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洋政府搭上了关系
五四运动中，虞洽卿虽然没有讨到好名声，但加重了他的政治砝码，为他以后左右逢源、大发其财铺平了道路。北洋政府通令嘉奖他，上海各个报纸都作了显著的报导。虞洽卿有了实力，很多同乡都来巴结他，竖起大拇指，赞一句：“阿德哥，你真棒！”
无论是参加辛亥革命，还是拥袁反袁，作为一个商人，虞洽卿的心中还是希望政局早日稳定下来的。政治投资也好，发展轮船公司、建设工厂也罢，无非为了赚钱。战争导致工业萎缩，商业凋敝，金融恐慌，人心不稳。全国乱糟糟的，上海乱糟糟的，给他带来的只能是经济损失。
这几年，三北公司有了新的进展，虞洽卿勾勒着更大的商业扩张蓝图。但政治运动似乎盯着他似的，让他躲都躲不掉。这天早晨，他吃过早点，刚刚穿好西装，仆人告诉他：“听说三北公司有工人罢工了！”虞洽卿听了这话，气道：“罢、罢、罢，怎么不罢饭呢？活着总要吃饭，我就不信他们能罢个没完没了。”工人罢别人的工，他看着乐，罢他自己的工，他就看着烦了。
虞洽卿气冲冲地出了家门，径直来到三北轮船公司。公司里的工人少了许多，没去罢工的也有些神不守舍，好像很不满的样子。虞洽卿以为工人罢工是冲着他来的，骂道：“看一看街上要饭的，就知道你们的工作来之不易。多为公司创造利润，公司自然会加你们的薪水。大字不识几个，不知发奋干活，却总嫌薪水少。要知道，我年轻时可不学你们。我从来不像老板争什么，只知默默地干活。薪水是干出来的，不是争出来的。”这时，过来几个亲信，低声和他说了些罢工的事。原来，这次罢工并不是冲着他来的，罢工的也不只是他一家。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台执政，广大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9年1月，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了“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也出席了会议。
当中国人民听到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消息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日本归还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但是，当中国代表提出这些正义的要求时，“巴黎和会”拒绝了。消息传回国后，愤怒的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从5月4日开始，五四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聚集了大批的工人，工人们组织起来，显示了的强大实力。5月7日，两万多名上海群众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并举行了示威活动。
尽管工人罢工不是针对虞洽卿的，但虞洽卿还是很恼火，他是挑动工人罢工的行家里手，他公司的工人居然不经他同意参加罢工去了。三北公司参加罢工的工人虽然不多，但有些船却不能正常航运了。
虞洽卿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阻止他公司的工人罢工只能是自找麻烦。工人聚多了，腰杆就硬了，他去阻止，只能引火烧身。说不定工人会趁机闹事，提出一些让他无法接受的要求。所以，他只好骂一骂不敢罢工的工人。当然，他不会说得太直接，而是指桑骂槐：“有工作不好好干，妄谈国事，能填饱肚子吗？国事是你们谈的吗？连我都不敢乱说！”“现在不是很好嘛！洋鬼子不折腾了，军阀土匪不折腾了，我们自己反而折腾起来。罢工，罢工，罢的是谁？还不是罢自己的饭碗，罢的是你们，罢的是我。折腾来折腾去，有什么好处？成了事，捞不到好处；败了事，就要杀头、抄家。一群傻子，让别人当枪使还不自知。”“学生跟着起什么哄？是不是读书读出毛病来了？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能成什么气候？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逃学还要找借口。真想救国，就要好好读书。读好了书才能救国！”骂归骂，虞洽卿真怕公司里没去罢工的工人跟着起哄，一边骂一边组织亲信做劝说工作。
虞洽卿道：“这事就怕有人开头。有人开了头，就会越闹越大。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都要把罢工的人找回来。另外，多和公司里的人聊聊，劝他们别去瞎搅和。和政府作对，没前途！”有的亲信问：“罢工的人不肯回来怎么办？”虞洽卿一拍桌子，道：“开除！”马上补充道：“开除是不可能的。你们劝不回来，可以找他们的亲戚朋友劝。”第二天，罢工的工人回来了，虞洽卿的心中很恼火，暗道：“罢完工了，当然回来了！”他以为这事就过去了，不料，第三天，出去罢工的工人更多了。这一天是5月9日。因为“二十一条”签订于1915年5月9日，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所以，上海所有学校停课一天，很多商界也关门停业。虞洽卿不想停业。停业，工人的损失不大，他的损失却太大了。他旗下的公司已经停了好几处，上海这边的公司还好些，外地的公司几乎都要被迫关门。虞洽卿不断地向外地的公司打电话：“稳住，稳住！”
