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看到已存在的事实，问为什么；我看到不存在的可能，问为什么不。
——毕加索
（一）
当毕加索的双脚实实在在地踏上自己心仪已久的土地时，就像伊斯兰教的朝圣者到达圣地麦加一般，心里充满了兴奋、激动。
毕加索惊奇地眺望着远方的埃菲尔铁塔，他肯定自己已经被他至今所见过的最大的庞然大物镇住了。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位慈祥的巨人，还是一位凶神恶煞，也不知道这个城市即将带给他什么样的改变。
世纪初的巴黎充满了新鲜、浪漫和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气息。各时代的名流大家都聚集在这里，各个艺术流派在这里也是争奇斗艳，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可以说，巴黎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与西班牙那种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初到巴黎的毕加索感觉如鱼得水，也感到了自由与兴奋。
这一年，恰逢巴黎举行规模宏大的第四次世界博览会，因此，艺术上更是充满了奔放的热情。在1914年以前，巴黎都是艺术家们不厌其烦的表现主题。巴黎社会的开放性和它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使它成为现代艺术的发源地，并且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欧洲各国和法国外省的热爱美术的青年人开始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事实上，每一位后来成为20世纪新艺术运动的领导者，在那个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都曾经到访过巴黎，不少人还在巴黎定居下来。
眼前的巴黎，在毕加索的眼里，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大城市，并且充满了忙碌——这里完全没有西班牙式的散步。而且，他们周围的人全部在说法国话，作为异乡客的毕加索一句也听不懂。
不过，毕加索起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巴黎的艺术家们都住在蒙特巴那塞，因此在那里一定可以租到便宜的房间和画室。
于是，毕加索和卡萨吉姆斯一起找到了蒙特巴那塞。正当他们准备租下附近的一个空屋子时，毕加索遇到了自己的画家朋友诺奈，他正准备返回巴塞罗那。因此，诺奈马上就将自己在加布耶路的画室让给了毕加索他们。毕加索和卡萨吉姆斯自然不会拒绝这么慷慨的赠予，他们愉快地住了下来。
面对巴黎这个五光十色的艺术天堂，毕加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知识。他怀着难以遏制的心情，在这个崭新的艺术海洋中遨游着。
以后每天，毕加索都会早早地起床，然后迫不及待地赶到卢浮宫观摩塞尚、莫奈、梵·高、高更、劳特累克等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在这些优秀的作品面前，毕加索一向以来的自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艺术的博大精深，也明白了自己通向“艺术大师”的道路还很长。
于是，毕加索顾不上欣赏埃菲尔铁塔的雄伟和凯旋门的壮丽，而是去参观各种国际性的美术展览，或者到美术馆临摹名家们的作品。即使是走在大街上，他的眼睛也随时都在观察着周围的每一个可以入画的细节。此时的毕加索，真的恨不得自己能够多长几只手、几双眼睛，将他所看到的全部画下来。
毕加索来到巴黎，既不是以学生或流亡者的身份，也不是为了征服这座城市，而是作为艺术家来开创他的事业。他坚持认为，艺术家只能从事艺术创作，而不能兼顾其他。即便是穷困潦倒，也不例外。因此，毕加索经常手持试速写本，歪戴着帽子，扎着色彩绚丽的领带，脖子上再围上五颜六色是方格围巾。
他的这身打扮在西班牙也许会引来众人的围观，而在巴黎，是没有人注意他的。他步履轻快、充满活力地奔走在大街和广场上，画下来回走动的行人、周围的建筑、优美的卢森堡公园边的街景、塞纳河畔的教堂，以及动物园中各种各样的动物。
巴黎的每一个地段都有自己的特点，画家们常说：“每转一个弯都会有一幅画。”说得没错，这座城市也在毕加索的心中渐渐明朗起来，巴黎也很快成为他不可分离的精神故乡。一位传记作家指出，如果毕加索留在西班牙，他的艺术将会像那古老的血统一样，永远难以改变。以后毕加索就在巴黎定居下来，直至去世，不能不说与这个良好的开端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由于语言不通，毕加索的活动范围在开始阶段仅仅限于巴黎的西班牙嘉泰隆人的圈子中。这里是贫民区，这也让毕加索有机会接触到了巴黎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
在毕加索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小舞厅，是工人们在辛苦劳作之后休息放松的地方，毕加索也经常光顾这里，并将这里的各种情景都用画笔描述出来，创作了《烘饼磨坊舞厅》。
这幅画很快就驰名巴黎画坛，成为他到巴黎之后的第一幅重要作品。
这幅画画的是在一个阴暗、拥挤的小酒馆里，一个带着高帽子的男人和一个舞女正在跳舞，大厅里挤满了舞迷，女士们都带着大花帽子，周围的人们或站立、或坐着，他们的姿态和眉目间都流露出亲近和诱惑。
