这些胡说八道，你一定很难相信吧？
但有一点倒是真的，就是不管你是否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他却是知道得不少，而且画得也不算坏。我告诉你他为什么画得不坏吧，因为他去过巴黎，上过那里的几所美术学院。可是你不要误解，我们西班牙人并不笨，只是我们的教育太差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对你说，如果我有一个想当画家的儿子，我一定不让他在西班牙呆半刻。
当然，我也不会把他送到巴黎去（尽管我现在自己很想去），我可能会送他去慕尼黑一类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人学画态度严肃，头脑里没有什么彩派之类的观念。我并不是说那样画就一定不好，而我所不喜欢的，是一个画家在某种风格上取得成功之后，其他人就一窝蜂似地跟在他的后面跑。我从来不相信追随某个画派有什么好处，那样只会导致样式主义和画家的虚伪做作。
我打算给你寄一张画，请你把它拿到《巴塞罗那画刊》。如果他们愿意买下的话，你一定会哑然失笑，这幅画将是“新艺术”之类的作品，因为那个报纸喜欢这类东西。你会看到，谁也没有画过像我画的那样稀奇古怪的画，其他任何人，画的连我一半都赶不上。
这个时期，毕加索对自己的画法也产生了困惑，不知道是按照当时西班牙现实主义画家的传统画法画下去，还是按照自己的创作思路继续探索下去。
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反映在他当时所画的两幅画当中。
其中的一幅名叫《留着平头的自由像》，画中所画的是毕加索自己，表情迷茫，一双明亮的眼睛当中流露出沉思和茫然。
另一幅名叫《扮着18世纪绅士的自由像》。在这幅画中，毕加索带着白色的假发，显得尊贵、庄严，脸上的表情也带着傲慢。这幅画反映的则是毕加索强烈的自信心。
（二）
因为对学院的教育感到失望，毕加索到学院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开始到处追踪那些马德里的姑娘；每天不到正午，他都不起床；起床之后，就整天在列提罗公园画速写，观察周围的人和环境。
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之后，毕加索最终决定离开学院，向“社会”这个“老师”求教。
打定主意之后，毕加索就把他的“课堂”搬到了普拉多美术馆。在这个曾经来过的地方，他又一次被委拉斯克茨、格列柯、鲁本斯等人的作品吸引住了。他还记得，当时父亲带他来的时候，父亲对每位名画家的画风、技法等都进行了评价；而现在，毕加索已经完全可以独立欣赏和品鉴这些作品了。
“这才是真正的学校。”毕加索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道。
埃尔·格列柯的作品引起了毕加索的特别注意。生活在16-17世纪的格列柯属于威尼斯派，所作的画也多为宗教题材，人物瘦长变形，在一种神秘的气质当中宣扬苦行主义精神。他那通过手势和眼神揭示人物心理的哲人式画法，深深地感染了毕加索。去普拉多复制委拉斯开茨和格列柯的名画，也成了毕加索每天的必修功课。
天气稍稍变暖一些后，毕加索就漫步在马德里喧嚣的街头，手里拿着一个写生本进行写生。很快，他就完成了五本街景的写生，其中两本只用了一个月。
在这段时间内，毕加索几乎走遍了整个马德里，尤其是饥饿与贫困的波希米亚人经常出没的那些暗得可怕的小胡同。他敏锐的目光开始对实物的可塑性进行考察。他发现，同样都是人，富人们总是那么大腹便便，目空一切；而穷人们却只能是枯肠瘦肚，委琐难堪。物体这种可塑的品质，在他后来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绘画中也很明显地表达了出来。
不久后，毕加索在马德里不上课而到处闲逛的消息就传到了巴塞罗那和马拉加。他的亲人们以为他不好好学习，都非常生气。萨尔瓦叔叔听说毕加索在学校经常逃学后，更是不高兴。在这位一心只想侄子光宗耀祖的叔叔看来，只有圣费南度皇家美术学院才能使毕加索日后飞黄腾达，而现在毕加索如此自由散漫的行为简直太让他失望了。一气之下，萨瓦尔停止了对毕加索的接济。
毕加索的生活本来就十分拮据，这样一来，就更是雪上加霜了，他甚至穷得连绘画的材料都买不起了。后来，毕加索曾对诗人艾吕雅回忆了这个时候，他说：
“饿肚皮都是小事，几天不能创作，我就像停止了呼吸一样。”
无奈之下，毕加索只好将一张画纸做几张用，密密麻麻地画，重重叠叠地画。有一张后来被人们发现的画纸上涂满了小丑、狗、马和吉卜赛人等。由于画得太密，辨认不清，只能数得出八个签名，前面都是同一日期：“12月14日”。
毕加索总是喜欢把日期放在签名之前，有人对此不解，对此他解释说，时间比名字更重要。
（三）
冬天的马德里十分寒冷，毕加索身无分文，贫困交加，但倔强的毕加索还是不肯回到学院上课。第二年的春天，他就病倒了。猩红热使他成了格列柯画中一样的人物。
