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忘我的精神去工作时，有时我们所做的事会自动地倾向我们。
——毕加索
（一）
1952年前后，毕加索又突然对斗牛兴趣大增，每次斗牛，人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毕加索。他总是邀请一群朋友前去，坐在前排，接受西班牙斗牛士的敬礼。
这种时刻，毕加索总是被同胞们的生机活力所感动，说话声音也充满的愉快感，就连嗓门都高了不少。
虽然毕加索比周围的人都显得矮小，但他总是他们中间的核心人物。这时他发现，斗牛是一种行动敏捷和场面恢弘的活动，他早年对马戏和戏剧的爱好，在斗牛中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也令他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1954年的夏天，西班牙的斗牛士朋友们为了让毕加索高兴，专门为他举行了一场斗牛表演。他们在城里的大广场上特地造了一个斗牛场。
即将举行的斗牛表演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事情，就连住在沿海一带的毕加索的朋友都知道了，因而都纷纷赶来。
毕加索也特别高兴，亲自加入到全城鼓动宣传的行列里，坐在一辆汽车后面吹喇叭。
斗牛表演开始那天，在万众的欢呼声中，主持人宣布：即将开始的斗牛表演是为了向巴勃罗·毕加索致敬而举行。
全场的两千多名观众都齐声欢呼起来：
“巴勃罗万岁！”
这高昂的欢呼声令毕加索异常激动，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回到年轻时候一样。
在这期间，毕加索各种作品的大小展览会也在陆续举行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毕加索的作品展览会需求超过了其他任何画家。
1951年，在毕加索70岁寿辰之际，除了在瓦洛里展出了素描和石版画外，伦敦现代美术学院也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回忆性的素描展，展品多半是画家本人借给美术学院展出的。
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在法兰西幻想大厦举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雕塑展览会，展品大部分都是初次展出。至此，人们才普遍认识到作为雕塑家的毕加索的伟大之处。
1953年6月，在法国的里昂又举行了一次重要性的回顾画展，规模十分可观。在这次展览上，展出了包括毕加索19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作品。后来，这些作品又被拿到意大利进行巡回展出。
同年冬天，在巴西的圣保罗又举行了一次画展。
对于这些不断在世界各地展出的画作，毕加索说：
“以前很多年，我都拒绝展出我的作品，甚至不肯让人给我的作品拍照。但后来我认识到，我一定要展出……这需要勇气，能够这样做就是有勇气的。人们收藏了我的画，但不懂他们收藏了什么，每一幅画都是一瓶我的鲜血，这就是注入了画中的东西。”
（二）
1955年夏天，毕加索在戛纳看重了一处装饰华丽的房子。这幢房子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从那里可以俯瞰以香槟闻名的戛纳。
毕加索买了这所房子，并且很快就使他的新王国成为一个五颜六色的杂货铺：典雅的客厅和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斗牛广告、陈旧的咖啡壶、刚果木雕黑人像、旧香烟盒……而花园里，也同样随意地摆放着他的各种雕刻作品：颅骨、母猴、猫头鹰……从芭蕉叶、含羞草和桉树丛中看过去，它们就像是一群来自外星的生物。
不久，尼斯迪维克多电影制片厂的制片商乔治·克洛来到这里，邀请毕加索与他一起合作拍摄一部长影片，同往的摄影师则是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儿子科罗尔·雷诺阿。
其实此前毕加索也尝试过拍摄过一些小型电影，但他也只是自己饶有兴趣地玩玩而已。虽然他对电影很有兴趣，可要让他来演，他还是有些不安。
1950年，他曾经看过马蒂斯拍摄的一部影片，对影片中马蒂斯蹩脚的表演狠狠地嘲笑了一把。后来，为马蒂斯拍摄电影的制片商也要给毕加索拍一部，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斩钉截铁的：
“你们别想让我那样当傻瓜！”
可不知什么原因，这次当克洛请毕加索担任唯一的男主角，拍摄一部彩色的纪录片时，毕加索居然一本正经地答应了。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毕加索的奥秘》，目的是要将毕加索画素描和油画的过程从头到尾地拍摄下来，以永久性地记录他真实的创作过程。
在事先商议时，毕加索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即将登场的斗牛士一样。这种感觉在他每次动手画画时都多少体验过，但这次有这么多的观众在场，他肯定会有些手忙脚乱。他不能单独工作，一举一动都要听从别人的摆布，这在他的人生中还是从未有过的，而且还要在灼热的灯光下表演好几个小时，他更觉得自己像多年前在马戏场里表演的小丑了。
不过，也不知道克洛用了什么好办法，毕加索居然高高兴兴地听从他的指挥。接连两个月，毕加索都每天一大早起来，赶到电影厂，在那里耐着性子，让聚光灯从不同的角度照在他的身上。
