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研、教育、文化的调整，对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保证了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我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在北京所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八届十中全会和社教运动
1962年国内外出现了复杂问题。
在国内，台湾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叫嚣“反攻大陆”，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搞破坏，社会上极少数反动分子也妄图“变天”；国际上，中苏争论加剧，苏联在中国边疆地区不断制造颠覆活动，且支持印度入侵中国，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
这时，毛泽东又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的主题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会议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甚至把党内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也看成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由毛泽东最后审定的全会公报，提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恢复农业生产、干部甄别、文化艺术和出版等方方面面出现和存在的不同意见分歧和主张，都当做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严加批判。
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修正主义。
1963年5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正式颁发，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又颁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工作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把“四清”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首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大批判
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还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了批判。它在全会上与“翻案风”联系起来作批判，说是利用刘志丹宣传为高岗翻案，还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作为小说策划人和幕后指挥者，打成“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他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刘志丹》批判，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表现。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领域多次严厉批评，特别是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的两个批示，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批判，诸如1964年7月后的文艺界整风，就严厉批判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和邵荃麟、阳翰笙、田汉等人，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在此同时，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逆风千里》和《关汉卿》等进行了公开的政治批判。还批判了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并扩展到在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等等。这种批判是推行“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方针的结果，它破坏了“双百”方针的贯彻。随着“左”倾错误的进一步蔓延，到1965年11月，便发生了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引入了全社会全民的大批判运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
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坚决顶住国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坚定不移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美国妄图长期霸占台湾，它还取代法国，企图利用越南为基地威胁中国，它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奉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占台湾。中国政府一贯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海峡两岸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由于中国政府坚定的原则立场和正确的政策，使美国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并长期侵占台湾的阴谋不能得逞。
中国人民在道义、物质和人力等方方面面尽一切可能给了越南人民援助，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抗美援越斗争，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和爱国主义职责相结合的精神。
苏共二十大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间，引起了极大震荡。帝国主义势力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中苏之间也由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破裂。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积极增进同世界各国的友谊。从1956年到1965年，出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同其他国家建交的又一高潮。我们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2年，中国被迫进行对印度侵犯中国领土的自卫反击战，目的仍然是为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七律远望在大连棒槌岛
叶剑英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邓小平驳斥苏斯洛夫
1963年，与邓小平直接谈判的苏方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在一次会谈中，苏斯洛夫对邓小平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这是我们不得不撤回来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呢？”邓小平反问道。
“现在中国的气氛已经不适宜我们的专家工作了，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拔白旗。在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让你们送了一面白旗。这证明你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使得他们无法工作了，撤走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苏斯洛夫说得不紧不慢，很有依据，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下子被他谈到的情况弄愣了。邓小平悄悄示意工作人员立即向国内挂个紧急电话，对上述情况进行核实，然后继续有礼貌地听着苏斯洛夫的发言。
当工作人员赶来把向国内核实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后，他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轻轻用指头掐灭了手上的烟头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刚才苏斯洛夫同志说，我们给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送了白旗，这是造成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我们刚刚做了核实，确实是送了一面旗，也的确是白色的。”邓小平说到这儿，略为停顿了一下。
“不过，我想告诉苏斯洛夫同志的是，这面白旗是锦缎制作的，还镶有一道漂亮的金边，上面精心绣了8个红色大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这就是实际情况。”
苏斯洛夫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邓小平继续说：“苏斯洛夫同志，可见你们掌握的情况与事实出入有多大的距离呀。”
“这……这也许是些不值一提的枝节问题。”
“那我们也来说说重大问题吧。”邓小平说，“那么，你们到底为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走专家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这涉及到了我国各重要的经济部门，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你们片面地、单方面违反国际准则地撕毁了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的做法不仅给我们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的目光才行——”
邓小平的话字字如千斤，各国代表都能掂量出他的历史分量。
“可让印方打着绿旗来领”
1962年，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自卫反击战，打出了国威军成。
正当战争胜利发展时，毛泽东下达了命令：“刹车！”并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撤军。随即，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装备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达维尔准将以及三千二百一十三名战俘。
据杨成武回忆：周总理对释放战俘和交还缴获武器装备的工作十分重视，抓得很紧很细。还特别交待在移交被俘人员和装备时，可让印方打着绿旗来领。
为什么不打白旗而打绿旗呢？他说：“这是周总理从战略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的。通常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意味着和平。印度入侵中国，被我们打败了，他输了理。我们还是希望中印两国人民像以往一样友好相处。让印军打绿旗，体现了我们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善心意。”
毛泽东说，“周郎”也很好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
代表团到莫斯科当晚下榻于列宁山苏联别墅，代表团成员有多次在这里住过的，在散步时，见到园中景物如故，而赫鲁晓夫已下台，有人顺口吟起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
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重来。
有人开玩笑地说：可把“刘郎”改为“周郎”。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时又谈及此趣事，有人说：把周总理称“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则说，“周郎”也很好。
6级组长
1964年，中国向老挝派出以段苏权将军为组长的中共中央驻老挝桑怒工作组。
有一次段苏权回国。
那次途经昆明住招待所，他没找熟人战友，更没有兴师动众让人去预作安排接待，一切照规律办事；到达之后，直奔接待室，同所有旅客一样，填写住宿登记单：
段苏权，男，48岁，湖南茶陵人，干部，工作组组长，6级。
服务员看登记表，又看看他，抓起圆珠笔在“6”字旁边添一道，成了“16级”。
难怪，组长也不过是班长的意思，再大的班长也项不到天，怎么可能是“6”级？一定是丢了一笔。实在说，“16级”可能也是虚报呢，想住好房间罢了。
服务员把他打发到三人一室去了。
段苏权拎起行旅包，就住进去了。
过了一天，老战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前来看望，但查遍了所有单间都未找到。
服务员说：“他没住这里吧？”
陈康说：“不可能么，有人看到过他了。你们再查查别的房间。”
“他这一级干部，不可能安排别的房间……”
服务员只得查其他。
“这不是吗！”陈康一下子看到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直到这时服务员才明白，真有6级的工作组组长，而且是被她打发去了大房间，而且人家什么话也不讲就住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