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汇集到医疗包扎所或是战地医院的大批伤员，又开始面对新的不幸。五十八师医疗队的副队长潘丁荣说，打下碣隅里，“我们陆续收了近千名伤员，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冻伤。许多严重的冻伤人员来不及后送，就地做截肢手术。”潘丁荣曾经“一天一夜做过三十个人的截肢手术，二十四小时不停，以后好多天都觉得切掉的断胳膊断腿在眼前乱晃”。
五十九师保卫科副科长龚欲民曾经接受过一个特殊的任务，他说：“那一天很冷，我被叫到师指挥部，一进去，正赶上师首长们传看电报——就是西线彭总表扬三十八军的电报，大家都在说，三十八军万岁了、万岁了！指彭德怀当时嘉奖三十八军的电报中有“三十八军万岁”的内容。师长看见我，说你赶紧上医疗队去，有人反映医疗队给伤员截肢太多，你去代表我们把关，别让他们咯嚓咯嚓都给切了锯了。”
龚欲民接受了任务，到医疗队的山沟里，找到了那里的负责人，“向他传达师长的指示。”当时，那位负责人听后“什么也没说，领我到棚子里看伤员。先看了一个：脚穿着翻毛皮鞋，腿是黑的，他把那个伤员的鞋伸手拿下来，连脚也一起拿了下来，脚就在鞋里。又看另一个伤员：鞋子倒是脱掉了，可是他上去握住伤员的脚趾轻轻一掰，那几个脚趾头像是掰红薯一样就给掰下来了。我当时就忍不住流泪了，而那个伤员却感觉不到疼，睁着大眼呆呆地看着我们”。据龚欲民说，那个负责医生没更多解释，只问他一句话：“你看，要脚还是要命？”
八十九师有个后勤医疗队缺少截肢用的工具，“找朝鲜老乡借来木匠用的铁锯，锯了十几个人。”师党委秘书李士俞说：“下面告上来，说用锯子锯腿，死了一个人，师里首长火了，要处分那个医疗队的队长，后来派人一调查，知道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而且还救活了十几个呢，最后也没处分他们。”
二十军治疗二队的女医生李进承认：“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经验，使许多伤员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截肢的截肢了。”她说，“当时天冷，伤员运下来后，想着尽量给他们搞暖和一点儿，就在朝鲜老乡房里烧炕，伤员一来就上炕，人多躺不下只能坐着，一个房间三十来平米大，最多时候坐了三十六个人！因为炕热，身上冻伤一化，第二天都起不来了。来的时候还能自己走来，往国内转送时都要一个一个背出去，让我们感到很内疚。”
也有运气不错的伤员。七十九师二三七团六连的老兵沈云田，打柳潭里时“冻坏了手脚”，被送到医疗队后，“医生看了看，让我截肢”，沈云田说：“我不截，动员我，我说打死我也不截！结果后来还真好了，落了个全胳膊全腿，又回师里训练六○炮打靶，干了三年才复员。”
让沈云田惋惜的是，“四连的沈贵堂，俺一个村的，两手两脚都给截了，成了特等残废。”沈云田得出经验：“发黑起泡的部位必须截，不起泡的不碍事。”
从朝鲜前线向国内转送伤员也非常困难。尽管各级指挥部都有严格规定：凡向前方运送弹药物资的车辆，返回时务必拉载伤员，绝不允许空车返回，但无奈各部车辆奇缺，使得大批伤员滞留，不少人造成二次冻伤。
九十四师医疗队的见习医生于桂兰说：“向后转送伤员，没有汽车，就组织老乡用牛拉爬犁送伤员；爬犁少，还得动员上肢冻伤的人不坐爬犁，坚持行走。坐爬犁的人也受罪，爬犁短，一走起来伤员的两脚就拖拉到雪地上……”
五十八师年仅二十岁的保卫科见习干事李德才曾经“负责转送伤病员”，他独自一人送“那些拄着棍子能走的，夜里送，一晚上送一次，一次送几十个，天亮前送到，完了自己再往回跑”。
让李德才最感到为难的是：“那些伤员冻坏了手脚，一瘸一拐，山路又陡又滑，到处是雪，走得太慢，而天亮了送不到转运站，就怕敌机轰炸。有一次我看天快亮了，伤员走不动，想歇，我就一人躲到后边用驳壳枪鸣枪，再追上来说，后边有特务破坏，催他们快走。”
有幸遇到返回后方的汽车，伤员们也并不都能坐得上去。由于伤员多而车辆少，“好不容易等到一辆汽车，就出现争抢上车的情况”。八十一师二四三团三连战士李树梅说：“上车时一齐挤，抢车，轻伤员爬上去容易些，等到医生们把重伤员抬上去，车厢里早坐满了。”
为了搭乘汽车回国，二十六军七十八师司令部的一个伤员王醒民“差点没给气死”。当时，和王醒民一同回国的伤员一共十四名，“走不动，想在路上拦汽车。”王醒民说，“拦不到也就罢了，半夜遇到一辆汽车，空车返回不拉人，我们说有规定不许跑空车，人家说拉也不拉你们二十六军的，谁让你们把陆一师放跑了呢！”
