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黎明同在五十八师保卫科当干事的叶春荣，到了下碣隅里“东山下边的一条沟里”，在那里，沿路的沟里，“有上百人冻死在那里，都是差不多的姿势：或蹲着，或是半跪，身上没有伤，看去像是一连蜡像人。”
六十师警卫连也派人到下碣隅里打扫战场。副指导员陈家银在“下碣隅里东边八十八师的攻击地点”，看到一幅惨象：“成百的人被汽油弹烧焦了，不知是战死后或冻僵后又被敌人汽油弹烧了一遍，还是攻击时直接遭受到汽油弹的袭击，总之，看上去有一个连的人，横躺竖卧，人被烧得像烧鸡似的，枪支烧成了铁。”陈家银带着战士们“把我方的尸体弄到沟里，用雪埋一埋，大概埋了有百把人。把美军的尸体都抬到公路上……”
二十六军司令部的参谋杨毅看到下碣隅里以南的山头上，“松树一片一片被削掉了树冠，开始不明白是怎么搞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敌人飞机上的机关炮扫射掉的。”杨毅还看到二十军部队的战壕里，“战士们挨着坐了一溜，没有伤，都是冻死的。”在下碣隅里一处二十六军进攻地域，杨毅看到“趴着两个连，小二百人，冻死了。大概是急行军出了汗，赶到攻击地域，趴下隐蔽，再一冻，起不来了……”
美军的死尸也不少。在下碣隅里南边一条沟里，七十七师炮团的连长马占魁“夜里想扛几块木头到老乡房里烧炕取暖，从一堆一堆大雪盖着的木柴垛上扒下一根，却扒下一具死尸，吓我一跳。那死尸滑下来立在那里，比我高出一头，仔细一看，是美国士兵”。
周黎明在离开那三个“没吃上一口刚找来的土豆”就死去的战士后，看到一处“好似停尸场的地方：一大片美军士兵的尸体全被朝鲜老乡剥了衣服，脱得光光的躺在那里，白花花的一片”。
不只朝鲜老百姓剥美军死尸的衣物用，打扫战场的官兵有时也搞几件御寒。类似搞条军毯，弄一个睡袋，或是扒一双军靴穿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七四团八连指导员侯志坚就看见：“有人想从美军死尸身上扒一件毛衣，扒不下来——死人冻硬了，胳膊不打弯，没办法。”
更多的人四处寻找食品。二二六团三排长郭本桐“在下碣隅里机场搞了不少罐头。开始没经验，专拣大的拿，后来才知道，大的罐头尽是西红柿的、苞米的，小的才是牛肉罐头”。还有一个难题：冻罐头吃不到嘴里，怎么办？不少人为启开罐头，用刺刀捅，用锹砍，用镢头刨。而郭本桐叫人“用火烧罐头，烧着烧着，叭一下炸了，罐头里的猪肉片子贴到脸上，粘下一层皮”。
“美国军队的食品供应真是没得说，”郭本桐肯定地讲道，“有一种罐头，里边放五支烟、四片饼干、两块牛肉干和几块糖，还有火柴、酒精灯，可以烧热咖啡，据俘虏说是给军官享用的。”
一七四团的副连长张承阁见到另一种军用罐头，至今仍感慨道：“以我们当时的见识，你怎么想也想象不到美国兵吃得那么好。”张承阁见到的那种罐头是：“一个木箱子，里边放四桶牛肉罐头、八片面包、八块口香糖、一包香烟外加可以在指头盖上划的火柴，还有四个一人份的咖啡和四个固体酒精炉，可以烧咖啡和给罐头加热。一箱子食品是四个士兵一餐的伙食，真让我们羡慕。”
为了享用那些“从没看见过”的美军食品，官兵们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八十一师二四三团的连长黄万丰说：“营部一个通信员土包子，把个美国电池当罐头起，起得冒了火星，以为是地雷赶紧扔了。”
在咸兴，卫生队长李乐林看见“有人吃筷子——是一种暖瓶一样的东西，里头是一根根筷子似的东西，开始以为是化学筷子，可有人烧了一下，一咬，真香！两根筷子就能吃饱一顿。后来有人说，那是一种加拿大固体面条，据说是航空食品”。
还有人把凝固酒精当成是擦脸油：“急着往生了冻疮的脸上抹，抹得脸上直发烧，弄到火上一试，火苗子蹿老高。”
