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路线指引下，一场“大跃进”运动蓬勃地开展，这是人们企图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尝试。它首先从农业开始，早在1957年9月、10月问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接着《人民日报》社论先后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要求农业在十二年内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随后又不断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指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并引发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
1958年8月始，“大跃进”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还号召1958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当时还只完成四百五十万吨，为了在四个月里再生产六百二十万吨，于是以“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全民炼钢运动迅速掀起。
全民炼钢失败了。
“大跃进”运动有悖“八大”正确的综合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方针，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它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小社并大社”的观点，以后这种理论不断深化，发展为人民公社的设想。他的总思路就是农业合作社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同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还概括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自此人民公社迅速在全国农村广泛兴起，两个月内，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鉴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这只是超时空的理想，它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
山东范县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
1958年10月28日，山东范县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并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景象：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俺的新乐园。
毛泽东后来在《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载中宣部编印《宣教动态》第134期）一文上批：“此体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位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同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当时赴范县“取经”者络绎不绝。
一个比一个高的农业超产“卫星”
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农业“高产卫星”频繁地“腾空”。
从《人民日报》的所载报道：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
6月12日：湖北广化县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县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
8月31日：湖北麻城县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9月18日：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一万一千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
在众多高产“卫星”中，河南西平县亩产小麦七千三百二十斤颇引人注目。它打破了中国，甚至“世界记录”。当时，苏联卢克亚组所著《冬小麦的高额丰产》一书记载世界小麦最高亩产记录仅为一千四百九十一斤。因此，当《人民日报》报道这一消息后，本省的、外省的、中国的、外国的参观者蜂拥而至，他们瞪着迷惘和探询的眼睛，探索着犁过的麦茬和麦场上的大麦囤。也有参观者还趁人不备地拿一点高产田的泥土或几粒麦子，包起来装进提包，带回去认真研究。
这年7月，中央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全年粮食总产量，高达一万亿斤，而1957年仅三千九百亿斤。这样高的数字，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相信，通知对外宣布估产时，降到六千至七千亿斤。
“粮食多了怎么办？”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
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全县夏收九千多万斤粮食，秋粮要收十一亿斤，全年粮食总产计划拿到十二亿斤。
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回答说：“我们用粮食去换机器。”
毛泽东说：“不光是你粮食多，哪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这时大寺各庄农业社主任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呀！”
毛泽东笑呵呵地环顾围在身边的人。
县委书记张国忠只好笑着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很快通过传媒到中国科学院。
科学院召开扩大会议，主持人说：“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人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后来在另次会议又说：“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于是有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接受了粮食综合利用和研究的任务。解决有机化学工业原料来源。可是做了许多工作和实验，那么多人花了一年多时间，都是白费。
不久，人们就从粮食多了吃不完的幻想，跌进了粮食紧缺；这时科学院所属二十多个生物学研究所，研究怎么吃粮食以外那些本来不吃的、没法吃的东西，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各种代用品。
钢铁元帅升帐了？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提出赶上英国的最主要指标一钢产量在1957年五百三十五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1958年提高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议通过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公报。
全国全民大炼钢铁。
各地第一书记挂帅抓钢铁，保“钢铁元帅升帐”；大搞土法炼铁，全民大办运输。
炼制炉具不足，小高炉、土高炉应运而生。炼铁焦煤不够，就用家庭炼炭，还砍伐树木烧成木炭替代；没有铁矿石的地方，就用家用铁锅砸碎，城镇也有用铁栅、铁门当做炼铁的原料。
钢铁“卫星”也上升了。
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全国钢的日产量近六万吨，铁的日产量近三十万吨；还出现了九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七十三个日产生铁超过四千吨的县和两个日产五千吨钢，一个日产四千吨钢的省。
两个月之后，《人民日报》有文宣布，称到12月19日全国已生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提前完成了八届二次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的任务。
但是经过检验，合格的不到八百万吨。
