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学者是智库媒体发展之本
智库媒体显然不同于一般的论坛和博客。高端性、思想性、学术性是其主要特点，因此学者智库的定位也在于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必须是高层次的，至少是同层次的交流。天涯论坛的国际观察版块也具有智库的性质，早期也聚集了一大批的精英人士，但是网友的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骂战成风，最后学者都渐渐离开，不再去那里参与讨论，毕竟学者都不喜欢争论，而那些喜欢争论的人反而没什么思想。
智库媒体最重要的是自由表达，其实这种自由表达比自由争论更加重要，也就是既发表左派人士的文章，也发表右派人士的文章，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不轻易进行争论。因此，一般智库网站虽然有留言功能，但一般争论的并不非常厉害；智库媒体，网友素质也相对较高，一般也不允许匿名评论，这也是骂仗较少的原因。以草根智库网为例，在成立之初，实行匿名评论，导致一片混乱，后来改成了评论员注册制度才有所改观。不过由于注册制度的虚拟性，仍然不能将部分低素质网友排除出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学者讲究的是尊严，智库媒体存在的第一要义就是保护学者，成为一个学者交流智慧的地方。如果任一些低素质网友任意的对学者进行谩骂，最后就必然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
中国智库的生存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智库体系。统计显示，截止2008年中国有各类研究机构2500多家，这个数字甚至高于美国。
近年，随着智库一词的盛行，中国在传统的政府智库、大学智库智库之外，也有些新型的智库相继成立，如媒体成立的智库，中经智库就是中国经营报成立的智库。另外，也有民营企业家成立智库，如新华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其中新华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还聘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6届）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担任院长。这些智库从一开始规格就比较高。
智库是政治的产物，其最大的属性就是政治性，代表了典型的精英治国，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草根意识的兴起，每个人都是一个智囊，大家合起来就是伟大的“云智慧”，民众智慧并不比专家的智慧差。互联网兴起后，已经不是几个专家就可以左右舆论的时代了，即使左右了舆论也左右不了民心。智库在中国是个新兴事物，在国外却是夕阳行业，中国没必要过度兴奋，也没必要以拥抱新生事物的姿态迎接它。如果说中国将迎来一个智库大发展的时代，也不是完全不靠谱的。
如何看待智库
智库的作用大家非常清楚，不用在此赘述；但我想谈谈智库的副作用。智库从一成立就是以影响舆论和左右政府决策为目的的，而智库也基本上代表的是精英的思想，或是股东以及付费方的立场。精英的思想并非真正的代表公众意愿和民意，舆论也不代表民心所向。如果精英的舆论过于强大，那就会像一层幕一样，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让政府看不到民众的呼声，还有很多人总是刻意地去左右舆论。
举例来说，民众希望政府扩大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但是那些学术精英却告诉政府小政府才是好政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好政府，甚至给政府想出教育产业化这样的馊主意。我们看看舆论界，到处是宣传小政府理论的声音，这些声音又有多少代表了民意。如民众希望过一种有保障的生活，甚至想拥有“铁饭碗”，但是舆论界何曾出现过真正满足民众需求的声音呢？在西方也是如此。2008年，在美国蓝德公司向布什政府提出过战争救市论，而这一建议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政府重视智库并没有错，但是政府不能被智库所左右，政府还应该多多体察真正的民意。
警惕外国利用智库左右中国政策
研究西方智库的动向，也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以及对外工业的一部分，当然也包含西方智库在国内的研究动向以及在中国境内的活动状况。现在，不知道国家有没有这样的部门，但是建立这样的部门是完全有必要的。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在中国都有大量的活动，他们研究选题，挑选他们中意的学者到海外进行学术访问，其实这些访问都带有洗脑的性质，而中国政府对这方面一直没什么警惕。这些组织在中国虽然活动频繁，但是却极其低调，甚至从不在互联网上建立主页，你也不知道他们在中国的负责人是谁，中国有“访问学者”头衔的教授们大多接受过这类组织的资助。也因为中国学者处于炫耀的目的，将自己的“访问学者”经历和承担海外课题的经历写到自己的简历上，才正让这些组织在中国的活动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很多民间智库已经成为外国在中国实现利益的工具，中国大部分民间智库都有外资背景，而且很多演变成了公共事件。如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来攻击中国的耕地红线政策，虽然最后以闹剧收场，但是也足以让海外势力利用中国民间机构影响中国国策的图谋露出冰山一角。智库不是花瓶，不是吃素的，“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不得不重视。
利用智库来影响舆论操纵民意，在西方已经玩得出神入化，而这套游戏在中国也快开始了。如中国某青年学者，在2004~2006年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条件下的法治国家》，而同期也承担了美国福特基金会重大课题《中国法制发展报告》，这明显带有窃取中国研究成果的嫌疑，这方面的情况，知名学者江涌早就呼吁过，可惜中国现在也没出台防范措施。
如何利用智库智慧
中国与西方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中国不是多党制，因此中国的民间智慧不可能通过反对党形成国家政策，如果这种智慧长期得不到重视，就会成为牢骚，或是不能从看法变成想法，并进一步变成思想建议。如中国改革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的文章都比较严肃，共识网等网站也还可以，但是很多网站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胡说一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智慧也不会受到重视，还不如宣泄一下。
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我提出了“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国家战略委员会可以作为收集民间智慧的机构，也是智库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桥梁。政府人员的执行性角色，决定了其思维不可能具有太多的战略性。搞战略的就应该搞战略，搞执行的就应该搞执行，同一群人可以兼顾两种职能，但是分开来做效率肯定会更高。智库是研究战略的，政府是负责执行的，但是战略上的，并不能马上就执行，还需要论证，需要试验，需要完善补充，也就是专门需要一个机构负责战略系统与执行系统的衔接问题，这也是国家战略委员会的意义所在。国家可以每年制订一些课题，让大家充分地参与讨论。当然，不一定要弄成课题交给某个课题组，这种方式已经落后了，因为很多课题组光靠几个人的智慧是搞不定的，必须靠公共智慧，也就是依靠这种互联网云智慧才能解决。
哈耶克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红？
