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社会保障方面，哈耶克认为如果一个人因失业而失去了生活保障，那么仅仅是这个人自己对失业负责，不需要别人来为他的失业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失业保险是对自由的恶意篡改，他认为社会保障牺牲了自由。哈耶克实际在主张自生自灭的社会哲学。哈耶克也反对福利国家，但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无什么新意，如认为福利国家低效的、缺乏竞争的挑战，损害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限制了个人自由，抑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等。
在反对人权方面，哈耶克主要反对工会权利和公平教育，哈耶克将工会称为异化为谮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组织，他认为工会破坏了“自发秩序”。然而在中国，问题不是工会过于强大了，而是根本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工会；工资的集体谈判之所以必要，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单个工人面对企业不可能具有任何谈判的力量。企业是高度组织化的，面对一个组织，单个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企业制定工资，通常不是针对单个工人分别制定，而是统一制定的，那么工人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名义与企业就工资进行讨价还价也是合理的。哈耶克还反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在对民主的反对上，哈耶克拼命夸大民主的危害性，试图忽悠大众安于“经济自由”而不要去过多追求“政治自由”。哈耶克并没有民主概念，哈耶克认为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他认为，民主会破坏市场的机制，而市场机制乃至于市场机制构成的社会是最能保障自由的，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民主国家制定实施的经济政策，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有效的运行。民主国家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哈耶克这一思想倾向，使他成为很多独裁者的座上宾。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是哈耶克的朋友，在他统治期间哈耶克多次访问过智利，并将皮诺切特包装成“自由战士”，还在智利召开了一次着名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哈耶克把皮诺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哈耶克认为：“在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下更好的保护。”二战以后，哈耶克着就将《自由宪章》赠给了一个人-葡萄牙的统治者萨拉查。萨拉查1931年就已经在葡萄牙建立了法西斯制度，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耶克把《自由宪章》送给萨拉查时附言：“你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其实萨拉查不用看他的书，也不用跟他学，萨拉查早就跟墨索里尼、希特勒他们学到了这些。
在中国，很多人连哈耶克的书都没有好好读过，就对哈耶克崇拜起来，仅仅只是听说他是一个彻底地“反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殊不知，在哈耶克的着作里，“社会主义”主要指“福利国家”而不是指“苏东模式”，“苏东模式”在他那里另外有一个称法“共产国家”或“极权国家”。哈耶克所说的“自由”也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自由，它主要是指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而非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自由”。哈耶克认为政治自由（也就是民主）是可有可无的，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把哈耶克包装成“民主斗士”“自由战士”，纯属忽悠人。哈耶克是一个反民主分子，他反对把民主扩大到社会中下层。在哈耶克看来，一个独裁者只有保证了私有制，保障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才是一个好的独裁者。其实，哈耶克主义的本质是独裁性的资本原教旨主义。
哈耶克的全部理论根植于由休膜、洛克和康德共同开拓的哲学传统：理性的界限、经验的界限、知识的界限进而是人的能力的界限。休膜自称是无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但是他对理性、经验和自我的三重怀疑，对绝对的人性之善的不信任，根源于基督教传统中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的对比之中；康德对人类的理性自负和智慧狂妄的摧毁，不仅源于自然本体的不可知，更源于上帝作为伦理或信仰本体的不可知。哈耶克将人类本身贬低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将人类看得极其渺小，这本身就犯了反人类的错误。
除了以上比较具体的方面，哈耶克在哲学思想方面也是不可接受的，如哈耶克反善，必然受到作恶者的欢迎；哈耶克反理性，必然与狂热者混到一起；而哈耶克反智慧，必然会成为愚民的工具。而哈耶克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他的这些哲学观念上。
人类发展已经表明，任何极端主义都要不得。因为只要是极端主义，肯定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哈耶克主义则是所有极端主义中最要不得的。哈耶克不是中国实现变革与进步可以借助的力量，而是中国大变革时代的投机力量，一旦“与中国的变革与进步搅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甚至会喧宾夺主，成于斯而又败于斯”。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有机知识分子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机知识分子，但是缺少为中下层说话的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是意大利人葛兰西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他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一切利益立场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遍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明确地把自己的立场与某个阶层或利益集团挂起钩来，并且很鲜明地为自己所在的那个“阵营”服务。在葛兰西那里，与知识分子“有机”联系的那个阵营，即阶层或利益集团，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兴起，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公然提出知识分子要将自己的价值和一个特定阶层捆绑，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属于某个阶层的。
有机知识分子对应的就是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御用知识分子等所有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知识型知识分子，保持着自我独立特性和自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产生于和服务于社会集团的专业化知识分子阶层；另一类是相对独立于特定社会集团之外的“贵族化”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教士、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
葛兰西认为，区别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标准是知识分子的直接社会功能。而这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首先就在于具有批判意识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批判和建构新世界观功能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首先是“专业人员”，但是又必须超越“专业人员”，他必须是一个在积极参与实际生活中，质疑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有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批判和战胜旧的意识形态，二是用新的世界观教育和组织民众。