这时候，他公司的工人推举出来一个代表，要求他支持爱国学生运动。虞洽卿嘿嘿笑了两声，道：“你们先安心工作，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心中却想：“就你本事大！留着是个祸害，这事一过，早晚开除你！”虞洽卿意识到一次更大规模的罢工到来了，比他历次经历的罢工大得多。不止有工人，还有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甚至政府职员；不止在上海，而且遍及全国各地。
他对罢工非常有经验，他在罢工中捞到过无数好处，他想：“这对我来说是不是个机会呢？”若这次罢工针对的是洋人，是在上海发生的，他当然会当仁不让地参与，但罢工针对的是政府，而且遍及全国各地，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从不想放弃机会，立刻给朱葆三、沈联芳等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打了电话。朱葆三外出不在家，听他家人说劝说公司工人复工去了。沈联芳那里的工人也在罢工，而且闹得很凶，沈联芳没和他说上几句话。
虞洽卿又拨通了傅筱庵的电话，假意问候两声。他心里有些讨厌傅筱庵，主要因为两个人的实力差不多，都想在上海商界更进一步。
电话里，傅筱庵一个劲地叫苦，说公司里没人了。虞洽卿几乎笑破了肚皮，暗自得意，嘴上却道：“哎呀，这么糟糕，傅兄又要破财了。”傅筱庵听他有嘲笑之意，道：“这点钱算什么！昨天我把白玉兰包下了，
花了五千元，都是大洋，一掷千金。那东西置地有声，才带劲呢！你那里情况怎么样？”虞洽卿故意道：“我平日待工人不薄，我不发话，谁会忍心撇下我？”傅筱庵知道虞洽卿为人刻薄，料他那边必然吃紧，道：“彼此，彼此。”虞洽卿和傅筱庵斗了会儿嘴，挂了电话，心里反倒平衡起来。
这时，电话铃响了。虞洽卿心里一紧，只道旗下公司又有关门的，拿起电话，却是朱葆三。朱葆三道：“洽卿，你那里怎么样？”“还好。我刚才开过会，估计问题不大。”朱葆三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看我们也有必要开个会。”虞洽卿道：“应该开会商讨一下。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息事宁人。商人开业，工人复工，学生上课。”“来了再说吧。”
很快，上海总商会要人匆匆忙忙地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付工人罢工的事。虽然朱葆三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沈联芳是副会长，虞洽卿仅仅是一个议董，但他却在商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总商会本意并不乐意工人罢工。但工人们反对的不是商会，而是“巴黎和会”和日本人。于是，上海总商会经过商议，唱起了怪调，他们发出一封电报，主张政府撤出巴黎和会，与日本进行双边交涉。当电文传遍全国，举国大哗。社会各界对于电文中的“清国”等词，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他们的遣词造句模仿日人。上海总商会成份复杂，既有买办、资产阶级又有民族资产阶级，商会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买办资产阶级手中，因此比较亲日。
电文发出的第二天，由上海五十六个商业团体组成的上海商业会团联合会即向上海总商会致函，严厉指责电文一事，并向北洋政府致电，申明电文不能真正代表上海商界的意见。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是由工商业资本家组成，他们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他们认为学生的要求是符合国民公意的爱国行动。因此，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一面动员上海商界参加国民大会，一面大量印发传单，号召人们抵制日货。上海豆米业的仁谷公所、华商杂粮分会、萃秀公所、世界和平促进会、江北旅沪同乡维持会等组织也致函谴责上海总商会。人们认为与日本进行双边交涉，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在青岛的特权。上海商业总会在电文中的立场，和日本基本相同，他们的举动无异于在破坏五四运动。
上海总商会所做出的决定不但没能阻止五四运动，反而促使五四运动上了新台阶。电文虽然事小，但影响事大，因此身为正副会长的朱葆三和沈联芳成了替罪羊。众人的谴责，针对的是他们，虞洽卿不用担什么责任，心道：“这回他们要倒霉了。”
