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睡熟了，她会到护理部去和护士们说话。在这些“80后”的护士眼里，她的穿着有些另类。她一进病房就戴上一顶白色布帽，把花白稀疏的头发遮住，一根都不露在外面。她的上身穿着深色衣服，下身总是一条式样老气的褶裙，而脚上则是一双与年龄不太相符的半高跟黑色船鞋，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有几分滑稽，更让人有几分担心。她对护士说，那是她女儿要扔掉的鞋，被她去掉半个跟儿接着穿了，因为“穿裙子，要穿有一点跟儿的鞋才好看”。看着她的打扮，护士们掩着嘴偷偷地笑。
一位护士说：“奶奶，您一会儿走了，爷爷又该‘哎、哎’地喊了。”“呵呵，他是在喊我呢！”见护士们惊讶的样子，她笑呵呵地说：“是啊，你们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年轻时可是个浪漫的人呢。我们年轻时约定，等老了，谁先躺下了，另一个一定要漂漂亮亮的，不能哭哭啼啼的。他说，他先走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记得，也一定会记得我的名字。”护士们恍然记起，她的名字有一个“艾”字，那是她在病历本的家属栏里留下的。护士们笑了，说：“爷爷真是每天喊您呢。”
她接着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和你们现在一样大。我年轻时很漂亮呢，他追求我，我不答应，他就每天到我工作的学校门口等我。一天，他在门口拦住我，给了我几个还没成熟的青玉米。那时候，他单位的后院有一块地，长了几棵玉米。他知道我爱吃玉米，就偷偷地去摘了几个。就是因为这几个青玉米，让我跟了他一辈子。我60岁时血压高，听人说玉米须煮水喝能降压，他就去菜市场帮我捡回好多玉米须晾在阳台上，给我煮了一冬天的水。”
在护士们的羡慕声中，她继续说：“年轻时，他照顾我，现在是我照顾他了。只是我也老了，头发白了，也快掉光了，戴上帽子，老头就会认为我还是乌黑的头发。我的膝盖伸不直，腿弯曲了，穿上裙子，老头就看不见我的腿了。我在固定的时间来去，是因为我自己也是80多岁的人了，如果不能好好休息，怕不能陪他坚持到最后呀。”
一天又一天过去，他依旧“哎、哎”地喊着，她依旧一歪一歪地来去。无论是明白的，还是糊涂的，他们都在坚持，能多久就多久。
他走的那天是个下雪的冬日。之前，他一直处于弥留状态，再没有力气去“哎”了。他在生命的边缘徘徊，还能记得她的名字吗？还能看到她穿着裙子姗姗走来吗？还能回忆起那青涩的玉米吗？
那天下午1点多钟，她坐在浑身插满管子的他的身旁，一遍遍抚摸着他的额头、脸庞、手掌……两点整，他的喉咙里“哎”了一声，她伏在他的耳边轻声答应着。之后，他安静地走了。她却笑了，流着泪。
护士为他做最后的护理时，随口问了一声：“也不知道老爷子在咱们病房住了多久？”
“七年，四个月，零十二天。”她在旁边毫不犹豫地说。
妻子的最后一条短信
菲你不可
妻子是个小尾巴，我走到哪里她都要问到哪里。我厌烦，她却乐此不疲。可是，这个小尾巴却在那个下着大雨的深夜永远消失了……
我的心情非常难过，内心充满了内疚和痛楚，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过错。
结婚那天，老婆用买戒指的钱给我买了一款手机。那天夜里，我们两人在被窝里一遍遍地调试着手机的响铃。我们觉得，生活就像这铃声，响亮、悦耳，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从那天开始，我常常接到她的电话：“老公，下班了买点菜回家。”“老公，我想你，我爱你。”“老公，晚上一起去妈妈家吃饭。”我的心里十分温暖。有一次，我忘了给手机充电，又恰好陪领导到基层，应酬到半夜才回到家，推开房门一看，我发现老婆早已哭红了眼睛。
原来从我下班时间开始，她每隔一刻钟就打一次电话，我都不在服务区。老婆更加着急，总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后来每隔十分钟打一次，直到我推开家门，她刚把话筒放下。我对老婆的小题大做不以为然：“我又不是小孩子，还能出什么事情？”老婆却说有一种预感，觉得我不接电话就不会回来了，我拍拍老婆的脑袋，笑了：“傻瓜！”不过，从此以后我一直没有忘记及时给手机充电。
后来我升了职，有了钱，手机换了好几个。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欠着老婆的那枚戒指，便兴冲冲地拉她去商厦。可是她又犹豫了，说：“白金钻戒套在手指上有什么用啊？给我买个手机好吗？我可以经常跟你联系。”于是我就给她买了一部手机。
那天，我们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客厅，互相发着短信息，玩得高兴极了。
一天夜里，我和同事到朋友家玩牌，正玩在兴头上，老婆打来了电话：“你在哪里？怎么还不回家？”“我在同事家里玩牌。”“你什么时候回来？”“待会儿吧。”输了赢，赢了输，老婆的电话打了一次又一次。外面下起了大雨，老婆的电话又响了：“你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快回来！”“没告诉你吗？我在同事家玩，下这么大的雨我怎么回去！”“那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来接你！”“不用了！”一起打牌的朋友都嘲笑我“妻管严”，一气之下，我把手机关了。
天亮了，我输得两手空空，朋友用车子把我送回家，不料家门紧锁，老婆不在家。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岳母打来的，电话那头哭着说：她深夜冒着雨出来，骑着自行车，带着雨伞去我同事家找，找了一家又一家，路上出了车祸，再也没有醒来。
我打开手机，只见上面有一条未读留言：“你忘记了吗？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曰呀！我去找你了，别乱跑，我带着伞！”
她走在找我的路上，永远不会再醒来了。我泪流满面，一遍遍看着这条短信息，我觉得那一个晚上我输了整个世界。
让我为你解鞋带
邓博文