这是一幅具有印象主义传统的画作，也是毕加索模仿劳特累克的《红风车舞场》而作的。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毕加索在艺术风格上受劳特累克等印象派画家的影响较大。
毕加索住的地方距离当时的新艺术中心拉菲特路只有一箭之遥。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地区逐渐发展成为艺术家和公众们的一个重要信息中心。那里有十几个陈设简朴的画廊，画廊的主人大多都有些古怪。
拉菲特路1号是《白色杂志》的总部，这个杂志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先锋艺术的总代表；6号则是画家塞尚的代理商富拉尔，他曾展出过梵·高、高更和纳比画派的一些作品；8号是本哈明·简这位著名艺术代理世家的事务所；16号是印象派画家杜朗·路的画室，旁边则是卡劳维斯·萨格特的画室，他也是最早出售毕加索作品的艺术代理商。再前面，就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女性贝尔特·威尔新开设的画廊，她那里主要展览的是一些先锋派的画作。
在朋友的介绍下，毕加索拜访了这位被他们戏称为“四个苹果高”的女画商贝尔特·威尔。这位女画商很有眼光，当即就用100法郎买下了毕加索带来的三幅斗牛油画。这三幅画的画面上都涂满了最为浓烈鲜艳的色彩，令人感觉到巴塞罗那那炎炎的烈日和灼热感。
真是好事成双，几天后，毕加索又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同乡马纳奇。马纳奇在巴塞罗那有一个工厂，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商，在巴黎经营一些巴塞罗那画家们的画作。
他对毕加索早有耳闻，第一次见到毕加索时，他就很喜欢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同时，他也敏锐地感到，他必须抓住这个人，因为他的画稿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质。而毕加索那狂放不羁的服饰及发型，也令马纳奇感到，这将是一个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物。
因此，马纳奇愿意每个月付150法郎的薪水，请毕加索按照他的要求作画。
这个薪资显然是比较低的，因为当时法国的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资都能达到7法郎，但要维持生活还是足够了，那时法国的普通老百姓每天2法郎的生活费就已经够了。
另外，马纳奇还在他的住所为毕加索腾出了一间较大的房间，里面的画具也都很齐全，毕加索可以很专心地在这里画画，这也算是让毕加索有了一个稳当的落脚之地。
所以，毕加索自然也感到很满意，愉快地答应了马纳奇的要求。而且，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完全摆脱父母的经济支援了。
他想起刚刚准备来巴黎时的情景：母亲一言不发，暗示对他的支持；而父亲则提出了许多反对的理由，因为他一直想让毕加索完成在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学业，一旦毕加索拿到了文凭，靠他的影响力和毕加索的才华，在当地完全可以找到一份美术教师的工作。
但是，霍塞最终还是向儿子妥协了，允许毕加索独自去巴黎发展。
后来，毕加索的好友萨巴泰问他：
“这一切所要花费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
“卡萨吉姆斯和我共同分担，我的父亲负责车票钱。他和我母亲送我到车站，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几个零钱了。他们一直到月底才能把家用平衡过来。这是我母亲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毕加索说。
（三）
在马纳奇的帮助下，毕加索在巴黎有了微薄的收入，因此生活也变得更加安稳了，这也让他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作画。
就在毕加索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他的同伴卡萨吉姆斯一到巴黎就爱上了一个姑娘，但那个姑娘却对他的疯狂追求无动于衷。卡萨吉姆斯每日神魂颠倒，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他也不再学画，每天只是酗酒，嘴里还嘟囔着要自杀。
毕加索看着朋友一天天憔悴下去，心里感到很不忍。他想，马拉加灿烂的阳光也许可以治疗朋友的单相思。而且，他也真的担心卡萨吉姆斯会自杀，因为他之前在巴塞罗那就有过一次自杀的想法。
为了避免悲剧重圆，毕加索半劝半拖，将卡萨吉姆斯带回了老家。
两个人于12月20日回到了马拉加。虽然毕加索在巴黎生活得很惬意，但他那又长又乱的头发和那顶古怪的帽子，以及街头艺人一样的打扮，让家人十分不满。他的父亲和叔叔都认为他现在所画的画不堪入流，没想到他在巴黎学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毕加索克服着家人，尤其是父亲和叔叔对他的不满，一心希望地中海的良好气候能让卡萨吉姆斯忘记过去，重新振作起来。可是，卡萨吉姆斯却依然是在幽暗的酒店角落里借酒浇愁。
无奈之下，毕加索只好准备前往马德里，而卡萨吉姆斯却不愿一同去。在一家放着音乐的小酒吧里，两人互相道别。