这种病是可以致命的，但毕加索的生命力却异常顽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全身脱了一层皮，又长出了一层新的。他蹒跚地走出房间，去参加了6月12日的圣安东尼奥的节庆。因为他不愿意错过这个节庆中一分一秒的快乐。
病差不多康复后，毕加索就登上了回巴塞罗那的长途火车。巴塞罗那的家乡口味、温暖人情和他天生的生命力，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和精神。
毕加索回到家后，父亲对他的态度明显冷漠了，就是那些以前欢迎他的人，现在也都显得怪怪的。唯有母亲相信儿子，她拍着毕加索的肩膀说：
“如果你去当兵了，你就能成为将军；如果你去当僧侣了，你就能成为教皇。”
1946年后，毕加索当着情人弗朗索瓦·吉洛的面，接上了母亲的话茬：
“可是我当了画家，我就成了毕加索。”
母亲的话对毕加索的触动很大。从这以后，他的画上就不再用“鲁伊斯（Ruiz）”署名了，而是用“毕加索（Picasso）”书名。一是因为这个姓很新鲜，二是他和母亲太相像了，他愿意这么更改过来。
父亲霍塞希望毕加索能够继续回到马德里的美术学院去，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而这时已经16岁的毕加索对绘画有了自己的思考。他觉得自己亦步亦趋地跟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师后面，虽然能够多拿几个奖，但却缺乏自己的风格，那不是他想要的东西。毕加索希望，自己能够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父亲对毕加索的表现十分失望。与父亲产生矛盾，让毕加索也感到很难过。为了躲避家人，他经常到街上闲逛。
沉闷的生活让毕加索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曼奴尔·巴斯。1898年6月，毕加索来到了巴斯的家——阿拉贡边区的荷尔达。
巴斯的家人热情地招待了他，他也是第一次沐浴到了农村的风光。很快，毕加索就与和气热情而又沉默寡言的农民们打成了一片。
巴斯的家所在的村庄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圣·雷恩花园。这里鲜花遍野，绿树成荫，山丘上长满了葡萄藤和橄榄树，石灰石峰峦有如哥特式的建筑，高耸入云。
毕加索很喜欢与这里的农民们一起在一种相互尊重的气氛中干活。在这里，他很少画画，而是学习各种农活，给骡子装车、套牛车，以及酿酒、劈柴等等，而且还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乐此不疲。
天气酷热的时候，毕加索就与巴斯，还有一位吉普赛少年，三人一同到山里的山洞去住。那里环境清幽凉爽，好比是一个天然的画室。他们还筑起了一堵墙，用以避风。
在凉爽的山洞中，他们画牛、羊、驴、马等，根本不管外面热浪滔天。在这段时期，毕加索对作画的把握也更加趋于成熟，其中所画的几幅山羊和绵羊的画像，后来都成为了不起的杰作，因为他真正地掌握了它们的动作和神态。他的笔触也更加肯定，在一些作品中他对质感比过去更加重视。此外，毕加索对明暗的对比表现和物体轮廓的加深也有了较大的兴趣。
一直住了3个月后，毕加索他们才下山。而毕加索更是被好客的巴斯一家人留到了第二年的1月份。这年的冬天，他又研究落叶从枯黄到降落的全部过程。他最喜欢的是山区的太阳，纯净而热烈。毕加索对巴斯说：
“印象派怎么画得出这样的太阳呢？这光线是多么美妙啊！”
（四）
1899年2月，毕加索在完成了一幅《亚拉冈人的习俗》的画作后，便起身从荷尔达回到了巴塞罗那。父母很担心他，怕他住不了几天又跑出去了，只好同意他不再去学院的要求。
恰好在这时，毕加索的同学约瑟夫·卡尔多纳正在学习雕塑，因为钦羡毕加索的才华，就邀请他来共用他的画室，这也解了毕加索的燃眉之急。
当巴塞罗那的天气逐渐转暖时，毕加索便每天都扎在画稿当中，画了改，改了又画，似乎没有满意的时候。刚刚在乡村度过了一段热情洋溢、充满朝气的生活，现在一下子又回到了尘世，他仿佛有些不适应。
在1898年的12月，巴黎条约声明古巴独立，美国人占领马尼拉，宣告了西班牙帝国的末日。这也是一个在军事上惨败、屈辱的末日，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复员的伤残士兵。他们纷纷沿街乞讨，求人施舍。这让毕加索感到仿佛周围充满了死亡的阴影，那些被遗弃的、形如枯槁的士兵，随时都可能面临着死亡。
因此，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也被死亡的气息笼罩着，这可以说是毕加索的“黑色时期”。濒死的人，面色惨白的自画像，模糊的面孔，凄凉灰暗的背景，都充斥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中，如《死神的呼喊》、《两个极其痛苦的人》、《死神之吻》、《路易莎的墓前》等等。
