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八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七大”到“八大”的十一年间，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一个拥有一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且成为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认真总结从“七大”以来的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蓝图。
“八大”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它成为起草“八大”文件的指针。
毛泽东在“八大”上作了《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这次大会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提出和初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一是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二是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三是初步探索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就经济运行的调节问题和市场问题作了探索。
四是作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决策。
五是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制度。
六是确定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坚持“双百”方针。
中共“八大”后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成立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
中央“八大”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今天时隔近半个世纪，但与人看来仍是那么新鲜。
但是正如邓小平后来在党的“十二”大所说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搬掉毛泽东塑像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从湖南长沙飞抵武汉南湖机场。
在候机室中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大型立体塑像，非常恼火，一见王任重的面就严肃地指出：“一定要搬掉。不然，惟你王任重是问！”
王任重与省、市领导人商量了很久，终于没有想出好办法。于是，毛泽东塑像就依旧站立在南湖机场。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
中共中央“八大”期间，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动员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
邓小平说：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
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
周恩来说：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
毛泽东又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
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
这时，刘少奇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
毛泽东一锤定音：好，定了！
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
邓小平再也没有推辞。
陈郁住房子
八届中央委员陈郁是共和国首任国家燃料工业部部长、行政四级干部。但他始终保持俭朴生活。刚到北京时，陈云和他谈完工作后说：“你也不必另找房子了，就同我住在一起好不好？”陈郁说：“这当然很好！但是你住的这栋房子已经够挤的了，我们怎么好再挤进来呢？”陈云说“挤什么呀！这不是比延安窑洞好得多吗？”
陈郁一家就搬进了陈云的住宅。
后来燃料工业部要求陈郁搬出来。说，你住在那里不方便，我们要经常找你，会打扰日理万机的陈云同志。部党组不顾陈郁反对，硬是给他分了住所搬进去。陈郁住进后，“觉得太大了，浪费！”他要请人来同住，但没人来；不得已，他点了赵世兰（赵世炎的妹妹）说，“赵大姐同我们是老战友，住在一起最恰当。”赵说：“不恰当，不恰当！谁愿意和你住呀，你没有白天黑夜，没有节日假日，想起来就要找人谈工作；同你住在一起，我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于是陈郁又说：“凡是没有结婚的男女青年同志都可以搬来同住，我绝不在休息时间谈工作。”可是也无人响应。赵世兰对他说：“人家青年男女工作之余要谈情说爱，谁愿意同你住在一起呀！你就少给人家找麻烦了，老老实实住在那里吧！”
此事虽小，但反映了陈郁的生活和工作作风。
邓子恢在传达室下棋
八届中央委员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时，依然作风朴素，平易近人。
有年夏天中午，有位省委第一书记前来拜访邓子恢。他走到机关传达室门口，说是要见邓老。当时邓正在传达室，听说有人找他，立即从传达室窗口中伸出头来问有什么事。这位省委书记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会在传达室坐着。原来邓子恢午休无事，常喜欢在传达室挥扇和警卫员们下棋。
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1956年是丰收之年，但也是多事之秋。
国内外都先后出现了一些闹事事件，对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认真对待、冷静观察的态度，并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整个形势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
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明我们党的原则立场，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同时又指出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文章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1957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正式发表时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发表，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它是“八大”正确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方向。
谭震林回乡看望资本家
1957年春，中央书记处分管农村的谭震林书记到湖南攸县蹲点。
来到攸县，他说附近的茶陵是“第二故乡”，要去看看。
他在茶陵的徐文元书纸店当过小学徒。他后来就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马日事变”后，谭震林被通缉，来到书纸店，徐老板收留、掩护了他。
此时谭震林回茶陵，徐老板已经不在了，老板娘和少老板对他来临有点诚惶诚恐。谭震林毕竟是共产党的“大官”。
谭震林详细询问起公私合营后的一家生活情况，少老板徐彬生告诉他合营后生活很好，不用像过去样样自己操心了。当他知道徐彬生在合营店干得不错时，笑着说：“你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嘛！”
临分手时，谭震林提出，在店前和老板一家合影。老板娘乐得合不拢嘴。谭震林说：“要是老板在就好了。”
照完相，谭震林送给老板娘两盒人参。
回路上，有随员想不通了，问：“店老板当年没有剥削你？”
“小资本家也是要剥削人的呀！”
“那你为什么还对他们那么好？”