哈耶克一生的悖论很多。他终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经济学思想却是来源于马克思；他一生反对道德与社会正义，却曾是芝加哥大学的道德学教授；他30多年不研究经济学之后，却获得了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反对福利社会，但却因为芝加哥大学给的退休金太低而辞职；他的成长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养，而他却一直为融入英美主流社会而努力。
哈耶克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了三个专业：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这三个专业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早期研究经济学，后半生研究法律，但贯穿他始终的却是心理学，他的每个着作都散发着心理学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个移民在异国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哈耶克出生在奥匈帝国，这是一个在面积上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人口也仅次于俄罗斯及德意志的第三大国，但他在英国待得时间最长。
他进入英国时，凯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只是一个20多岁的毛小子。
哈耶克进入英国后，一边利用通信的方式与凯恩斯交流学术观点，希望得到凯恩斯的提携；另一方面却写文章攻击凯恩斯。针对哈耶克对自己的攻击，凯恩斯认为：“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哈耶克挑战凯恩斯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通过挑战凯恩斯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后人则认为当时的哈耶克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后人总喜欢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段交往称为“论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知名学者对学术青年的答疑解惑而已。虽然哈耶克充满恶意，但凯恩斯却显示出了一个长者的风度，对来自哈耶克的每封信都进行了耐心的回复。
实际上，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学着作评价甚低。凯恩斯认为：“哈耶克的经济学代表作《价格与生产》，是他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他的书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不仅仅是凯恩斯对哈耶克评价很低，就连他非常好的朋友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也说：“我不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着作简直无法去读。”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专业经济学界对哈耶克经济思想的评价。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来源于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演绎，毕竟在当时的德语世界，马克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就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课。这对哈耶克影响很大，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哈耶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着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着述提出的。”
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即没有真实储蓄作为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也曾提到过马克思这一思想，他说：“19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虚拟资本’是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非常客观地说，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干扰，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也并没有将其看作是经济危机最主要的根源。这里面当然是因为马克思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而对这些枝节性的东西不那么在意。实事求是地讲，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比佛利德曼的理论要准确，哈耶克强调的是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而佛利德曼强调的是货币数量。两相对比，显然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但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也很少提及哈耶克的这一观点。在中国也没有人真懂哈耶克，他们对哈耶克主义的阐释错漏百出。
除了攻击当时的学术权威凯恩斯外，哈耶克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也开始从其他渠道入手。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战争帮助哈耶克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的生活，我虽然是奥地利人，但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
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本通过妖魔化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向资本主义献媚的书。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开始有了一些名气。《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继而想在美国出版，但是找了三家出版社均遭到拒绝，主要是因为书里面充满了政治偏见，而且这种偏见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们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实际上这本书也不适合正人君子阅读。
当然，这样一本与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都不可能……这一经历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思想氛围。
在美国，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批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说：“哈耶克的学养不足，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全面；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的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当时，也有人认为哈耶克“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