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哈耶克很自负，哈耶克曾对他的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他可能就是在世的最着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凯恩斯去世后仍然是大人物，而且由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圣人。而渐渐地，再没有人还记得哈耶克这个经济学家了。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
哈耶克被学术界被抛弃后，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决定去美国。最初他打算在爱因斯坦待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谋个职位，但这个大学不接受由其他机构资助的学者，于是他便去了芝加哥大学。1962年，哈耶克也说，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是因为他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之后哈耶克更多的是研究社会学问题。
《通往奴役之路》的销量并不好，也没有给哈耶克带来意想中的名望和收入。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的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3万美元。到20世纪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1950年，哈耶克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后，他的头衔变成了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赴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亚当·斯密也曾经是位“道德哲学教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62年。在那儿，他写出了《自由宪章》。《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自负地认为，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时代》杂志，但该杂志甚至不愿意刊登他着作的书评。哈耶克最后因为财务方面的原因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因为芝加哥大学要求的退休年龄非常早，而且退休金也很低。按这个规定，他还有两年，也就是到1964年就该退休了。
哈耶克来到德国，接受了弗赖堡大学的一个教职。在此，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探讨和阐述经济社会行为中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开始重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体间进行社会合作的洞见。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人类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政府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让他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他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别的地方一样吸引人……将政府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政府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
自生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自生秩序的术语并非哈耶克发明，这一观念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哈耶克认为中国老子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做《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生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有着很深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哈耶克开始真正在媒体上出名是在1972年。这一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里面收录了哈耶克的思想，哈耶克于是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了。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颁奖颁给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着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1960年。此时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且大约有30多年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看，诺贝尔奖是闹了一个笑话，但是本质却不是这样。
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正处于最危险的对立时期。苏联正处于最鼎盛的巅峰时期，其核力量也由美国的1/6上升至超过美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却陷入“滞胀”之中。受中国影响，欧洲不仅仅出现了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而政治革命也在酝酿中，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正纷纷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也就是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政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摇摇欲坠，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开始倾心社会主义。这时候诺贝尔奖不得不将被雪藏30多年的哈耶克从历史的垃圾篓中再次请出来。哈耶克也许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但其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也足以让资本主义再抵挡一阵子，如果再加上诺贝尔奖多年积累的公信力，达到这一点并不难。哈耶克作为一个来自纳粹国家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为资本主义献媚。诺贝尔奖也继1970年将其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之后，再一次进行了政治投票。
1974年索尔仁尼琴和哈耶克同时出现在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将《通往奴役之路》的俄译本送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看过《通往奴役之路》后给哈耶克写了封信，他说：“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然而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不过，要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赞成这些观念的书。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待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他才在英国大为出名。
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撒切尔，而是将矛头指向哈耶克。大众媒体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的幕后大佬。人们指责“哈耶克是这届政府制定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200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他经常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评论文章。哈耶克认为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就必须打碎工会的特权，抑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
尤其是1978年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哈耶克把奥地利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不太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5封批评信响应。人们批评哈耶克“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
1978年，哈耶克带有自我总结地评论道：“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
1989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哈耶克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似乎就像第九颗行星的发现之于牛顿，或星光经过太阳引力区的偏折现象的发现之于爱因斯坦那样，竟然奇迹般地把哈耶克作为伟大预言家的地位一下子提到了几乎与牛顿、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高度。
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在中国，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也更不知所以地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其实，这个哈耶克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作为“内部读物”被介绍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哈耶克的论文集等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由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即《自由宪章》的中译本）等哈耶克“全集”译本正在进军中国。问题在于，在整个中国文人阶层堕落成金钱和权贵的附庸而没有自由思考条件和能力的今天，哈耶克只能被利用误导中国通往奴役之路。例如，“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开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我国解放思想的新里程”，“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浅薄的哈耶克的发迹，只能用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西方学术界上层“精英”小集团被权力金钱收买、智识退化的现象来解释。
哈耶克出身于维也纳着名的犹太富贵世家，与其说它是新世纪的希望，还不如说更可能是今天和未来的祸害。因为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与苏东20世纪80年代末的崩溃并没有多大关系，他预言英美将因政府干预而“通往奴役之路”，这不但是危言耸听，而且与这两国后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应该说他的预言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预言在英美甚至缺乏警示的价值。事实是，美国从3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状态中经过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走向了繁荣，后来以其强大的国力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又接着在战后帮助欧洲重建，美国也因此取代了英国成为20世纪世界头号强国。而从20世纪70年代后，信奉哈耶克主义的英美反而开始走下坡路，而没有信奉哈耶克主义的北欧反而成功了。
抛开经济学专业，哈耶克对法律的认识颇有可取之处。他认为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产效率。他的朋友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贡献主要是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对照哈耶克的原版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只宣扬哈耶克主张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好经都被念歪了。
另外，哈耶克也认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但他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他却语焉不详，始终没有划不出这条线来。
哈耶克的哲学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受到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这种认识论，我们要了解哈耶克的学术思想及写作风格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哈耶克主义常常给人一种巫术的感觉，因此大部分看过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吓住了。他的书往往不是在讲理论，而是通过某些奇怪描述让人们感到恐怖。哈耶克也许并非一个成功的学者，但哈耶克确实是一个心理学高手。类似巫术的东西终究只能在科学素养不高的人群中流行，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正好为哈耶克主义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也就是哈耶克主义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而在中国却成了香饽饽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耶克一生的沉浮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
哈耶克主义是中国走入文明社会的障碍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加强人权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这三样都是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由此看哈耶克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最大的敌人。中国老百姓所痛恨、痛骂的那些经济学家绝大部分属于哈耶克主义者。
哈耶克与中国的方舟子属于同类型的人，方舟子既反左派，又反右派，他唯一的标准就是反伪。哈耶克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本身是极右派，但他既反左派，又反温和右派。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很多，唯独哈耶克主义是反文明的。
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等着作中，哈耶克攻击普选权，诋毁民主，仇视工会。我们承认哈耶克的学说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承认人权、福利、民主这些事物并非完美，然而虽然不完美，但仍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瑕疵，就将其弃之如敝屣。世界不是为哈耶克而存在，中国更没有必要削去人权、福利和民主而去适哈耶克自由之履。
无理搅三分，吹毛求疵，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是哈耶克思想的主要特点。如一个事物，如果有九分是好的，一分是坏的，那哈耶克就抓住那一分坏的，将其妖魔化，进而使人们产生恐怖，而不敢去追求这具有九分美好的事物。因此，人权、福利、民主在哈耶克眼里都成为了邪恶的东西，而他所高度赞扬的自由和法制其实很不靠谱，自由主张的是消极的自由，他们所主张的法制是精英立法，而不是民主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