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的祭日了。一晃六年过去了，六年来，每当想起父亲，我就觉得很沉重，一种对不起他老人家而又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痛楚猛烈袭来，父亲对我的挚爱与我对父亲的孝心，真是天壤之别。
那一天，办完父亲的丧事，我和姐姐、弟弟不约而同地回到父亲的卧室，翻检父亲的遗物。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既是对父亲的眷恋，父亲虽然去了，他生前所用的物品，不也是他的一部分吗？也想从中找一件父亲常用的东西作为终生的纪念。明天，我们姐弟即将东南西北，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祭奠父亲呢？
我一眼看到衣箱里的一个茅台酒瓶子。我拿过来，眼里顿时涌满泪水。这个酒瓶子我太熟悉了，这是我大学毕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给父亲买的礼物。父亲爱喝酒，但从不买高级酒，也买不起高级酒，尤其是母亲去世后，家境困难，一条黄瓜就是下酒的菜。记得茅台酒当时是八元四角钱一瓶，在五六十年代，那是很贵的价钱了，一般人不买。我早就计划好了，等我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买一瓶茅台酒。没想到这个酒瓶子父亲一直留到现在，22年过去了，瓶子旧了，商标也变了颜色，爸爸依然保存着。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便不能控制。儿子对父亲的一点点好处，父亲是如此珍重！父亲对儿子的满腔期望，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抚育，可以用什么衡量，儿子又如何报答得了呢？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因为工作忙，很少回老家。因为老家在铁路线上，有时外出开会，散会后，中途下车，回家看看老父亲。我记得在家住的最长的一次是1987年的中秋节，总共在家住了36个小时，那年父亲已经74岁，刚患过肝炎从医院出来。过去父亲住的楼房没有暖气，是弟弟自己装的土暖气，烧不太热，在房间里穿着棉衣棉鞋还缩手缩脚。这次回去，经过弟弟的努力，父亲的单位照顾他年老体弱，又刚刚病好，给他调了有暖气的楼房。外面冰雪覆盖，室内却温暖如春，爸爸只穿件薄毛衣，舒坦得很。我很为爸爸终于住上了暖融融的房子而高兴。
但看到刚出院的爸爸，脸色惨白，弱不禁风，酒也戒了，烟也不抽了，心里放不下，想多住一两天，又怕耽误了工作。爸爸看出我的为难，笑着对我说：“回去吧，我这不是挺好吗？回去干工作去。”第二天，我走了，弟弟替我提着提包。爸爸也穿好了衣服要去送我。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外面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万一着了凉怎么办？劝阻再三，爸爸同意不去送我。我和弟弟刚登上站台，还没有放下提包，爸爸便走了过来。他倒背着手，朝我和弟弟微笑着，那得意的样子，仿佛在说：“怎么样，不比你们走得慢吧？”呵，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我顿时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想起了《背影》中父亲的形象。普天下的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的忘我，都是这样的挚爱无边啊。那是父亲最后一次送我。几个月后，他就又一次住院，终于没能从医院出来。
在我手里还保存着父亲的另一件遗物。这是一个图书馆的借阅证。六年来，每当我看到这个借阅证时，惭愧、不安和内疚一齐奔来。那个借阅证已经很旧，借还日期栏里密密麻麻、一行接一行，几乎快写满了。细看借还时间，多半是今天借明天还，最长的间隔是三天。这不就是说几乎天天跑图书馆吗？这不就是说每天读一本书吗？而在这个借阅证上记载的最后一次还书时间恰恰是生病住院的前几天，一个七十几岁的垂老之人，竟每天奔走于家与图书馆之间，我怎能不惭愧？
除了惭愧，我还有一种负疚感。爸爸是出奇的爱读书。60岁离休之后，《英语900句》在中国出版，他得到一本，整天不离身，诵读、默念，像一个中学生那样用心。随后，又开始学朝鲜语，让我吃惊不小。一次看到他枕边有一本《朝鲜语读本》，很奇怪，问他这样大年纪了，为什么还学朝鲜语？他笑笑，说：“可以帮助理解日语。”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偶然得到一本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爸爸爱不释手，几次对我说，这样的书看了视野开阔。书前的目录没有了，书后也缺了几面。爸爸先是按照书的页码、书中的标题自己编了一份目录，粘在书前，后来又托人从长春借来一本完整的《非洲内幕》，将缺的几页用稿纸抄下来，又把稿纸裁成书页一样大小，补在书后。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是做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爸爸并不很高兴，唯一的嘱咐是：以后有好看的书寄点来。我因为忙于杂务，很少给父亲寄书。最近翻检父亲给我的书信，先前几乎每封信都说，如有，寄点可看的书来。后来，说得就很少了。我想：一来是因为我每次写信都说自己忙、时间紧，没时间写信，请父亲原谅；二来，我又确实没寄过几次书。今天想想，这是父亲向我提出的唯一的要求，而又是我这个人唯一有条件满足父亲的一件事，但我却没能去做。现在，我手头有那么多父亲爱看的书，装帧都是那么漂亮，再不是缺页少篇的残书了，可我也再没办法让爸爸看到了。