每天下班的时候，女人就推着轮椅，准时出现在门口，听着皮鞋咚咚的声音，女人的笑容便像海浪般舒展开来，回来了啊。男人点头，轻轻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推着女人进去。
到门口，女人说，我来给你解鞋带吧。女人弯下腰，缓缓地解着，男人的眼睛湿润了，十年了，自从妻子瘫痪后，她已经重复这样的动作7000多次了。其实这样的小事，他完全可以自己做的。但是女人不肯，女人还一度收了他的钥匙，女人说，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可是最近小区闹起了抢劫，男人都不敢在办公室耽搁，他怕他不在的时候，会有不法之徒冲进他的家里。
从公司到家也才几站的路程，男人会坚持每天回来做中饭和晚饭，当然，他每天晚上经过一家鲜花店的时候，都会顺带买上一朵，就一朵，男人其实可以多买一点的，但他没这样做，他喜欢把快乐一点一滴地送给他最疼爱的女人，他喜欢把这些平凡的浪漫扩展得更细致和温馨，每天都不间断。
可是今天堵车了，看着几公里的车流，男人果断地把车寄存了，然后快步跑回家。女人就在楼下，女人说，回来了啊。男人擦了把汗，说，堵车了，就耽搁了下，你怎么下来了。
女人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我担心着你，就下来了。
男人的房子在八楼。虽有电梯，但对一个瘫痪的女人来说，那是多么艰难的旅程。
男人没有责怪，因为那是他们十年来的约定，他为她做饭，而她为他解鞋带。男人抚着她的额头，说，我们回家吧，男人推着轮椅，进电梯，开门，然后女人弯下腰，给他解鞋带。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轮椅，就是楼梯，就是一朵鲜花和两颗心之间的呵护，就是一个十年来的约定，他为她做饭，而她为他开门、解鞋带，就是那天他推着她上楼，然后一起走向那个小小的温暖的家。
我想，这种爱的约定，对你我也都是适应的吧。
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
杨立平
1969年，16岁的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向二丫承诺——毕业后与她成婚。二丫苦等三年，等到的却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这份感情，没再谈恋爱。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他毅然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到上海治病、成婚。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做手术切掉了左肺；2004年，刘行军又因肝癌需要做肝脏整体移植手术……
刘行军
18年后，我又回到了北大荒。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我善良温厚的北大荒妈妈啊，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这个憨直的汉子，忘不了我害得他的姐姐差点丧命。二丫的舅舅只说了一句：“18年了！”不胜感慨。
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她迟迟不敢出来，她没有勇气出来，怕自己失态控制不住。
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二丫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这时大队书记听说我来了，也过来看我。屋子里坐满了人。
二丫的头始终低着，声音沙哑：“你来了……”
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瘦削、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好似有一把利剑在搅动着心脏。二丫的衰弱病态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内疚。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妈妈也没了踪影。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傻！”我把她揽进怀里，两人放声大哭，诉说着离别后的这18年，边说边哭。二丫18年的委屈和悲伤化作泪水的长河，不停地流啊流。我俩一直说到日上三竿，又说到日落西山。
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不把她带走，做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就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走了，我走不动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也不分开。”我坚定地说。
第三天早晨四点多钟，我带着二丫离开了合心屯。二丫的身体太差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她165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38公斤，眼见油尽灯干了。我都担心她撑不到上海。
火车上，我们俩舍不得合眼，不停地说着话，实在困了才打个盹儿。
二丫说：“到了上海，我怕我不习惯呢。”
“怕啥？有我呢。”
“我不懂上海话，唧唧哝哝的，一句也听不懂。”
“我教你，一句一句地教，总能学会的。”
“我想家怎么办？从来没离家这么远。”
“想家了咱们就回去。一年回一次北大荒，总行了吧？”
二丫的眼珠转了转问：“你一个人住吗？”我说：“是的。”单位给我分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很少住，平时都住在单位值班室。这18年，除了跟前妻结婚的三年，我过的基本是集体生活。