可是，连毕加索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美术活动渐渐地已经被纳入了“现代派”的观察范围。
有一天，毕加索正在画室里修改作品。忽然，门开了，一个长头发的青年站在了毕加索的面前，问他是不是叫毕加索。
毕加索惊讶地睁着大眼睛，没有做声。来人也不再询问，而是迅速将视线转到他的画板上，毕加索那件被改得鬼画桃符般的作品令他弓着腰，足足地看了十多分钟。
这个人就是诗人、画家萨巴泰，毕加索一生当中最为持久、最为忠实的朋友和日后最为可靠的助手。
多年后，毕加索与萨巴泰都回忆起了第一次的会面。
“当我走过他的面前，向他道别时，我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禁为他的整个形象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而折服。”毕加索说。
“我一看见他就想，德梭那小子没说错，他果真是非凡的。他的眼睛亮得就像两颗星星，你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那双手虽然小，但灵巧、好看，动起来的时候好像在说话。他的画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我说不出，但却深得我心。”萨巴泰说。
萨巴泰是巴塞罗那卡塔卢西亚人，据说是西班牙著名画家米罗的远房表叔。他是一位作家兼诗人，戴着一副像酒瓶底一样厚的高度近视眼镜。现在，他很想学习雕塑，于是就慕名来拜访毕加索。
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不久后，毕加索又发现了另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四猫酒吧。
“四猫”这个名字源于西班牙的一句民间谚语：“小猫三四只，不成气候。”酒吧的创始人皮尔·洛莫为酒吧取这个名字有点自嘲的味道，意思是“我们都是一些小人物”。
“四猫酒吧”其实是个文艺沙龙，经常举办一些画展、学术研讨会等，以颇具艺术品味的风格吸引了巴塞罗那众多的文学、艺术界的青年人。
毕加索很快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并且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小团体中。不过，他并不参与到那些人的高谈阔论当中，他对那些人争论的哲学、政治等问题并没有兴趣，只是坐在一旁抱着速写本不停地画画，他喜欢这里这种充满挑战的气氛。
但是，毕加索的画却吸引了其他人。他给这些人都画过像，许多画都被挂在墙上。因此，他也成了这个圈子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这个小小的酒吧里，标新立异之风和异常活跃的艺术氛围激发了毕加索大胆而自由的想象。也只有在这样一群人中间，他的艺术创造力才能得到响应。尽管此时的毕加索仅仅18岁，但他已经有了一大群的崇拜者，受到年轻人的拥戴，大家都亲热地称他为“本雅明”（意为最小最可爱的儿子）。
1900年，毕加索19岁时，他的朋友们为他在“四猫酒吧”举办了一次画展，展出的都是毕加索的人物素描肖像画。画中的人物多是死亡、悲哀、阴雨和愁苦之人，这也反映了毕加索在那时的苦闷情绪。
同年7月，他们又在酒吧展示了毕加索的第二批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描绘斗牛的场面：骑在马上的斗牛士、受伤的公牛、狂热的观众等。与第一批作品相比，这一批画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死亡的阴影，而是充满了活力，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鼓舞。
尽管这两次画展并没有卖出去几幅画，但毕加索的作品却赢得了成年人的赞誉，其中的一幅《最后的时刻》还被送到了巴黎参展。人们相信，他很快就能成为西班牙最杰出的画家。
不过，家里人却不赞成毕加索混在“四猫酒吧”，认为那里的人都是一些行为不端的人，担心毕加索会因此而误入歧途。尽管毕加索一再解释，也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毕加索决定：离开巴塞罗那，到巴黎去！
在临行前，毕加索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给自己壮行。他遥望着浩茫的天空，大雁飞过，万里碧空，挑战的豪情和征服的欲望蓦然跃起。毕加索神定气足地在自画像的眉毛上连写三遍：
“我是天下第一！”
1900年10月，在距毕加索19岁生日只差几天时，他和好友卡萨吉姆斯一同离开了巴塞罗那，怀着对艺术之都的美好憧憬，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