谭震林笑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把什么事情都搞绝对了。以为资本家没有一个好人，这就大错特错了。徐老板是小资本家，可他讲情义。‘马日事变’后，在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让我在他们家躲藏了好几个月，你们说他是不是个好人？我应不应该感谢他们？”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中国政治生活出现两件大事，那就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整风，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因为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不打退右派的进攻，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而且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修改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冯雪峰右派先定性后报材料
冯雪峰是鲁迅亲密的战友，建国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一位副部级老干部。他在1957年并未参与“鸣放”，不料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被指控为在30年代“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反党分子”、“右派骨干分子”。
与会者大为震惊，惊诧莫名。
楼适夷当场号啕大哭。
许广平站起来表示愤慨，指出所谓鲁迅被冯雪峰所蒙蔽的说法根本不可信。
杜鹏程说：“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象。”
柳青说：“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
就在《人民日报》报道冯雪峰是“反党分子”的第二天，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了主管单位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书面通知：“你处×月×日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通知是一份打印好的通用件。“冯雪峰”和“列为右派骨干分子”的字样是用圆珠笔填写的。令人诧异的是报材料的月日未填具体时间；它并非漏填，而是根本未收到任何材料。实际是在收到通知后，即1958年1月，才奉命陆续补报的。由此看出，把冯雪峰定为右派，全是一手包办，迫不及待。
胡乔木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
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57年，反右时，局党委办公室对他说：“你们部门（温主管对国外广播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结果，该部门“抓右派”，未能达到规定数。
有一天，周扬讲话，说有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温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
当时，周扬此说，已受到中央批评。主持会议的熊復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不必向下传达。
温济泽却从严掌握对外广播角度，对几个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作了转告。周扬非常生气，与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打了电话。温济泽向梅益、周扬分别作了说明，但已没法挽回了。
1958年10月，温济泽被说成“甚至公然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整风的每一阶段，对外部门都落后于局里的其他部门”。终于，他被补划为“右派”。
当时，胡乔木十分震惊，廖承志大吃一惊。
第二天清早，两人相约来到中宣部，得到的答复：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了，已报到中央书记处了，没法改了……胡乔木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不禁也叹了一口气。
1978年，胡乔木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就请温济泽前往工作，就此他在未恢复党籍前，就出任了该院科研组织局副局长。
徐平羽不划右派
徐平羽（即白丁）因胡风案审查了一年，出来后主持上海外事口（今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不久即面临反右斗争，但他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
由于徐平羽的坚持，上海市委黄庆熙表示，“尊重徐平羽同志的意见”，因而，上海外事口未划右派。这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中，特别是在以“左”闻名全国的柯庆施领导下的上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实，在上海外事口，也跟其他部门一样进行了反右，给一批干部定了性，只是由于徐平羽的坚持，才未划右派。而原来属于外事口的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此时因已划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划了不少右派。
徐平羽不划右派，这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号召“除四害”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中央、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讲到了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他说：“现在四害横行，危害匪浅。”
当有人问及哪四害时，毛泽东扳着指头说：“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
夜深了，毛泽东还在起草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除四害运动轰动了全国，也惊动了世界。一位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记者乔治·盖尔，把他们在除四害运动中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中国没有苍蝇》一书，十分畅销。
在这场除四害运动中，对应否消灭麻雀，在科学界引发了一场“论战”。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情况后，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在一次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以臭虫。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两年麻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到捕杀，现在我提议为麻雀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刘少奇捉老鼠
1958年，北京全市展开了一场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
刘少奇听了秘书报告后，平静地说：“如果人家到我的房子周围捕捉麻雀，你们不要干涉，这是毛主席号召的，不是北京市的主意。”
第二天，中南海红墙内，天罗地网，围捉麻雀。奇特的场面确实很壮观。
但刘少奇却无动于衷。
有一天，刘少奇按了卫士的电铃。卫士到后，他伸出握着拳头的右手神秘地说：“你猜我手里抓的是什么？”卫士愣住了，因为刘少奇是从不轻易开玩笑的啊。这时刘少奇说：“你仔细看看我的手。”卫士侧过头一看，惊奇地叫了一声，“啊！这不是老鼠尾巴吗？”刘少奇哈哈笑了两声，举起右臂，用力地将老鼠摔到了地板上，然后指指一动不动的老鼠，说：“这才是真正的一害！”
卫士不解地问，“你是怎么抓到的？”
刘少奇说：“我听到办公桌旁边的墙角有响声，一看是只老鼠正沿着墙根慢慢腾腾地走着，我顺手拿了块纸板，在前面一挡，右手一抓就捉住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制定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议社会主义”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体现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因此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宣传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