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父亲病重住院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内心就不能平静。父亲病重，一躺40天。我和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利用“五一”假期回去看他。他十分高兴。我们回去前，他吞咽困难，一天吃不下一碗稀饭，体重只剩70多斤。我们回去后，陪伴着他，和他聊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父亲居然缓了过来，渐渐地一顿饭可以吃一碗馄饨，或者一碗片儿汤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40天过去了，当地的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我和弟弟设法给他转院。父亲没有提任何要求，一任我们安排，实际上他是希望跟着我到北京的，也许是为了治病，也许是为了在离开我们之前，能和我在一起住一段日子。但当时我考虑得非常实际。我实在为难了，北京的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到了北京我有能力让父亲立即住进医院吗？我住的是平房，没有卫生间，不论刮风下雨上厕所都要到胡同里的公厕。当时父亲体重只剩下70多斤，每天需要点滴葡萄糖，不要说一个月住不进医院，就是一周，怎么办呢？这时朋友鼎力相助，为我在长春市联系到一家医院。权衡利弊，我下决心把父亲送到长春的医院。我因为急着回单位上班，没有送父亲去医院，朋友从医院请来救护车把父亲接走。那一天，我看着远去的汽车，怎么会想到这是和父亲最后的一别呢？父亲去世后，每想到住院的情景，我都心如刀割。我虽然用种种解释为自己辩白，但我从来没有安定过，尤其想到父亲把自己的愿望存在心里，想到父亲怕儿子为难，宁可委屈自己，心里更加沉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勇气把内心如实托出，一直为自己开脱。实际上我是不肯承认自己怕辛苦，不敢承认怕父亲来北京自己要东奔西走，托人情、找医院。今天，当我这样想，这样请父亲宽恕时，我心里终于好受一些了。
接到姐姐告急的电话，去火车站买票。因为是电话，说病危没有根据，不卖；想买一张站台票，进了站再说，但没有当日的票，不卖；到航空售票处，当日的票早售完了，最早也要一周之后……呜呼！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老父已在弥留之际，我却还在千里之外，不知如何上路！幸而朋友聪明，买了一张去西北的退票，用这张当日票买了张站台票，这才得以混入站内，踏上了北去归家的路。但这时已经太晚了，父亲在我登上车厢不久，已经等不及我了。
六年过去了，15年的痛苦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一生并不就是一件事，并不只是工作，人生还有那么多真挚的东西，那么多动人的感情，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能够让我们活得好、工作得更好的动力。父亲的一生没有壮烈的场面，也没有多少得意的时刻，任何地方也留不下他的名字，但父亲的去世，却最后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就是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珍惜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
父爱昼夜无眠
尤天晨
父亲最近总是萎靡不振，大白天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新买的房子如音箱般把他的声音“扩”得气壮山河，很是影响我的睡眠——我是一名昼伏夜“出”的自由撰稿人，并且患有神经衰弱的职业病。我提出要带父亲去医院看看，他这个年龄嗜睡，没准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父亲不肯，说他没病。再三动员失败后，我有点恼火地说：“那您能不能不打鼾，我多少天没睡过安生觉了！”一言既出，顿觉野蛮和忤逆，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父亲说话？父亲的脸那一刻像遭了寒霜的柿子，红得即将崩溃，但他终于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我睡到下午四点才醒来，难得如此“一气呵成”。突然想起父亲的鼾声，推开他的房门，原来他不在，不定到哪儿玩麻将去了，我一直鼓励他出去多交朋友。看来，虽然我的话冲撞了父亲，但他还是理解我的，这就对了。父亲在农村穷了一辈子，我把他接到城里来和我一起生活，没让他为柴米油盐操过一点心。为买房子，我欠了一屁股债，这不都得靠我拼死拼活写文章挣稿费慢慢还吗？我还不到30岁，头发就开始“落英缤纷”，这都是用脑过度、睡眠不足造成的，我容易吗？作为儿子，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给我一个安静的白天，养精蓄锐。我觉得这并不过分。