幸好伤员队伍里有一个轻伤员是朝鲜联络员，“他去找附近朝鲜老乡弄了爬犁，牛拉的，才把我们拖回来。”王醒民说：“一路上没人管，直到鸭绿江边才搭上了汽车。”
在黄草岭负伤的一七九团战士侯方仁回国的路上更是历尽坎坷。半个多世纪之后，侯方仁讲起他回国的遭遇，口气已变得十分平静，就好似在讲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我让人给背到黄草岭山坡下一个火车洞子里，那里有卫生队的人，在洞子里等着向后送。等到夜里，来了雪橇，我裹上大衣上了雪橇。是东北老乡拉的雪橇，那人穿着兀拉鞋，戴狗皮帽子，拉得直出汗。天亮后到了一个地方，歇下来换药、吃东西。夜里又向后走，又走了一宿，天亮后到一个地方，有房子，铺着草，钻进去睡觉，中间给送过一回高粱米饭。到夜里又坐雪橇走……后来总算到一个伤员多的地方，集中到路边等汽车——说是汽车上前线送给养，回来带伤员，这下我们高兴了，坐上汽车就快了……等啊等，那么冷，在路边等车，直等到天亮也没见汽车来，只好把伤员又抬回去。抬回去等一天，夜里又把我们抬到路边等汽车，等到半夜总算来了汽车。上车吧，向车上架、拥，把伤员弄上去，横一个竖一个地装，一看车厢塞满了，说不行，还有一个！又挤，把最后一个架上去，快人摞人了……”
这以后，侯方仁又倒了一次汽车，又上了闷罐火车，“才过了鸭绿江，过了通化，到了哈尔滨以北的一个陆军医院。”不知为什么，在过鸭绿江的时候，侯方仁回头“看了看冰天雪地的朝鲜”，忽然想起出国前，和张福为一双皮鞋打赌的事，想起部队转移山东前，他在长江边上学游泳的事，“算一算不过才几十天时间，倒像是过了几年。”而那时，侯方仁还不知道，再用不了几天时间，躺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他，将被截去双脚和双手——年仅二十一岁的侯方仁，“从此再不对任何皮鞋感兴趣”，而当年和张福等人为一双皮鞋打赌，在长江边上凫水，体会四肢和身体在水中自由漂浮的感觉，那样惬意的事情，从此也只能出现在梦中了。
关于九兵团此战的伤亡人数，历来说法不一。由于客观历史原因及时间的流逝，恐怕目前已经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数字。就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一些数字，也都是属于估计数字。其中，收集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中的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一封电报中提到：“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此外，还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宋时轮的秘书穆俊杰的文章中披露的：“第九兵团总员额十五万人，作战部队十二万人。战斗减员一万九千二百零二人；非战斗减员两万八千九百五十四人（主要为冻伤亡）；减员总数为四万八千一百五十六人，占兵团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另一个数字是《军事史林》杂志发表的署名“仁言”的文章中披露的：“……但赢得这一胜利的第九兵团也因冻伤而损失严重，减员一半。”
美第十军的伤亡数字不详。目前见到的只有陆战一师此战中的伤亡数字：战斗减员四千四百一十八人，非战斗减员（冻伤亡）七千三百一十三人，占陆战一师兵员总额两万四千一百二十四人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如果将上述陆一师的伤亡人数与九兵团的伤亡人数相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看法：冬装齐整、装备优良的美军陆一师减员人数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冻伤亡极其严重的九兵团减员人数不会仅止于百分之三十二点一，按九兵团总额十五万人计，或许“仁言”的“减员一半”（即七万五千人），应该更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