葛兰西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他认为西方国际工人运动受挫的根源在工人阶层在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的丧失。葛兰西认为资本阶层通过收买知识分子，牢牢掌握着了西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民众在经济上认同，在政治上顺从资本阶层管理和统治的思想文化根源。
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政府和资本利益集团从来就不缺乏吹鼓手，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也大多服务于利益集团。他主张那些为中下层说话的知识分子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身份，而且要打出自己的招牌。
葛兰西认为，职工虽然在生产业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葛兰西主张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体，作为新文化的组织性载体，肩负起教育和组织民众的任务。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方式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民众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通过这种教育来同化民众，让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不要在文化上被动接受不属于自己阶层的文化。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是一个旧规则正被逐步打破，新规则正在艰难地形成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权在艰难的改革中容易因恐惧而走向保守，而社会由于缺乏理性的引导而趋向于非理性的激进，这两者都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任由其发展，往往容易在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出现大量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加地明显。可惜中国代贫民诉苦，为中下层争取利益的知识分子太少。
根本还在于媒体，没有媒体，知识分子就没有发声的渠道。而现在的媒体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受众来养活，仅凭着资本就可以养活自己，在这方面报纸又要远远甚于其他媒体。以报纸和电视来对比，报纸可以通过降价促销来贩卖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电视媒体则不行。电视媒体本身就是平价的，或是免费的，因此电视不可能通过降低促销来兜售意识形态，这也是中国在报纸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而在电视领域则没有的原因所在。
报纸只要有足够的资本，降低售价之后就不愁没有销路，而凭资本养活的媒体必然为资本说话。如现在很多都市报一元钱，就买厚厚的几十页的一大叠，在报纸竞争最激烈在广州，甚至在促销期间会出现倒贴的情况，花一块钱买厚厚一大叠的报纸，还被赠送一瓶矿泉水，或是赠送一盒牛奶等。
近年，当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继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也开始流行起来。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先后有不少知识分子被贴上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但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说话，就被贴上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这就违背了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本意。他的本意是希望出现一大批立场鲜明的，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正是中国所欠缺的。
用学术革命中国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学统、道统与政统中道统是最高的。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诚意正心修身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的。
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西方没有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与中国知识分子相对应的是骑士阶层。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道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应该继承和发扬。
中国文化思想的繁荣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是中国本土学术的萌芽与奠基期，诸子百家基本上可以与现代学科分类对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统、道统和政统第一次被破坏是汉朝的独尊儒术政策。汉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只有人文而没有学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统遭到了毁弃，这是近代中国被西方超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成为主流，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与政统却确立了起来。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影响最大的第二个大事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统、道统和政统都遭到了破坏。本来西方的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格物致知是同意，但是面对中国学术的落后，五四文人并没有认识到重建中华学统的重要性，而是将中国的学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西化。中国的道统也被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代替，甚至国难当头的时候也有人整天鸳鸯蝴蝶，这些简直是中国文人之耻辱。而这时中国的政统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信奉马克思的主义的知识分子将“政统”纳入学统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资产关阶级文人则彻底抛弃了“治国、平天下”的政统。这股“五四余毒”至今危害着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
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是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兼具着文化知识分子和学术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这种情况以前没有，以后也很难再有。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学术的类别慢慢建立起来，文化知识分子和学术知识分子日渐分野。
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几乎继承了五四时代的“破坏”精神，并且从西方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和公民社会理念中去寻找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他们这种合法性是不牢靠的。首先，这批文化知识分子大部分没有经受过现代学术训练，或者缺乏完备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人向来强调以学养思、以学促思、思融于学，学统也是思统。因此，提倡建构学统，虽然不标榜死学问。但是，只有身在一种学统之中，知识分子做学问才能汲取到更充沛的生气，才能更有效地批评种种社会现象。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从从容容地“积学”。如果不能积学，知识分子谈论一切问题都没有他自身的根据。积学是知识分子维系自身价值立场的切实道路。只有在毕生积学的过程中，他才有可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中国的文化界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知识，因此，这批人被社会边缘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