陈赓答复：学院要照常上课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
这年夏日，军事工程学院党委请示陈赓院长：“学院是不是要停课去大炼钢铁？”他说：“不行。学生要学习，怎么都叫去大炼钢铁？”
陈赓随后找总参谋长黄克诚，黄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两人又一起去请示聂荣臻，聂荣臻也赞同。于是陈赓答复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学院要照常上课。
在大炼钢铁的日子里，陈赓回家见孩子连家里喝水用的搪磁杯也要拿去化铁；社会上也有人把许多有用的铁器砸碎拿去化铁，非常生气，他说：“你们是左倾幼稚病！这分明是劳民伤财嘛！”
饭桌上拍板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
1958年1月，甘肃省党代会期间，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在听取地区水利局汇报引洮抗旱设想，在吃饭时，顺便向同桌的省委书记张仲良作了汇报。张仲良听得兴奋，大声地说：“好啊！这个想法不错。一言为定，这个工程由省上抓啦！省上要扩大规模，变成全省的一项重点工程。”
同年6月，在跃进形势下，他们创造了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六个月就完成了五年半任务，致使“技术复杂程度和工程任务的艰巨是历史上所少见的”（张仲良语）。“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全面开工。
所谓“引洮工程”，就是要将洮河引过海拔二千一百三十公尺的华家岭，灌溉甘肃中部、东部干旱地区的二千万亩土地，总干渠要跨越大小山沟八百八十余条，全长一千四百公里。
十七万民工就干了两年余时间。
1961年8月8日，《甘肃日报》介绍“洮河两岸”景观，并附有四幅照片，但“引洮上山”的音讯突然消失了。
据后来权威资料记载：三年间耗费六千万工，国家投资一亿六千万元，完成土石挖方一亿六千万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后来，水电部在总结三十五年来的水利建设经验中认为：兴建引洮工程是一大蠢事。
胡耀邦提出：鼓足干劲生产
胡耀邦每逢外出，必携带一部大《辞典》，一本大地图。
1958年，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第二次赴广西，也是他解放后首次来到广西。
他在广西跑了一个多月，在南宁参观了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机械厂，赴宾阳参观了改良土壤，往贵县看了贵县糖厂，还看了桂平的罗播公社、玉林山心炼钢厂、北流的少年之家；经容县又到岑溪，参观了卫生村南渡，经梧州参观了市人民医院、共青团水电站，上贺县看了平桂水岩坝锡矿和西弯煤矿，路经钟山，在平乐、阳朔各住一夜，然后赴桂林、柳州、宜山、罗城等地，以后就到贵州去了。
他每到一地，就是做调查研究，向干部群众作报告，号召青年听党的话，辛勤劳动，发奋工作，扫除文盲，向科学进军，向农业高产进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改变落后面貌，逐步改善生活条件；特别强调不能茅草房子万岁。
当时正是举国上下掀起大跃进浪潮，而且一浪高似一浪。
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就在这时，北京有人提出，共产主义就到了，马上就到了，明天就到了。胡耀邦在南宁作报告时，针对这种言论问在座者：国民收入每人一天一块钱的共产主义你们要不要呀？在座的有的说要，有的说不要。他鲜明地表示自己看法不能要，要物质极大丰富，觉悟极大提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叫共产主义。
在全民“大跃进”时代，到处都刮浮夸风。这年胡耀邦在桂平县参观所办的几家“共产主义大学”时，看到挂着“食品学院”校招，是个卖稀糊的；来到“中医学院”却是爿草药铺子，他没有说话。当玉林地委副书记得悉他参观了这些地方，马上说：耀邦同志，你看的地方有点浮夸吧！他没有说话。但当离开时却对陪同人员说：“这个女同志真厉害，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
胡耀邦来到岑溪境时，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放开肚皮吃饭。”他说：“不生产你怎么吃饭呀！我给你们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又想了想说：“这还不够准确，我再加上两个字，叫做‘继续鼓足干劲生产，准备放开肚皮吃饭’。”
李达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是错误的
1958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农村浮夸风的根源。他准备上书给毛泽东，请中央否定这种错误的提法。
说来也巧，正当他准备动笔之际，毛泽东来湖北考察农业。
毛泽东道：“你在理论上又有什么新作问世？”李达连忙答道：“有，我经过研究，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听了吃惊地问：“错在哪里？”李达说：“错在是脱离客观的唯心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我们只是利用它鼓动农民放大胆子，多打粮食……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现在的胆子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了。你的脑子发烧到三十九度，下面就会烧到四十度，甚至四十二度，这样浮夸风就会满天飞，人民群众就会遭大灾，你承不承认？毛泽东听了这番话后，十分生气地站了起来说：你说我烧到了三十九度，我看你烧到了百把度吧……就这样，他俩不欢而散。
几天后，毛泽东为了搞清楚农村到底有没有浮夸风，召开了有农民代表直接参加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听了一些农民代表的直言后，从中悟出：中央利用鼓动人心的口号来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却把一些干部引入了浮夸风的歧途。他觉得李达的意见是对的。
毛泽东向他作了自我批评，还对李达说：“你是理论家，我要向你学习。”
在肯定“三面红旗”上纠正“左’’的错误
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就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些会议，开始纠正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不少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思想，如人民公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必须按照生产的客观可能对原定物质分配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及关于制止“共产风”，农轻重比例关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等问题。
但是这些会议的纠“左”是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左”倾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是很不彻底的，形势没有根本好转。
在此期间，即1959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选举刘少奇为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不同意和毛泽东放照片在一起
刘少奇当上共和国国家主席后，报纸上要把他的照片和毛泽东的照片放在一起刊登。
他不同意。
他说：“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
但有人提出这里面有个对外的问题，当时毛主席也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曾提议刊登刘的照片时是否可以比毛主席的照片小一点。毛泽东马上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了。
文革初期，大字报说报纸上登刘少奇照片是想同毛泽东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对此刘少奇在支部生活会谈了这件事，澄清了大字报的造谣。刘少奇还说这事，“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现在断章取义地传出来，不知道是何用意？”
“世界第一”的大标语
1959年2月，谭政回乡。
他行车至家乡湖南湘乡东台山，见山上“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十个耀眼的白色大字标语，首先映入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