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对东台山是很熟悉的。20年代，他曾肩挑行李来到东台山脚下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那时的东台山满山树木郁郁葱葱，而眼前的东台山却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头，只有那十个字标语。陪同的县委负责人见他久久凝视着那条标语，带着几分得意介绍说：那是1958年下半年，县委为了用宏伟的口号鼓舞全县人民“大跃进”的干劲，专门抽调县立一中、二中的全体师生，停课上山修建了这条标语。标语的十个字共占山地一百二十多亩，砍掉树木一万九千多株，用石灰三千多担……
听着这些惊人的数字，谭政只好用委婉的口气说：“这条标语可称得上世界第一了，如果你们的生产也能创世界第一，那就要请你们去北京领奖喽！”
庐山会议和批判彭德怀
1959年秋，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包括两个会议，即7月2日到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总结经验，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
毛泽东谈了形势，批评了党内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观点。他说，对去年的一些缺点要承认，但从全局来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又说，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
就在会议结束前夕，彭德怀因对会议没有解决存在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左”倾错误感到非常忧虑，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系统地总结去年下半年的成绩和教训。他还说，纠正“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指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彭德怀和支持他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右倾反党集团”，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认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这是把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际上进一步升级，它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生活，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使纠“左”过程中断，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
彭德怀“罢官”后种麦实验
彭德怀在“大跃进”年代，对传媒宣传的粮食亩产“放卫星”大不以为然。在他罢官后，闲居无事，还想亲自作试验一亩地最多能产多少粮食。彭德怀在住处北京郊区吴家花园选择了一分最好的地种麦子，深翻、厚肥、密植、保水等措施都达到最高水平。
麦子茁壮成长。
在收获时，彭德怀还成天守护着麦地，不让麻雀偷吃，做到颗粒归仓。收下麦子一过秤，这一分地，打了九十多斤！
彭德怀颇有感慨地说：“一亩地，八九百斤，算我的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二千斤，也就顶天立地了。共产党人要讲实事求是，要提倡讲真话。”
黄克诚家居打油诗
“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黄克诚早已被撤了职，赋闲在家，日子很不好过。他却毫不失态地生活寿每天读书、看报、写毛笔字，不时下下棋，偶尔也去郊区看看小麦的长势、秋粮的收成，此外就在宅院中长久地、无言地走着。
他曾仿鲁迅之作吟了一首不很“打油”的打油诗：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舍长盛世，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够消遣，吃喝穿住不用愁。
唯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张闻天“欢乐在自己”
张闻天“欢乐在自己”
张闻天在“罢官”后，曾抄录一首古体诗给妻子刘英：
把酒问青天，世间谁无死？
贵在未死间，少愁多欢喜。
富贵在于天，欢乐在自己。
古今通达事，舍此而及彼。
当刘英念到“富贵在于天”时，张闻天说：“这个不要。”并用手指后面一句“欢乐在自己”。
七律庆祝建国十周年
林伯渠
伟业喜承十月先，奋飞相续十年间。
共照日月敌新彩，竞扫秽瑕换旧天。
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
波涛万顷望无极，稳掌南针总向前。
七绝天安门
邓拓
一
举国欢腾起舞时，天安门下动遐思；
春秋大事书万卷，不敌英雄纪念碑。
二
古来岁月去悠悠，独向高城瞰九州；
今日天安门外路，四通八达遍环球。
刘少奇说稿费怎么这样高
1959年11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关心稿费的意见。
当时刘少奇的一篇报告，收到人民出版社每千字35元的稿费。刘少奇说稿费怎么这样高。从此稿费下调，甚至不发稿费。
事后，林默涵说：“这个王子野（人民出版社社长）为什么给他发那么多的稿费？”
中央常委与会人员自备茶烟
1960年中国进入一个极度困难时期。
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天灾，加上苏联单方面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向我们讨还外债，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民的基本生活没有保证，城市实行凭票供应，一天只有几两粮，副食品有时凭票也买不到。农村的情况更糟，农民有的用树枝充饥。困难严重的地区，还饿死许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首长取消了特供，限制了伙食标准。中央领导人带头，与人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毛泽东还在一次会上说：“我们常委带个头，今后常委开会时，茶叶自备，烟自带，不再作招待了。看是否可以？”
在场的常委同志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又说：“我们都艰苦一点，不吃肉。”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在困难时期要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渡过难关。比如到服务处买东西，要登记，按价付钱。到大会堂、钓鱼台去吃饭，要先打电话通知，登记姓名，多少人，吃什么，吃完记账。每月结一次账。如果大家没意见，我看就下一个通知按规定办。”
在中央首长身边服务的人员，接到这个规定后，立即按此办理。他们把每袋茶叶分成十包，每包计价为一角，首长用一包，也照记一角钱。烟也标价写了纸条，放在烟盒里，完了统一结算。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即“八字方针”）。
从此，中国经济由“大跃进”转向大调整。
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调整管理体制，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
在全会上，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率先离京调查，并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人员认真进行调查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在河北，朱德赴四川、河南，陈云赴上海，邓小平在北京郊县等进行调查，还派出大批调整组赴农村、工厂调查研究；就在这些调查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使各方面的调整都有章可循，调整工作有秩序地逐步展开。
刘少奇说；不多嘛，才加了两个“零”，全是空的！
1961年春，刘少奇在湖南农村召开座谈会。他寻来邻里乡亲，开场便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接着又说：“……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得陧不好，死而不改更不好。”
在场的省、地、县、公社领导，直至生产队长，逐级站起来，面向几十位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检讨、道歉。这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次民主实践。
一位记者感动不已，也主动要求发言，检讨如何搞浮夸，放“卫星”。他说，原来采访亩产700斤，他嫌少，就加了一个“零”，报社总编还觉得不过瘾，又加了一个“零”。结果登出来就成了“亩产七万斤！”
“噢……”刘少奇轻声感叹，“不多嘛，才加了两个‘零’，全是空的！”
陶铸汽车跑公路教训县乡干部
陶铸在广东期间，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跑。
有次下乡，走到半路他叫车停下来，派人将县委书记和县长叫来，汇报公路建设情况。县领导人滔滔不绝，又是数字又是实例。他总是摇头，说问题没有汇报清。末了把他们一起拉上汽车，叫他们想，而汽车就在那三十公里长的公路上没完没了来回地开。
陶铸问：“想好了没有？”县委书记摇头。陶铸说：“我用屁股都想出来了！”又过了片刻，大概是琢磨出味道了。县长和书记说别开了，骨头颠散架了。陶铸问他们想清楚没有？他们说想清楚了，他们的汇报有水分，表面化。至少这三十公里的路段要翻修……
“七千人大会”全面调整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及部队的负责人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本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还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
七千人大会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它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毛泽东虽然带头纠“左”，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大跃进。
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并任命陈云为组长。
中央财经小组多次举行会议，研讨了经济调整问题，并经毛泽东批准将送交党中央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发至全国贯彻执行。
在此同时，政治、文化领域也逐步开展调整，诸如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宣布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