随着拍摄的进行，毕加索对那套繁乱的程序产生了兴趣，也配合得很到位。比如到了该停的时候，不用导演喊停，他就会主动坐到一边去休息了。
第二年春天，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公映了。毕加索也来了。
影片开始后，看到他的画如同被魔力驱使着在银幕上展现出来时，毕加索很高兴，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作画的样子。尤其是克洛想了个新办法，让毕加索在一张渗透力很强的纸上（可能是中国的宣纸）作画，然后让摄影机在纸的背面拍摄，这样画家的手就不会把他的画挡住，画家本人也不会受到摄影机的影响。
影片中也穿插了一些戏剧性的情节和悬念。有一场戏时间很长，毕加索在一张大幅海滩风景画上进行了许多惊人的修改后，忽然对着观众大声说：
“坏了！全坏了！”
说着，他又用笔将画全部抹去，重新开始画，从失败中又画了一幅更好的。在影片结束时，他大书自己的名字，然后赤臂伫立在黑暗的空间中，眼睛炯炯有神，这几乎成了一个纪念碑式的象征。
这部纪录片不仅是毕加索艺术天才的胜利，也是他平易、坚强、严峻个性的胜利。
（三）
在世界绘画史上，素来都有“东张西毕”的美誉。张，指的是张大千；毕，自然就是指的毕加索了。
1956年4月，张大千在日本东京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同年的6月至7月，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与卢浮宫博物馆又隆重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和“张大千近作展览”。这两个展览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艺术与敦煌艺术的热潮，张大千也被欧洲艺术家誉为“东方艺术最伟大的中国艺术家”。
张大千对毕加索十分敬仰，也一直很想找机会拜访毕加索，因此在巴黎画展期间，张大千就向旅居在巴黎的中国朋友提出，希望能够会晤毕加索。
但是，由于当时毕加索已经声名显赫，且年岁已高，性格古怪，朋友们都觉得很难办到。
张大千很着急，于是就决定自己亲自登门拜访毕加索。
通过一份报纸，张大千得知7月28日这天毕加索将在坎城主持一个陶器展览的开幕式。于是，张大千便带着夫人连夜赶到坎城，并让翻译给毕加索的别墅打电话约见。
毕加索当时没在家，他的秘书答应毕加索回来后会转告，约见很顺利，当毕加索听说中国画家张大千先生专程来拜访他时，很高兴，约定第二天在陶器展览会上见面。
第二天，张大千一早就兴致勃勃地与夫人和翻译三人一起赶到展览会场。
可是，当毕加索刚刚走进会场，激动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蜂拥而上，甚至将毕加索抬了起来。
张大千当时穿着一袭长袍，留着长须，在外国人当中相当显眼。因此，虽然两人不相识，毕加索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张大千，但热烈的气氛让两人根本无法交谈。
7月29日，张大千又偕同夫人与翻译一起，依约来到毕加索的别墅，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终于正式见面了。
这次见面给张大千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毕加索的画室里堆满了各种黑人雕塑、非洲艺术书籍与资料等。这使他了解到毕加索艺术创作的各种新颖图像的原型，而那些对于张大千来说，简直就是千奇百怪无法理解的艺术表现，并不是他原先设想的那样，只是游戏般地随意涂鸦而已，而是十分严谨的艺术创作。
毕加索不断创新求变的艺术精神，想必也给张大千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这对张大千晚年泼墨新画风的开创不无影响。
当时正值酷夏，天气炎热，平时毕加索在家里都是只穿着一条短裤。而这一次为了欢迎张大千的到来，他特意穿上了一件条子花纹的衬衫和一条挺括的西裤，衣冠楚楚地接待张大千夫妇。
在交谈中，毕加索向张大千请教中国画的技巧，并将他的中国画习作拿出来，请张大千指教。
张大千一看，便知道这是模仿齐白石老人的风格所作。虽然尚未达到中国画的“墨分五色”、“层次互见”的境界，但也颇见画工。
张大千详细地向毕加索介绍了中国画的意境和画法，毕加索频频点头，共同的爱好与追求让两位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毕加索还邀请张大千夫妇一起共进午餐，随后，又将自己的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赠送给张大千。
张大千也精心地画了一幅《双竹图》回赠给毕加索，并选了几支粗细不同的中国毛笔和一套极其珍贵的汉代画像石刻拓片送给毕加索。
在与张大千的会晤中，毕加索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一向以为西方白人没什么艺术可言，综观世界，第一是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有艺术，第三则属非洲的黑人有艺术。多年来我深感疑惑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与东方人来到巴黎学习艺术，舍本逐末而不知，真是令人感到遗憾！”
毕加索的这番话虽然有些偏颇，但却是也是发自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