5月13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邀请上海总商会的议董开会，解决电文风波。朱葆三和沈联芳见势不妙，借故没有参加。虞洽卿不由暗喜：“朱葆三号称商界不倒，有他在，就没有我出头之日。”众怒难犯，上海总商会的议董们这次触了霉头，只求息事宁人，显得十分乖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干事汤节之道：“我们同是上海商界，绝对没有追究的意思，但总得有一个解决办法。支持学生运动，本来就是一个爱国之举。大家都是明白人，如果你们继续坚持原来发出的电文，对我们的爱国之举只能是一种破坏。”
上海总商会的议董们点头称是，或说“一时不察，误发了电文”，或说“与己无关，如今受了牵连”，或说“你我本是同林鸟，应当协力共作战，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虞洽卿待众人说完，站起身来，轻轻地咳了一下，缓声说道：“诸位。”他素有“调人”鲁仲连的美誉，能言善辩，足智多谋，这一次不知有什么话要讲。虞洽卿有意顿了一下，待众人注意力集中之后，才道：“电文一事，洽卿是有责任的。”电文影响恶劣，推卸尚且不及，虞洽卿却主动承担了责任，众人惊诧异常。要知道，虞洽卿例来奸猾，从不吃亏，现在怎么甘认罪责呢？只听虞洽卿说：“我在会上也是主张和日本进行双边交涉的，对于这一点，我不想否认。如果要负责任，我虞洽卿算一个。”
上海总商会的议董们遭到谴责后，本来心慌意乱，听到他的话，反而镇静下来。心想：“承担责任也没什么，有朱葆三和沈联芳在上面顶着，这个责任无论如何也落不到自己头上。而且敢于承担责任，不会被人小看。”尽管都明白虞洽卿为何敢站出来，还是佩服他的勇气，当即有人附和虞洽卿。
虞洽卿说：“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是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汤节之问：“虞先生有什么高见？”虞洽卿道：“首先，电文没有经过总商会全体议董的同意就发了出去，不仅不能代表所有上海商界的朋友，也不能代表上海总商会。电文只是部分议董的初步意见。现在不妨重新讨论一下这个电文怎样写。至于电文措词方面，我认为确有不妥之处。我们毕竟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我建议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重发一份电文，申明我会的真正态度。”汤节之道：“我们也没有逼迫总商会的意思。大家本为同枝，和为贵。只要这个电文能维护上海商界的名誉，我们还是举双手赞同的。”“对，对。”上海公团联合会的代表们纷纷点头，道：“我们召开此会，只是寻求一个补救的办法，没有别的意思。”
虞洽卿这时反而不说话了，见上海总商会的议董们点头同意，才道：“我素有爱国之志，然苦无报国之门。既然举国上下抵制日本，我当然顷尽全力支持。我建议抵制日货，振我国威。如有拒绝，即与国人共弃之。我想诸位和我一个心思。朱葆三、沈联芳两位也是出于关心上海商界的前途，怕我们斗不过日本人，这一点，恐怕大家没有异议吧？”他不说，大家反倒忘了；他一说，大家反倒想起来了。一名公团联合会的代表当即站起身，说道：“斗不过也不能发那样的电文！大家说对不对？”“对。”上海公团联合会的代表大部分赞同，说道：“擅发电文，违反了商会的制度。这是会长的失职。”上海公团联合会一位姓陈的代表一拍桌子，说：“我看，应该撤去朱葆三和沈联芳的职务。”
上海商界能人辈出，一直为总商会会长的职务争个不休，历来如此。既然有人带头，众人焉有不附合的道理，一时之间七嘴八舌。没人管重发电报的事情了，讨论的竟是罢免朱葆三和沈联芳职务的问题。虞洽卿见众人的态度愈见坚决，不免暗暗高兴，一再强调说：“朱葆三和沈联芳虽有失察之处，毕竟出于一片好心。”实则无异于煽风点火。
“什么好心？恐怕与日本人勾结太深了，拔不出来。”说话的仍是那个姓陈的代表。上海总商会一个议董说：“这不是失察，这是独断专行。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不守本行的规矩，就不要在这一行混。亏他是上海滩的老前辈，这点规矩都不懂！”那个姓陈的代表说：“我虽然不是总商会的议董，这点规矩还是懂的。我看虞先生深明大义，而且素有鲁仲连的美称，不如当这个会长好了。”上海总商会支持虞洽卿的大有人在，齐声附和。虞洽卿断然摇头道：“此事不妥。明白事理的，知道我虞洽卿什么也没干；不明白事理的，还以为我在暗中捣鬼。况且，朱会长和沈副会长没有到会，这些事本来是不该讨论的。我一向尊重他们，希望大家不要为难我。”一些人又劝他“勉为其难”，虞洽卿死活不肯答应。他愈推，众人愈以为朱葆三、沈联芳媚外辱国，罪不可恕。这次会议，奠定了朱葆三和沈联芳下台的基调。虞洽卿暗中得意：“朱葆三时代已经过去了，上海滩该是我虞洽卿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