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干事王向成认识的一个战士：“打扫战场捡了根美国香肠，很好吃；后来又看见一条一条像香肠一样的东西，上去拾起就吃，吃了两根觉得不对劲儿——原来是一种炸药！有人警告他：千万别烧火，别张嘴，小心从肚子往外爆炸。”
也有真闹出事故而死人的事：二三二团一个连“进到咸兴后扛了几袋面粉打糊糊喝，喝了中毒，有一个严重的死了”。李乐林作为卫生队长，“去现场看过，十几个人中毒，不知道那白粉是什么东西。”
八十八师卫生处医政科长孙波说：“师警卫连也搞了白粉，吃了中毒，死了好几个。当时没办法化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从极度冻馁中熬过来的人，遇到热食后，“饭量出奇地大，好像怎么吃也吃不饱。”
五十八师一七二团八连从黄草岭下来后只剩下三个人：一个连长、一个文化教员，还有一个是副指导员孙荣臣。孙荣臣记得：“下来后，我们找东北抬担架的民工，有的是山东人，跟我是老乡，老乡好说话，跟他们要了十几个窝头，又找当地老乡房顶上晾晒的白菜干，喂猪用的，把窝头和白菜干切一切，用一个铁桶煮，三个人吃了满满一大桶。”
五十九师一七六团政治处的干事缪俊清吃的东西质量较高。“我们宣传股几个人凑钱买了一条老乡的水牛，股里有个挑夫会杀牛，七八个人把一条牛给吃光了。结果挨了上边的批评：应该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
八十九师二○六团六连战后剩下“不到六十人”，“饿了两天带两餐，一共八餐粒米未进”之后，他们幸运地“搞到一百多斤大米，米里还夹杂着不少谷子”。副指导员周如斌说：“搞到了大米，就用煮牛草的大锅煮米饭……还不到煮熟的时候，连里卫生员跑来找我，提醒我给连里大家讲一讲，注意不要吃撑了，吃太多能撑死。正说着，就有人来报告，说出事了，有人撑着了！我赶紧到伙房，看见锅灶边地上躺着一个炊事员，是个广东兵，饭还没煮好他就饿得先揭锅吃开了。吃得太多，躺在地上翻白眼，两腿乱蹬手乱抓，嘴里鼻孔里往外直冒米粒，硬是给活活撑死了”！
有了这个教训，周如斌分饭的时候，让大家排队领，他亲自掌勺，一人先盛给半勺吃着。没有碗筷，有的用手捧，有的用毛巾兜着吃，分了三次，吃光了一大锅饭。
激战尽管已经结束，可是对于大批伤员来说，不幸的遭遇远远没有结束。由于部队众多而担架队较少，许多伤员只得凭自己的本事，支撑着向后爬。二十六军通信营副连长刘密峰“在下碣隅里，看见一个伤员两个膝盖和两个胳膊肘都用破布烂棉花包着，在雪地里爬行”。七十九师司令部参谋赵永强看到，“有的伤员捡到罐头，用绳子拴着两大筒罐头拖着往回爬。也有的用铁丝拖一块木板，木板上放几筒罐头。”六十师炮团的连长仲琦看到的情景更为不堪：“那些路上爬的伤员，比讨饭的叫花子还难看——破被子套在脖子上，耳朵上捂两大块棉花团，两只脚用棉花和破布包得两大砣，有的在雪上爬，有的爬不了，坐在雪地上用屁股一点一点向前挪动……”
可以断定有些伤员无法活着回来。一七三团政治处干事胡德坤带着几副担架去抬重伤员，“让能动的人自己往后爬”，结果在他组织人抬了重伤员“返回时，看见团直的协理员没爬回包扎所，冻死在路上了”。
六十师一七八团的军械员孙永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他在带着担架队去抬伤员时，路上遇见一个轻伤员，“脚冻坏了，冲锋枪挂在脖子上，一声不吭地爬，看见我们也不让抬他。”孙永本当时告诉他，“后边不远处有房子，你先到那里休息，等我们回来再安排。”孙永本还特意叮嘱他“不能烤脚、烤手，不能上热炕睡觉”。让孙永本难过的是，“等我们抬了重伤员下来，回到那间房子，看见那个伤员死了，躺在热炕上睡着后咽了气——没听我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