不久，卡萨吉姆斯便又黯然地返回巴黎。1901年2月17日，他当着心爱人的面，开枪自杀，结束了他无力摆脱的爱情悲剧。
毕加索听说卡萨吉姆斯自杀的消息后，好几天都一言不发，只是画。不久，他就画出了那幅低沉阴郁的《卡萨吉姆斯的葬礼》。
这幅很大的油画也是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之一。在画面上，送殡者、尸体与云雾上的裸体女孩、飞腾的白马，反映出了画家此时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地狱的混沌与天堂的清明糅杂在一起，也让人想起高更在临死前所画的那幅著名作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
在马德里，毕加索结交了一位新朋友，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达·阿西·索勒的巴塞罗那人。两个人经过一番合作，编辑了一份名为《年轻的艺术》的杂志，并于1901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
两个人的最初想法是想把这本杂志办成一本“真实可靠的刊物”，在西班牙推动艺术革新的浪潮。可惜的是，《年轻的艺术》只维持了五期就停办了，因为缺乏资金的支援。
这时，巴黎的马纳奇开始催促毕加索返回，因为他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到毕加索应允的画作了。同时，马纳奇又告诉毕加索一个消息：塞尚与高更的经纪人准备为他举办一个画展，问他是否同意。
毕加索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在1901年4月底，他就返回了巴黎。
（四）
由于有了马纳奇的经济支持，这时毕加索再次前往巴黎便只是随便与家里说了一声，不再像第一次那么困难了。而父亲霍塞也放弃了他的权威，不再多说什么。
到了巴黎后，马纳奇迎接了他，并邀请毕加索住在克利希大街130号他那不太宽敞的画室里。
这个画室有一个小门厅和一间卧室，外面楼梯的平台上还有一间浴室。毕加索搬到画室不久，就给马纳奇画了一幅肖像，采用的是纯正的梵·高黄色、红色和白色进行厚涂。尽管色彩是十分欢快的，但一条浓重起伏的黑色轮廓令画面中的形象器宇轩昂，像个斗牛士一样神气。
马纳奇认为，毕加索要想尽快出头，就必须去见富拉尔。富拉尔是个很有名气的画商，性情豪爽，眼光独到，曾经赞助过塞尚，并与许多名画家、名诗人都颇有交情。
毕加索的画得到了富拉尔的赞赏，他满口答应尽快为毕加索举办画展。毕加索知道，富拉尔的画廊是很威风的，他想通过这一次画展在巴黎一举成名。
为此，毕加索闭门苦修，专门为迎合贵族资产阶级的趣味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6月24日，画展在富拉尔的画廊开幕了。但令毕加索不快的是，画展同时还展出了另一位画家的作品。为此，他连开幕式都没有参加。
画展共展出了毕加索的75幅画，其中包括他在来巴黎后一个月内创作的30幅画作。这次展览给人的印象是风格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让人难以相信这些画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同时，从画作中也能看出，毕加索这个时期受到了很多画家的影响，如莫奈、比萨罗、梵·高、劳特累克等。
就其艺术水平来说，这些画作是很成功的。但是，画展结束后却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这给了毕加索以沉重一击。
值得庆幸的是，毕加索的创作动机被《艺术报》的评论员费里基昂·夫杰及时勘破。为此，他特意撰写了一篇文章，在称赞毕加索“是一位名副其实和富有魅力的画家”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急切的功名心：
“显然，他的创作激情汹涌澎湃，使他无暇考虑树立自己的风格，他的创作个性就存在于这种激情之中，存在这种年轻而急于求成的躁动中。但同时，他的危机也潜伏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情中，它可能使他养成一种平易媚俗的美术趣味。创造和多产，就像暴力和精力一样，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面对着如此光芒万丈的雄伟气魄时，不免对他的作品产生深深的遗憾。”
如果没有夫杰的这篇文章，凭着年轻人的任性和急躁，毕加索说不定会在邀媚取宠的道路上滑得更远。然而，毕加索毕竟是毕加索，夫杰前面赞扬他的部分他并没在意，反而是后面这几句批评的话有如当头棒喝，让他的全身心都为之一震。
这件事对毕加索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在巴黎的快乐也荡然无存，一下子跌入了烦恼的深渊。在一幅素描当中，毕加索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准备外出的画家，穿着灯笼裤，脚蹬高筒靴，头戴宽边帽，手里拿着的袋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绘画工具和材料。但是，他那张严肃而忧伤的脸在这幅画中却敲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毕加索渐渐开始明白自己的画风方向了。而他所谓的“蓝色时期”，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