父亲每天按时回来给我做饭，吃完后就又出去了，让我好好睡。有一天，我随口问父亲，最近在干啥呢？父亲一愣，支吾着说：“没，没干啥。”我突然发现父亲的皮肤比原先白了，人却瘦了许多。我夹些肉放进父亲碗里，让他注意加强营养。父亲说，他是“贴骨膘”，身体棒着呢。
转眼到了年底，我应邀为一个朋友所领导的厂子写专访，对方请我吃晚饭。由于该厂离我的住处较远，他们用车来接我。饭毕，他们又送我一套“三枪”内衣，并让我随他们到附近的浴室洗澡。雾气缭绕的浴池边，一个擦背工正在一具肥硕的躯体上刚柔并济地运作。与雪域高原般的浴客相比，擦背工更像一只瘦弱的虾米。就在他结束了所有程序，转过身来随那名浴客去更衣室领取报酬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爸爸！”我失声叫了出来，惊得所有浴客把目光投向我们父子，包括我的朋友。父亲的脸被热气蒸得水肿而失真，他红着脸嗫嚅道：“原想跑远点儿，不会让你碰见丢你的脸，哪料到这么巧。”
朋友惊讶地问：“他真是你的父亲吗？”
我说是。我回答得那样响亮，因为我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理解父亲、感激父亲、敬重父亲并抱愧于父亲。我明白了父亲为何在白天睡觉了，他与我一样昼伏夜出。可我深夜沉迷于写作，竟从未留意父亲的房间没有鼾声！
我随父亲来到更衣室。父亲从那个浴客手里接过三块钱，喜滋滋地告诉我，这里是闹区，浴室整夜开放，生意很好，他已攒了一千多块了，“我想帮你早点把房债还上。”在一旁递毛巾的老大爷对我说：“你就是小尤啊？你爸为让你写好文章、睡好觉，白天就在这些客座上躺一躺，唉，都是为儿为女哟……”我心情沉重地回到浴池。父亲撇下老李头，不放心地追了进来。父亲问：“孩子，想啥呢？”我说：“我想为您擦一次背。”话未说完，就已鼻酸眼热，湿湿的液体借着水蒸气的掩护蒙上眼睛。
“好吧，咱爷俩互相擦擦。你小时候经常帮我擦背呢。”
父亲以享受的表情躺了下来，我的双手朝圣般拂过父亲条条隆起的胸骨，犹如走过一道道爱的山冈。
给父亲的借条
银存
我16岁离开家。
从此，就没有惦记过回去。我天生不太念旧，母亲说我心狠，我也以为是这样，我在过去的那十几年里真没把那间生养了我的屋子当回事，虽然里面有父亲和母亲。
26岁那年，我拿出十年的积蓄和丈夫注册了一家公司，没想到，就在丈夫坐火车去广州进货的途中，那凝结着我和丈夫10年汗水和泪水的钱被人给偷了。看着丈夫一脸落魄，靠在厨房的角落里闷头抽了一下午的烟，我不忍心再责怪他。公司已经开张了，而钱，却没了着落。
从没有处心积虑地考虑过钱的我开始四处张罗钱。
周围的朋友，有钱的挺有几个，平时关系也不错，喝酒吃饭从来不会忘了我们，在一起聊天吹牛那是经常的，麻将桌上更是张弛有度。本以为一个电话过去，就凭着平时的关系，区区几万块钱，还是小菜一碟的。可是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应了我丈夫那句话：咱是小庙里的菩萨——不会有多少香的。
确实，朋友之间是不能谈钱的，人家在电话那头支吾着，我就是傻，也知道那是推辞。
这时，窗外的天是暗的，就快天黑了。
半夜里，听风从窗外呼啸而过，刮得顶上的遮阳棚呼啦啦地响，和衣躺在床上，毫无睡意。想遍了周围的人，思量过后怕被再拒绝，实在丢不起那个脸了。最后只剩一条活路了：回老家问父母借。
第二天，搭上了回家的车，一路颠簸到乡上，然后步行四公里，乡间的土路雨天是泥泞，晴天是灰尘。没心情搭理村头狗的狂吠，也没心情欣赏田野里农人收割的喜悦。等我到了家门口，已经蓬头垢面。门开着，但家里没有人，隔壁婶子告诉我爸爸和妈妈在田里割稻子，要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回来。婶子说父亲临走的时候吩咐，要她等太阳出来的时候把我家的稻子担出来在场地上晒。婶子扬起簸箕，给我垒了小小的一担，我上肩，却怎么也挑不起来。婶子朝我笑笑，一窝身，挑到肩上，我跟上去，把担子里的稻子扬到场地上。婶子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肩膀嫩得很啦。”我心头一丝羞愧。
我问婶子，这几年的生活可好。婶子笑笑，答：“还好。”
我揪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晚上，母亲特地为我做了几个不错的小菜，父亲拿出我带回来的白酒，破例父女俩对饮了几杯。饭后，母亲借口串门出去了。父亲盘腿坐在凉床上，架起水烟，呼噜了几口，然后望望我：“说吧，啥事？”
父亲太了解我了。
我坐在那里，望了望父亲，父亲已经老了，黝黑，干瘦，脸上橘子皮样的皱纹向下耷拉着，眼角有几道深深的沟，一直朝太阳穴的方向隐去。头发还是那么短，不过是白的多，黑的少，昏黄的灯光把他佝偻的影子在墙上勾勒的老长，老长……
父亲又用烟锅点了点我，有点不耐烦：“说吧。”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脚尖。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向父亲开过口。总以为他把我养大已经不易，他都这么老了，我怎么再好意思开口？
我对父亲说：“没事。就回来看看你。”
“有啥事就说，别闷在心里。啊，我还没死，啥事还能替你做主。”
“没事，就是好多年没回来，实在想看看你们，您别想岔了。我能有啥事啊？”
父亲又吸溜了一口，说：“那好，多住几天吧。”
借口想出去转转，从家里逃了出来。到无人处，拿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丈夫，我实在没办法向父亲开口。电话那头，半天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