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镜花缘》和《山海经》有什么关系？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丰富、风貌独特的古代著作，包含历史、地理、民族、神话、宗教、生物、水利、矿产、医学等诸多内容。对《山海经》一书的分类，历来说法不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形法类，东汉班固则把它列入术数类，而西汉的刘歆则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很推崇《山海经》，认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到了明代，胡应麟又认为《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开始把它列入”语怪”之书。到了清代，《四库全书》也把这本书列入小说类。鲁迅先生认为这本书是巫觋、方士之书。但是大多数论者认为，《山海经》是中国早期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以《五藏山经》的地理价值最高。
在古代，人们对《山海经》地理学价值的认识，经历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东汉时，著名的治水专家王景从治卞入手开始治河，临行的时候，汉明帝赠送给他的参考书中就有《山海经》。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引用《山海经》达八十余处。在以后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王尧臣《崇文总目》等书中，都将《山海经》看成是史部地理类图书。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东汉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中主张该书出于唐虞之际，是禹、益所作。以后《尔雅》、《论衡》、《吴越春秋》都认同他的说法。现在来看，这一说法出现得最早，流传的时间也最长。然而，如果细细考究就会发现，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已经发现《山海经》的内容前后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地名和人物的说明相互矛盾的情况也很普遍，加上后人对书的内容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注解，所以已经很难知道书中所记载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样了。所以，后来的学者怀疑这本书并不是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北齐《颜氏家训·书证篇》根据《山海经》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的地名，认为这本书绝对不是禹、益所作。《隋书·经籍志》也说肯定不是三代以上或禹、益时代的作品。此后，随着考古学与辨伪学的发展，禹、益之说被逐渐否定。
当代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成的，并不是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山海经》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山经》成书年代最早，为战国时作；《海经》为西汉所作；《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所作。有的学者把《山海经》中的《山经》和《禹贡》作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山经》所记载的山川名和周、秦时代河汉间的山川名最相吻合，所以作者应该就是这一地区的人。至于时代，当在《禹贡》之后，也就是战国后期。
虽然说法众多，直到现在，《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和作者仍然是一个谜，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但就是这样一部《山海经》，却和《镜花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山海经》就没有《镜花缘》。
在《镜花缘》中，最有价值的是前半部分，唐敖等人游历海外三十多个异国，大都来源于《山海经》。作者在书中第三十九回提到，”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说的就是《山海经》。但李汝珍在描写这些海外国度时，虽然多以《山海经》的点滴记载为依据，但他对原始材料大都进行了深度加工，并重新进行虚构，海外诸国都被赋予新的含义。所以鲁迅先生曾经对此称赞说：虽然是引用古籍中的地名，但是作者匠心独具，剪裁得当，所以整部小说也显得风格独具，别有风采（《中国小说史略》）。
因此，读《镜花缘》尽管可以用”好似读了一部《山海经》”（赵招狂《足本镜花缘·本书特点》）来做比，但《镜花缘》毕竟不是《山海经》的翻版，而是一部意象和内涵都极为丰富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