“房子还没装修，随便你怎么弄吧。”是的，我们的家，连同我的人，都交给她了。
我凝视着眼前这个女人，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在忍受了18年分离的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团聚了。
我俯下身，在她的耳边轻声说：“我将从17岁开始补偿你。”
但造化弄人，厄运对我们的考验一直没有停止。继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了左肺后，2004年2月，我又出现了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里，我的体重急剧减了10几公斤。病情不断恶化，高烧不退，还出现了肝腹水。4月9日，已为我妻的二丫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二丫被医生叫去办公室，回来时两眼通红。
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
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
病房里有4张床，其他3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醒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肝癌是死亡率极高的一种疾病，那么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1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二丫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了瞌睡，手却紧握着我的手。深夜，微弱的光线透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虚弱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将这个女人背到上海，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开始补偿你，让你幸福……”
她刚刚幸福了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二丫
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浪一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分手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都碎了。
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医生还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
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1996年，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花去了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晒不到阳光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太涨，卖不了几个钱。
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也许能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
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
刘行军很快就出现了间歇性肝昏迷。医生告诉我，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须马上进行手术。马上凑齐35万元医疗费，才能救他的命！
我哭了，除了哭，我还能怎样？
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肠寸断地把他的头抱进怀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说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不，我决不轻易将我的丈夫交给死神，决不！就像当年我死死抱定爱情，决不肯放弃一样。刘行军总说我：“你这个女人啊，又傻又犟。”
可是，怎样才能凑到这35万元的救命钱？
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在家里四处乱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过。也想过向亲戚求助，可刘行军的父亲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们家兄弟7个，生活都不宽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2000年，刘行军将我母亲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亲在小区看车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饭店洗碗，他们将积攒下的1000多元钱，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
最后我在家里翻出了刘行军的电话本，逐一打电话求救：“求求你，救救我们……”
2004年4月14日，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脏，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